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贝尔文学奖女掌门：诺奖评选为何保密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莎拉丹纽尔 图片由瑞典学院提供

瑞典学院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机构。作为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每年10月，莎拉・丹纽尔（Sara Danius）都会宣布当年该奖得主的名字，并作为瑞典学院惟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从18世纪瑞典学院创办以来，54岁的她是首位担任此最高职位的女性。她也因此自动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5位成员之一。

莎拉・丹纽尔专长于现代文学与审美学研究，目前是瑞典两所大学的审美学与文学系教授。1986年从斯德哥尔摩大学毕业后，她开始为瑞典日报“Dagens Nyheter”撰写书评，并先后到英国和美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她曾发表了大量论文，通过研究对比普鲁斯特、福楼拜、乔伊斯等人的作品，分析文学与社会的关系。2013年，莎拉・丹纽尔成为瑞典学院院士。两年后，她成为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彼得・恩格隆德的接班人。

2016年9月8日上午，莎拉・丹纽尔将腾讯文化作者迎进她的办公室。这里面向一个小广场，空间宽敞。在她办公桌的对面，就摆着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赠的古钟。后者在1786年创办了瑞典学院。在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每隔半小时，古钟就会传出响亮的金属报时声。

就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前，莎拉・丹纽尔被诊断患了癌症。今年上半年她曾经离休，在家养病，到5月才重回岗位。当被问及身体状况时，莎拉・丹纽尔笑着回答：“现在挺好的。”不过，在接受腾讯文化专访时，她对每一个有关在世作家的问题都不予置评，并表示抱歉：“我的身份实在太敏感了。”

不过，她认真点评了已故作家。她说，自己最喜欢卡尔维诺。后者本来很有希望获诺奖，可惜太早去世。她也表示，在今天，诺奖最明显的影响是，让某位作家在一夜之间变成畅销书作家，在全世界闻名。2015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卡尔维诺要不是去世这么突然，几乎肯定能拿诺奖

记者：你的母亲安娜・瓦尔格伦也是一位有名的小说家。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吗？

莎拉・丹纽尔：我小时候先是跟我母亲生活，后来跟我父亲生活。可惜父亲20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从前在高中教瑞典语言和历史，会讲很多种语言。他们两人都是人文主义者，对我的影响都很深。

记者：你对现代文学的特别兴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莎拉・丹纽尔：这跟我在大学里受的教育很有关系。我先是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拿了学士学位，然后到英格兰诺丁汉大学拿了批评理论的硕士，再到美国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读博，由此，我决定集中精力，研究技术发展和审美学之间的关系。

“现代派”就是以反对技术发明与其“先进性”为本的，因此我决定去研究一下现代派与技术之间的关联，看这两者到底是不是真的对抗到底。事实上，并不是的。即使是站在现代派制高点的人物，如托马斯・曼、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也不是这样。

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所有人在文法、文风的使用技巧上，多少都受技术发明影响。托马斯・曼提到过X线，普鲁斯特则对物理速度、对技术发明十分感兴趣――这是出乎许多读者意料的。普鲁斯特对运用技术的感觉尤其有兴趣，他研究大屏幕电影、摄影术、留声机。

但我不止试图记录这些事实，还会去探索和呈现技术是如何影响这三位作家的风格的。

记者：在阅读一部小说的过程中，你最注重什么？

莎拉・丹纽尔：我是很注重细节的人，而我最关注的是一部作品的大主题是不是与小说的各种细节描述相符。今天的很多作家，都对当今的技术发展做出了描述。

当然，与一个世纪前相比，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些高端的现代派小说都被看作是审美自主性（注：aesthetic autonomy，西方现代美学的重要特征，与个体性关联，将审美从周围世界独立出来）的产物。而我在自己的研究中，恰恰希望传递这样的信息：要读懂这些文学风格，光是盯着审美自主性是不够的――所有的写作风格，都刻有我们社会发展，尤其是技术发展的印记。

记者：在那三位作家之后，沿着同一条线索下来，当代有哪些你比较关注的作家？

莎拉・丹纽尔：我实在不能这么做。我是瑞典学院的一员，也是18位遴选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和得主的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这类讨论，我必须十分谨慎。

记者：不在世的呢？

莎拉・丹纽尔：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是卡尔维诺。可惜他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才六十多岁，而且去世得很突然。要不是去世这么突然，他就几乎肯定能拿到诺贝尔奖了。

另外，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和意大利女作家娜塔利娅・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都很棒。还有一位是法国女作家娜塔丽・萨洛特，我个人认为，1985年那一届的诺奖应该她拿奖，而不是克洛德・西蒙。她是法国“新小说”写作的先锋，在1930年代已经执笔写下了新小说宣言，可是她的文学地位直到现在才被承认。

“偶尔，我们会从5人候选名单中临时撤换某一位作家”

记者：在瑞典学院230年的历史上，你是第一位当选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的女性。你认为这是瑞典学院（关于性别平等）的一个宣言吗？

莎拉・丹纽尔：不一定。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我当选常务秘书长一职，是因为我在学术和文学批评领域的专业实力，而不是因为我的性别。当然，我很感谢他们给了我这么一份好工作，也感谢他们给我的自信心。

当时学院开了好几次会，讨论谁应该接前一任常务秘书长彼得・恩格隆德的班。最终决定宣布以后，在场的几位年长的男性前辈走过来祝贺我：“这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看到了瑞典学院的新纪元。”人们当然意识到这个决定的象征意义，但这并不是选择我的原因。他们觉得我是合适这份工作的人。

