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梆《假装在西贡》
《假装在西贡》是王梆的新作。“假装”是小说集的核心词。每一篇故事里的人,都以“假装”维持现有的体面。“假装”目的是掩饰真相,它需要演绎合乎人性的状态,于是真假之间就迸发出强大叙事张力。在对生活实况的刻意遮蔽中,有人了悟,撕开漫天遍地的谎;有人胆怯,原地徘徊以求稳妥。真假牵动城市的形态与内质之对抗。王梆决意刻画一座城的老迈,它暴露出衰老的躯体、冷漠的情感、停滞的时光,我们埋怨它没有主动进取,渐渐接受它对改善境遇已无能为力的现实。现代化都市的速度、眩晕、勃勃生机,都不是王梆创作再次延展的写作方向。她转而从底层关照中,意识到城市孱弱积淀的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未给外来者留出充分机遇,甚至它为了维持局限性效益,不得不与恶念/恶行达成契约。小说创设出一个平行世界,就静默于城市地下,不同于《侠胆雄狮》纵横交错的管道,它由实体的饭馆、发廊、按摩院、加油站、廉租房构成,接纳不同国籍的外乡流浪者,他们学习的第一课是习惯黑暗。这个世界的每一天都在上演《伤心小集》,生存飘忽不定,所以意外随时降临。
小说还埋设着一处虚拟世界,它飘浮于空中,却自成一套治愈系文化。《假装在西贡》试图从虚拟中创造真实。“我”制造了去西贡的假象,半个多月时间里,一边在朋友圈规律地推送旅行照片,一边趁夜深人静时奔赴便利店。西贡之旅戛然而止,吉吉撞见了“我”,“我”只能就地“被”回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已经由遥控器定格,“我”会“被”出走,也会“被”归来。真实和虚拟竟都成为一种存在,人逃无可逃。
王梆是社会观察者,创作融入了她对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复合思考。她耐心走进城市各个角落,先亲身接触不同阶层生活后,再关怀底层人群。我认为,王梆的书写拓宽了海外华文小说的视野及题材,她面对来自东亚、东南亚、东欧的广义“新移民”群体,统称其为流浪者,写作不再局限于中国“新移民”圈、不再追索身份认同问题。《伦敦邂逅故事》里,匈牙利保洁女的初次登场,原是一次不期而至的情欲邂逅,可随后精心安排的一场家宴,却抖落了他(看)和她(被看)的现时不堪。我想,小说精彩之处是给读者提供了对未叙述段落的想象,即两人潜台词。朵拉一再铺垫,她即将无家可归,只有住家保姆的工作才能给她栖身之所。她或许有意从瑜伽男那里顺接下一站,一度肯定他已对其萌生爱意。朵拉被尊严拉住了,三缄其口。而他实际自有一套秘而不宣的阶层差异论,在交往中逐渐浮显的观念与行为细节,令其明确两人不可消弭的现实距离,因此当他察觉与朵拉的关系将可能质变时,压力立刻拽回了他。他绕开一切关于居所的话题,沉默,成全了进退有度的永远分离。“练习曲”颠覆他的“平衡”信念,朵拉正以一切的不平衡,如背景、处境、样貌、仪态、粗糙的弹奏技巧,直抵乐曲的灵魂和生命的本真。
与之相对照,《谁偷了罗马尼亚人的钱包》描述一位中国女人的倔强和善良。双喜,在伦敦唐人街做按摩女,圣诞前夕,光顾她生意的那位罗马尼亚人,也一样被辛酸浸泡着。地铁是掩体,当她去金斯顿富人区提供外卖服务,虽回到地上,但其只具有纯然工具性,时刻接受女主人检视。双喜为什么那么重视罗马尼亚顾客的钱包呢?因为里面珍藏着一张客人两个孩子的照片,这份偶然撞破的温馨是她在冰冷伦敦感受到的一丁点儿甜。当钱包被熟人盗走,瞬间,令她与这一点温暖咫尺天涯。
王梆从身体流浪出发,刻画现代人种种精神流浪。无论是伦敦,还是西贡,都储备记忆与经验。当“不能”“不行”“不允许”在体内钙化,王梆用文字做介入治疗。《异乡人五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部作品,小说呈现熟练的电影剪辑,平行蒙太奇/交叉蒙太奇掌控叙事节奏,对比蒙太奇/隐喻蒙太奇把握故事思维。王梆以若干断章构筑人物网络,所有人都被生活流推着沉浮。其中,《不要哭泣》里无所事事的他,顶着蓝发,每日向卖蒸米糕、芝麻丸子和泡菜的女人问好,而女人是《水族馆》主人公,单身带大儿子,26年后,母子互不理解,默默给儿子留钱是她传递爱的方法。《奶牛》女孩,穿奶牛装在别墅区做推销,她没有身份,只被指认为“奶牛”,我想,她会不会是“儿子”的前女友?《阳光房》里阴郁的小女孩,恰好与“奶牛装”对视,她俩之间竟如此遥远,阳光房内弥散霉菌味亲情。“蓝头发”走进《24小时便利店》,问她有没有安眠药?可援交女正赶一单生意。她可能就是“奶牛装”。她拿走了“蓝头发”落下的MP3。她完工后在雪花膏停车场睡着了,而“我”正在这里刷车。此时MP3里循环播放的歌,或许是那首“不要哭泣”。痛苦都是隐忍的,生活不经意间交叠。我一直思考,五则为什么有六个故事?《停车场》应该是那则例外,“我”的身份是观察者,连接五段生命之旅。
小说集呈现女性对命运的应对。我感兴趣的是她们一次次正面迎击,作品揭示当下生活新变,即无论是死宅还是豁出去,都是勇敢的选择,因为它是主人公有能力实施的行动。
《巨岛海怪》采用常见的“双生花”模式,王茜和卓茹的际遇因错带美人蕉头花而发生逆转,更令人心酸的是,逆转产生的震荡,直接波及下一代的人生。我们发觉,人生转向更多由合力作用,家庭、导师、伴侣、事业,环环相扣,一齐导向或好或坏的结局。卓茹一次次顺势而为,揭示出不再对期望抱有希望的深刻悲哀。《鲨齿蟹》里红红还决定放手一搏,离开银春发廊是她主宰自我观念的变现,人和鲸鱼一样,都要摆动着巨大的尾鳍,奋力地向前游去。女巫(《女巫与猫》)无家可归、无人可信,她不停歇地找小炭,坚持逃脱被切除记忆的既定命运。安(《钩蛇与鹿》)捍卫自由,无惧死亡。钩蛇是控制,鹿是自由,在科幻质素填充的未来世界,它们没有实像,鹿群留给后人一道“金色的疾风”,安的抗议是一个“琥珀色的影子”。
《假装在西贡》记录生活的互动和波动中那些货真价实的痛感。我们安慰自己,最起码,她们都还活着,或许还有转机。小说应验了本雅明的名言:只是因为有了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希望才赐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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