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战国的雪：论林鹏历史小说《咸阳宫》

　　本文节选自《落在战国的雪》第三章：衡情推理：《咸阳宫》历史推断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张勇耀，1972年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1996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女作家协会理事。出版有散文集《会唱歌的蝴蝶》、散文小说合集《风中飘过村口的影子》。编著有《神话中国》《网络安全教育读本》《出自四书五经的成语》等。现供职于《名作欣赏》杂志社。

历史推断三：李斯《谏逐客书》作用没那么大

　　林先生在《咸阳宫》中，用历史小说的方式，对李斯《谏逐客书》这一人人皆知的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推断，找出了历史文献记载处的空白，提出了被历代研究者们陈陈相因的所谓“定论”中存在的疑点，并以自己的历史推断重新矫枉过正，得出更加合理的结论，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大贡献。引用唐浩明的话来说，这些观点，“对历史研究者来说，可接受，可不接受，但对于一个历史小说的创作者而言，我觉得是可以而且应该采纳的。通过衡情推理的功夫，可以创造出一个有着艺术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来，它甚至可以超越历史的真实。而这，正是作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唐浩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关于李斯《谏逐客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年，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谏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

　　仔细比对会发现，两篇文章所写的逐客的理由还不一样，前者颁布逐客令是因为吕不韦免相，需要驱逐以他的门客为代表的山东六国的客士;后者颁布逐客令是因为郑国修水渠“谋弱秦”的计策败露，引发了秦王政对客士的厌恶情绪，在秦宗室大臣的建议下颁布了逐客令。但客观地说，两种理由其实都是成立的，都可能成为秦王政颁布逐客令的理由，只不过到底哪件事是逐客的真正由头，《史记》里的描述出现了矛盾。未知是太史公之误，还是又经过了后人的修改。

　　秦王政下令逐客，李斯写了《谏逐客书》，于是秦王政收回了逐客令;因为秦王政从谏如流，秦国变得强大，李斯功不可没，成为丞相。似乎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因为《史记》中是这样说的，千百年来人们也是这样流传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们对此也深信不疑，很少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而林先生读书读到此处，却发现了其中的大问题。

　　第一，是秦王政和李斯这两个人的性格。秦王政这个人，属于那种很刚愎自用的人，很少能听得进大臣的意见;而李斯这个人，又是有着极端利己主义的投机分子，对他认为有用的权势阶层一惯阿谀奉承，哪怕对于嫪毐这样的人，他也从不敢得罪，为保自身而言听计从。林先生在随笔《秦始皇杂记》中如此判断这件事：“李斯没有这么大的面子，这其中肯定有非止逐不可以原因。史书未载，后人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秦始皇一辈子刚愎自用，只有客观一次从谏如流。李斯一辈子先意承志，阿附取容，只有这么一次谏诤的壮举。他们二人各干了一件本不属于他们的事情。”

　　第二，仔细阅读李斯的《谏逐客书》，会发现李斯并不是反对“逐客”这件事，他反对的是“一切逐客”，也即不分忠奸贤愚，一并逐之。林先生在《咸阳宫》第三十三章《李斯的性格》中写道：“如果仔细一读，就可以发现李斯并不反对逐客，只是不赞成不分好坏一律逐之的做法。这同秦国的贵族们，所谓‘宗室大臣们’的想法，颇有相通之处。秦国贵族们并不反对享用外国的珍奇异宝，这个道理不用同他们讲，他们也知道。秦国贵族们也不反对使用六国尤其是三晋的才人学士。”“所以他不反对逐客，只是不赞成‘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做法。”也就是说，李斯的真正目的，是希望秦王政辨别之后再行逐客。