话说回来，因为性别平等的需求而提拔女性员工，在当前并不罕见。

记者：作为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会同时自动加入五位成员组成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在其中，你的角色和职能是什么？

莎拉・丹纽尔：在诺奖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我并不是普通成员，但与其他成员比，我并不享有特权。不过，在每个夏季结束前，所有普通成员都需要完成一份长篇论文报告，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会上做口头阐述。对我没有这个要求。

我的声音跟其他所有人一样重要，我们每个人对评选名单有同等的影响力。所谓“常务秘书长”的真正涵义，是在官方活动中担当瑞典学院的发言人，代表学院与公众见面。我每做一个重要决定，都要先向学院请示，听取学院的意见。

记者：与世界其他重要文学奖，比如英国布克小说奖相比，诺贝尔文学奖的透明度似乎不高，从不向公众公布候选人名单。能透露你一年里平均要读多少本书吗？

莎拉・丹纽尔：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成员在全年的时间里随时碰面。每年1月，我们先接收所有来自世界各地合作机构和个人推荐的作家和图书。曾经的诺奖得主、不同地区的笔会、作家协会、学院机构都可以推荐。推荐方和他们的推荐名单都需要符合一定的筛选标准。这些机构分布世界各地，有各所非洲的大学、亚洲国家的笔会，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网撒得越开越好。

每一年，我们收到的推荐名单数量都不同。打个比方，如果有大概300人的名单，我们会一个个看是否符合评选标准，也许先筛掉50人。在此名单基础上，诺奖委员会再加上我们自己心水的选择，最终仍然得到大概300人的名单。

下一步，诺奖委员会需要在4月筛选出25人的初选名单。5月底，我们将得出一个5人名单，并递交学院过目，以确认该名单没有问题。偶尔，我们会临时撤换某一位作家――这种情况不常见，但有可能发生。

接着，18位瑞典学院院士开始“休假”，学院关闭三周。所有院士在这三周之内不再碰面，各自回家啃书。他们要读的，是这5位候选作家所写过的所有书。这就是我们的“暑假”。

瑞典学院一点都不保守

记者：诺奖不公布候选人名单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莎拉・丹纽尔：指定我们如何工作的，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他要求评奖过程要保密。

我们都知道，诺贝尔分设了5个奖项。他在提到文学奖时，只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它是瑞典语，翻译成英文，就是“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the most outstanding work in an ideal direction”。但对照瑞典语的原文，其实我们不确定其中的关键词到底指的是“理想化的、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还是“完美的、理想的”（ideal）。不过诺贝尔认为，作家的写作方向必须符合这一点。

我们能够参照的评奖标准只有这个。诺贝尔并没有限制年龄、国籍、种族。这是一个开放的句子。我认为，幸亏这是一个开放的句子。

记者：评奖过程那么保密，诺奖博彩是怎么回事？有时猜得还挺接近的。

莎拉・丹纽尔：那大概是从10年前开始的，我不是太熟悉。但我所知道的是，主要是英国的几个博彩公司，将过去一年里的候选名单加到当前这一年的候选人名单中，然后进行他们自己的观察，所以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注：当过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长的霍拉斯・恩格道尔曾说，自己“强烈怀疑内部有人泄密”。）

记者：每位诺奖委员会的成员都有自己的标准。自从加入诺奖委员会，你有无意识到自己为原有的圈子增加了新视角？

莎拉・丹纽尔：倒也不明显。这是我第三届参与诺奖评选。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诺奖候选人名单时，心里惊叹了一下。

很多人认为瑞典学院口味保守，但我看到这些名单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保守。

记者：在今天，你认为诺奖评选的意义是什么？

莎拉・丹纽尔：诺奖最明显的影响是，让某位作家在一夜之间变成畅销书作家，在全世界闻名，即使他此前默默无闻。

一个极好的范例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书一下卖了200万本，这太了不起了。她与成千上万人见面，在聊家常间挖掘出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而且能让当事人对她推心置腹。如今，一直罕为人知的前苏联历史、俄罗斯人民的苦难，包括我们以前从不知道的、百万俄罗斯女性志愿加入二战的史诗，全都晒在了日光之下。

获诺奖后，阿列克谢耶维奇受邀赴世界各地参加活动。图为参加上海书展时的阿列克谢耶维奇

记者：这样说来，你们是会考虑到政治因素的？

莎拉・丹纽尔：我希望她（阿列克谢耶维奇）从此过得容易一些。至于说诺奖是否能够影响政治气候，我持悲观态度。但这也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避开政治因素。我们惟一关注的是文学水准。

记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遴选的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将政治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呢？

莎拉・丹纽尔：就算如此，（考虑政治因素）也是远远不够的。跟只看一本书的布克小说奖不同，我们着眼的是每一位作家从开始出版至今的一辈子著作（当然，也有个别作家在五十来岁还年轻时就得诺奖）。在读过一位作家所有的著作以后，你才能获得对他立体而具体的印象，充分了解他的个性，从其作品风格、形式、他如何从历年的作品中发展自己的写作主题等方面，去系统分析他。

再以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例。她成功地发明了一种新型的“亚类型”（sub-genre）文学，将纪实文学转变成了另一种可能。她的写作极其深刻，会三番四次地回到同一个人物身上，从而建立起令人信服的世界。她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是置身事件当中到底是什么感觉。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阿列克谢耶维奇向我们提供的，确实是鲜为人知的历史碎片；但假如从文学的角度去考量，这远远不够。她的突破是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如果看过她的手稿，你就会了解她在整理采访资料时有多认真。她进行内容筛选，保留最核心的“感受”。她一遍一遍不断地梳理、“冲洗”素材，直到将所有的重要细节都提炼出来。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