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好小说需学会控制情绪

　　板寸式的小平头，智慧的脑袋，两片老花眼镜的背后透出正直与深邃的目光，结实有力的身材掩藏在超越年龄隔阂的牛仔服之后，这就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推拿》作者毕飞宇。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第一次为江苏拿到了茅盾文学奖，他还凭借《玉米》和《哺乳期的女人》两度问鼎鲁迅文学奖。

　　“如果说我对影视还有点贡献，我只是对导演激发了一下”

　　刚参加完伦敦书展，回到南京的毕飞宇，还没坐下喝口茶，就被导演杨亚洲拉回到了兴化。江苏兴化是毕飞宇的故乡，也是杨亚洲电影《哺乳期的女人》的拍摄现场。

　　以前听说毕飞宇从不参与影视改编。“这个电影特殊嘛。”毕飞宇微笑着解释说，“10年前杨亚洲就想拍这部电影了，一直没拍成，可我们却做了10年的朋友。命运就这么有意思，这一次为杨亚洲投资的居然是我的家乡，所以，《哺乳期的女人》既是杨亚洲的电影，也是兴化的电影，我得表现一下，积极一点。”

　　毕飞宇不参与自己的小说改编，更不愿意写影视剧本，无论制片方给出多高的价格他均予以婉拒。他有他的理论，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所以，两只脚只能踏在一条船上，如果一只脚踏一只，“你会把自己撕了”。

　　他说，他有这样的认识多亏了张艺谋。1994年，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初露锋芒，张艺谋邀请他担任《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编剧。毕飞宇坦言那是一次不成功的合作。这次合作给了毕飞宇一次全新的认识：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

　　所以，毕飞宇很珍惜自己写小说的天赋，只想一心一意做好自己能做的事。他笑说自己在家里不做家务，太太有意见了，他就好言相劝：“你不是在做家务，是在为中国文学做贡献。”毕飞宇说，“人在偷懒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脸面。”

　　但是，关于他的小说改编，他又是开放的。“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编剧，我向来鼓励他们大胆改，不要拘泥于我的作品，即使改得面目全非，我也没意见。”他笑呵呵地说，“改坏了也没什么，别把自己弄得跟曹雪芹似的。”

　　因为毕飞宇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自信，无论怎么改，他小说“永远站在那儿”。他认为，如果一个导演的价值诉求和小说家完全吻合，影视和小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当然非常好，但是，那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导演往往是得到了小说的刺激，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诉求，只要在价值立场上不矛盾，导演就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创作自由。

　　毕飞宇对此看得很透，他觉得小说家和制片方直接就是个纯粹的商业关系。“在前期要多沟通，你觉得导演和你对小说的价值观差距太大，就不要给人家。既然达成了协议，小说家就要做好接受者，给对方足够的自由度，去迎接这个孩子的出生。”

　　“如果我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姑娘，我爱上了她，把她娶回来，娶回来干什么?把她变成我?不行的。她必须是她，这才是生活。”毕飞宇如是比喻：“电影、电视剧、话剧如果改编自我的小说，改编完了，我还是我，她成了她，这才有意思。”毕飞宇说，“如果说我对影视还有一点贡献，我只是对导演激发了一下。”

　　“艺术家的胸怀不全是由关注天下体现出来的”

　　毕飞宇成名以来，因为其小说中多次对于女性的生动描写和成功塑造，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写女性写得最好的男作家”。不久前，伦敦书展上，他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铁凝展开了一场“女性视角”的对话。

　　但这位“比女人还懂女人”的作家并不这么看，他甚至不买账，更不喜欢把他和“女性主义写作”捆在一起。“这都是无知造成的。”他认为，“从20世纪法国文学家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个哲学主张，它有它的一套学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塑造了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具有社会的普遍性，把我的小说形象和"女性主义"捆在一起，在学术上其实是一个笑话。”

　　“文学人物有两个意义，一是社会认知;二是美学解读。美学解读是一个基础，它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准确;第二是生动。”毕飞宇说，“我的女性形象无非是在准确和生动方面多下了些功夫，多多少少具备了一点社会认知的价值罢了。”

　　创作小说20多年来，毕飞宇小说中和女性有关的主要是《哺乳期的女人》和《青衣》等，从《平原》和《推拿》起，写作了大量男性。“可批评家和读者们记住我最多的还是女性主义的帽子，这正是帽子的可爱和可笑的地方，也是帽子让作家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方。”毕飞宇戏称。

　　1995年，毕飞宇写出《哺乳期女人》的时候，还是一个31岁的年轻人。31岁的年轻人面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滚滚浪潮，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留守在乡村的孩子。

　　应当说，《哺乳期的女人》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并在两年之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在此之后，中国文坛开始关注这个年轻的写作者了，稍晚一些，杨亚洲读到了《哺乳期的女人》。杨亚洲导演飞到了南京，在一家小饭店里，他和毕飞宇在一起讨论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里的留守女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艺术家的胸怀不全是由关注天下体现出来的。”毕飞宇强调，“艺术家的胸怀往往纠结于一个人、一件事、一个眼神、一声叹息。”

　　“写小说要控制好节奏”

　　具有多年写作经验的毕飞宇，休息时，偶尔上一下微博，一方面，不用手机的他可以在网上和朋友们取得联系;另一方面，他认真揣摩每条140个字的排列组合。

　　比如，他会对家乡兴化的文学创作感到欣喜，也会对当今一些青年写作者的“乱掉书袋”表示愤慨，不时的，他还会放上一小段创作体会，推荐下朋友的作品，和读者进行只言片语式的交流。

　　多数时候，毕飞宇是安静的，规律地生活，认真地写作，门一关，电脑前一坐，便是他自己一个人的小说世界。

　　他认为，一个小说家在写作时，如何面对自己，是非常重要与专业的问题。大部分人倾向于作者在激情状态下创作比较好，他年轻时也这样认为，可随着对小说的理解逐渐深入，他现在的写作，更注重控制。

　　毕飞宇说，写作时，要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相对冷静客观的状态，如果伴随着写作，他的指头越敲越快、思维越转越快、血液越流越快、心脏跳动也为之加速，他就会停下来，喝点水，点根烟，喘口气，平静下来再慢慢写。

　　“写小说需要一种节奏，控制得好，才能写好。如果节奏是跟着写作者的喜怒哀乐走，作品就会慌里慌张的，不镇定。”他认真地说。

　　他提出，小说家一定要跟着小说内部结构走，它强的时候写强，它弱的时候写弱。所以，写小说万不能放纵自己。他对作品修改所投入的专注度，跟第一稿所投入的专注度，不相上下。“不过，我写小说已有了习惯，第一稿前从不写提纲、构思、人物小传之类，我能把握好。”

　　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恐怕毕飞宇的一辈子都难以跳出小说圈。他已把写作看成修身养性的活儿，在创作小说的修炼过程中，他始终没有跑掉，没有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

　　在今年的伦敦书展上，毕飞宇带着《推拿》去了英国。毕飞宇介绍，去年9月，《推拿》的法文版已经上市，依照合同，今年8月，意大利文、俄文也将上市，英文版则要等到明年。那么，如何看待自己作品的国际化?毕飞宇似乎被这个问题难住了，他想了半天，说：“动手动脚搬日常，平心静气看世界。”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