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反抗者，撒谎者，小说家

　　《雷上尉与劳军女郎》是略萨写作的转折点，这是略萨对自己的戏仿，一次自我消遣的写作游戏，《城市与狗》和《酒吧长谈》里严肃的、痛苦的一面被消解，黑色的疯狂和荒诞被放大到极致。《雷上尉和劳军女郎》之后，略萨开始了近20年的“幽默写作”，《胡利亚姨妈和作家》、《继母颂》和《情爱笔记》里，放浪混合了荒诞，他把自己失败的初恋和第一次婚姻融入其中，平衡了娱乐和消遣的一面，也向私写作的深渊坠得更深。而《雷上尉和劳军女郎》标记的转折期，恰是略萨对左翼政治失望并转身离开的时候，政治冒险让他疲倦，他退回到私人的氛围里，在布尔乔亚的书房里沉溺于情爱冒险和智力游戏。等他重新和政治有瓜葛时，他已然站到保守主义的阵营里。

　　1990年代后，他离开书斋投身政坛。略萨曾说，作家的一切经历都是有意义的，但他后悔过投身政坛的三年。略萨对政治的热情，宁说是布尔乔亚的理想主义者的天真。怀疑、抵抗、自由，这些文学特权的概念在南美的社会现实中比肥皂泡还脆弱——在他和藤森之间，秘鲁人选择藤森。从政的挫败让略萨对“领袖-民众”的关系有了更痛苦也更直接的体验，远走西班牙后再次拿笔，写出的是《公羊的节日》。略萨曾经自我总结：“我所有的文学计划遵循同一个模式：亲身经历，生动的印象，特殊的记忆。”从他青春期反抗父亲、反抗军校开始，略萨半个世纪的心结就是“强权”对人的伤害，做记者、写小说、参政，他用各种方式和世界短兵相接，追问自由。

　　早在1960年代，略萨给自己的定义是“职业的不满意者和反抗者”，他战斗在语词的领域，手里唯一的武器是“虚构”。199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里，他这样说：“小说是渴望、怪念头和梦幻构成的。虚构的现实是美妙的武器，我们可以拿它对付逆境、挫折和失望。必须承认梦想是现实的组成部分，虚构也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学会成为现实主义者。”

　　在《城市与狗》里，阿尔贝托是年轻略萨的镜像，而真正理想的影子是“英雄”，那个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真名的男孩，略萨在他身上寄托了某种乌托邦的念想。在《公羊的节日》里，他虚构了女主角乌拉尼雅，她既是受难的烙痕，也是离开和重生的希望。在《天堂在另外的街角》里，他想象高更在塔希提岛上的生活，垂死的高更看到岛上原住民女孩们玩着“天堂的游戏”，一时落泪：“科克，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捉摸不定的地方啊，它存在么?它是不是鬼火，是不是海市蜃楼啊?”略萨这是在高更的人生里写自己的挣扎和不甘啊。

　　如他所言，文学抱负的起点是反抗精神，那么文学寻找的终点是自由的天堂。“小说是盛开在信仰废墟上的花朵，是我们无所依傍的时候努力抓住的东西，它造出的幻境让我们更自由、更幸福。乌托邦并不存在，可是我们不能不梦想完美的社会和绝对幸福的世界。这个梦想活在人类心中，挥之不去。”略萨的这段话，如果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至少，道尽了他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