“左联”青年作家们的小说
以反映土地革命而受人注意的另一作者是丘东平(1910—1941)。他的家乡广东陆丰县,曾是农民运动较早蓬勃兴起的地区之一。东平少年时期在儿童团中受过革命教育。一九二八年春,他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并在革命政权中做过工作。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他过着艰苦的流浪生活,也曾在十九路军中任职,参加过上海“一二八”和热河抗日战争。这些切身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一九三二年,当他在“左联”培养下开始发表《通讯员》等短篇小说时,就以农村革命生活的真实描写引起了人们的重视。《长夏城之战》和《沉郁的梅冷城》两集中的作品,讲述着红色区域发生的一个个动人故事,刻划着各式各样平凡而又坚强的战斗者的形象。《多嘴的赛娥》写一个在旧社会备受虐待与欺凌的童养媳,为完成革命任务而献出生命;这个向来被人误认为“多嘴”的人物,被敌人抓住后,“坚决地闭着嘴,直到被处决”,不曾丝毫吐露“身上所携带的秘密”。《红花地之守御》速写式地描画了一个平易近人、豪爽乐观的地方武装指挥员,在一次防御战中出色地指挥队伍,消灭了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一个小孩的教养》叙述一个天真少年在反动的保卫队面前因缺少警惕,致使其父惨遭杀害的故事,既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对革命政权的密切支持,也表现了敌人的无比奸诈与凶残。《中校副官》则借抗日前线国民党军队中一个正直、爱国的军官的被杀,揭露了蒋介石媚日反共的真面目。东平的小说注重客观描绘,绝少主观抒情议论。作者重视人物性格的刻划。但有时由于对人物气质把握得不很准确,以致在某些形象身上出现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毛病(如《通讯员》一篇中,主人公林吉因护送任务未完成,而痛苦到了竟至于自杀的地步)。
“左联”培养的青年作家中,发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周文(何谷天,1907—1952)。他曾在川康边区的军阀队伍里生活过,作品也大多取材于旧军队和地方政权,描写了上层的倾轧和下层的受苦;但又不限于这类题材,在短篇中还展现了社会许多角落的众生相。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四五年间,周文先后写有《分》、《爱》等四个短篇小说集,中篇《在白森镇》,长篇《烟苗季》(注:《烟苗季》共十二章,先以《烟苗季》为题,出版了前八章,后四章,作为《烟苗季后部》另行出版)。他说过:“从现实主义在中国被提出来”以后,他对这种创作方法“不断地在研究和探讨”(注:《我怎样写〈山坡上〉的》)。这种努力,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和支持。他的小说,着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如《一天几顿》、《陈司事》等)和环境氛围的渲染(如《热天》、《父子之间》等),没有什么复杂的情节。不少短篇,往往近乎生活速写和人物素描。优点是写得生动细腻,富有生活气息,尤其是善于捕捉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具有个人的特点;但有些篇章所展示的社会画面不够广阔,思想深度也嫌不足。在他的创作中,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影响。这位曾经十分勤奋“多产”的作家(他还因此把一个集子取名《多产集》),抗战爆发后,主要从事其他革命工作,除中篇小说《逃亡者》外,不再有多少创作问世。
虽非“左联”成员,却曾参加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团体,并且在创作倾同上也与左翼作家一致的,是吴组缃。他从一九三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最初的作品通过一些个人的悲欢离合,写出了顽固保守的社会势力如何摧残着新的生机。随着思想发生变化,他的笔锋转向急剧破产中的皖南农村。一九三四年前后产生较大影响的《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就是《西柳集》、《饭余集》中较为优秀的作品。前一篇的副标题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八十八房、好几百家”(注:在《西柳集》中原为“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这里根据的是《吴组缃小说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5月北京第1版)的宋姓家族的地主豪绅们为了争夺宗祠一千八百担积谷,丑态百出。作者剖析深入,笔致细腻,在活泼流畅而富于个性的对话里栩栩如生地画出了众多人物的性格。结尾处写农民抢谷的场面,更反映了农村革命的勃起和地主阶级日就灭亡的命运。《樊家铺》里的线子夫妇,原是勤劳纯朴的青年农民,但在地主盘剥、官厅敲诈下,男的不得不去抢劫财物,女的为了要取得一笔钱去营救狱中的丈夫,竟致亲手杀死自己的母亲。通过这个悲惨的故事,作品对旧社会作了深刻有力的暴露和批判。虽然气氛比较阴沉,但作家着力描写樊家铺地方的残破和骚动景象,穿插了地主阶级惶惶不安、仓猝逃走的场面,把故事的发展放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使得小说具有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作家自己说过,这两篇作品“都以昂扬之情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崛起与胜利前途,对压迫阶级及其统治势力的走向崩溃灭亡,则投以痛快的嘲笑”(注:《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此外,象《天下太平》、《某日》等篇,也为读者所称道。吴组缃的作品,真实地写出了动乱的农村现实和发生于其中的各种复杂的纠葛,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成就。
创作倾向与左翼作家相似的还有罗淑(?—1938)。她有《生人妻》、《地上的一角》、《鱼儿坳》等三个小说、散文集。其中《生人妻》一篇,写四川沱江上游山地里的一个农民,在贫困无助的情况下终于不得不出卖妻子的故事,作者以女性的敏感和同情描画了这一对夫妇的悲剧命运和纯朴真挚的感情。就题材而言,这篇小说颇与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相似。但柔石着重表现母亲的顺从和由此而来的屈辱,罗淑却突出妻子的倔强和从而爆发的抗争;不仅写出了农民的深重苦难,也表现了他们最初的觉醒。由于写得深切动人,《生人妻》发表后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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