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短篇小说综述

人物塑造的成就与不足

　　现在短篇小说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是人物塑造的问题。读过一两百篇作品，那种鲜活、新颖、有深度的人物形象很难遇到几个。有些人物形象，要么是模糊的影子，要么是理念的木偶，很难留下深刻印象。短篇小说人物淡出的问题已受到众多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但多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这正是短篇小说难以重振的重要原因。

　　在2011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作家在人物塑造上的努力。尽管鲜明而结实的人物不是很多，但也有一批。对于短篇小说，虽然不能要求都去写性格化、典型化的人物，但文学史实践证明，短篇小说完全可以写出杰出的典型人物，这样的形象在今天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关仁山《镜子里的打碗花》可谓一篇精心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力作。农民工形象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但一般写得较为单薄、清浅，正面品格着笔较多，负面性格浅尝辄止。而关仁山笔下的农民工，不仅显示了作为农民的优秀性格，更揭示了身为农民的卑劣品行。主人公张五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身份逐渐转换，从蹬三轮车的勤劳善良的农民工，到生活悠闲、妄自尊大的富豪的看门人，到既偷物又骗色的盗窃者，最后又回到辛苦而卑微的三轮车夫。勤劳、善良、聪明以及自私、贪婪、狡猾、虚荣等性格和品性，既矛盾又统一地凝聚在张五可这个人物身上，而聪明、大胆、执着是他作为底层人物的核心性格。这一形象的社会内涵和审美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除了现实主义的性格化人物外，还有赋予诗意的意象化人物，突出某种性格的类型化人物，着力刻画一种心理、精神的心理型人物、象征型人物等等。其人物塑造的天地是非常广阔的。李浩的《爷爷的“债务”》描绘了一位忠厚仁义、执拗践诺的爷爷的形象，但作家又对这种传统品格给予了形象的解构，使这一形象变得丰富而复杂起来。温亚军的《麦子》刻画了一位爱麦子如命、对世事怀有忧患感的大舅的独特形象，同当下那些忘却饥荒灾难、沉湎世俗享受的人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还有一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形象，如甫跃辉《秋熟》中的老龙太、翠妮祖孙俩，在古朴、丰饶的乡村秋景中，一老一少两个人物竟显得那样美好而凝重，他们的善良、淳朴反衬了世人的卑俗和虚伪。再如马金莲《鲜花与蛇》里的农村少妇阿舍，小说在琐细平淡的农家生活画面上，呈现出一位勤劳、质朴、贤惠的传统女性形象。又如万玛才旦《乌金的牙齿》中的少年活佛乌金，在“我”的眼里和心里，褪去了神秘色彩，闪露着美好的人情和人性。

　　也许是有感于当下小说人物的薄弱和造作之弊端，有些作家开始探索纪实小说，塑造写实人物，有人称之为“非虚构文学”。邵丽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的青年作家。她的《挂职笔记》记叙的是作家在河南某县挂职副书记时所熟悉的几个人物：副书记祁福旺、小车司机刘三召、政府食堂大师傅王三炳。人物性格的鲜明，生活细节的有趣，裹挟着人间的烟火和现实的“生猛”扑面而来。《老革命周春江》塑造了一位逼真、坚实而丰满的县委副书记形象。他没有文化，思想守旧，但资历深，工作认真，廉洁刚正。因离退休问题解决不当，他怨气很大，多次上访;但他对党、对革命忠贞不二，为当下的社会问题忧心忡忡。一个质朴、赤诚、执拗而又狭隘、盲目、愚忠的老革命形象跃然纸上。只有在生活的泥土深处才能发掘出这样的人物来，只有用纪实的手法才能雕塑出这样的形象来。这样的人物形象具有原创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作者过分粘滞于生活原型，使这一人物缺乏艺术形象应有的纯粹与和谐，难以达到典型的高度。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