　　林先生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来看看《谏逐客书》的写作思路。李斯先说了在秦国历史上客士曾起过的巨大作用，穆公求士，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惠王用张仪之计，“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昭王得范睢，“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接着列举了与秦王生活密切的各种珠玉玩好、后宫美人，说明这些都非秦本地所产;再接下来，李斯以音乐作比，指出秦王如今的政策的不当之处;最后，李斯用一段排比句，说明了“一切逐客”的危害：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于秦者，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够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愿忠者众”，道出了李斯上谏的真情：他就是这样的“愿忠者”，逐去这样的“愿忠者”，是秦国的巨大损失，而且也使其他的“愿忠者”裹足不敢入秦，可谓影响很坏。显然，他是希望秦王政有区别地逐客，该逐的逐，应留的一定要留。然而令李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秦王政竟然很快下令收回了逐客令，并且是停止了“一切逐客”，连那些“不忠者”或者说别有用心的间谍都留下了，这不是太过了吗?秦王政这算是接受李斯的建议了吗?他到底看没看过《谏逐客书》?

　　第三，秦王政为什么下令停止逐客?林先生推断，真实的原因，应该是秦王政看到了下面递上来的逐客的名单。作者在小说第三十三章《李斯的性格》中写道：“秦王政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秦国贵族的代言人茅焦。”茅焦是齐国人，逐客令是在他建议下发布的，显然他自己也不怕被逐，或者说他就是想趁乱在秦国找到他要找的人之后，再借着这个逐客令的“东风”撤回齐国。然而因为他在秦国“功劳”太大，太过“忠心”，不小心就成了秦国贵族的代言人，成了太后的“颍考叔”，成了秦王政的太傅，莫说太后舍不得逐他，就是秦王政也舍不得逐他。

　　当然茅焦还不是逐客最重要的阻力，名单上还有更不能逐的人，那就是蒙氏家族。还是在《李斯的性格》这一章，樊于期报告：“蒙毅正在收拾行装。”蒙毅是蒙骜的孙子，蒙武的儿子，蒙恬的兄弟，当时正受着秦王政的重用，《史记·蒙恬传》说他“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他的祖父蒙骜本是齐国人，“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在昭王时投奔秦国，历仕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在秦王政亲政前两年，也即公元前240年才去世。蒙骜曾数次率军出征，屡立战功，“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可以说，蒙骜是秦国的重要将领，曾为秦始皇统一六国打下坚定的基础。尽管他的儿子蒙武生于齐国长于秦国，他的孙子蒙恬和蒙毅都是生于秦国，但他们无疑都是秦国的栋梁之臣，他们算不算客籍?《咸阳宫》中林先生如此提问：“如果出生在咸阳的就不算客籍，那么，许多人家就是只驱逐老子，不驱逐儿子，这就是在当时的，也就是秦王政的难处。”这个推断，“衡情推理”，可以说是完全合理的。林先生进一步写到，逐客令下达的时候，蒙氏父子正处于这样的重要位置：

　　在秦王政的心目中，最严重的危机是长安君成蟜的判乱，河东的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在西面抵抗成蟜的是蒙恬，在东面，带领导大军驻在东郡的是他老子蒙武。目前蒙武具有无可比拟的战略意义。他用大军压境的形势造成秦国外交上的胜利，迫使齐国和赵国绝交，从而使赵国不敢出兵支持成蟜。如果咸阳在这个时候下令驱逐他的老婆孩子和老母亲，他就不可能再执行他的任务，不再威胁邯郸，甚至有可能同赵国一起支持成蟜。如果蒙武支持成蟜，他儿子蒙恬绝不会同自己的老子作战，那时候，蒙恬就是成蟜的开路先锋。这太可怕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秦王政坚持逐客，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秦王政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秦王政再傻再笨，也不至于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秦王政是否认真读过《谏逐客书》，是否认真思考过李斯并不反对“一切逐客”的深层意思，值得怀疑;秦王政是否因为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就收回逐客令，也值得怀疑。林先生在《咸阳宫》中推测的原因是：正在秦王政为自己的错误懊恼不已的时候，丞相王绾呈进一册竹简，这就是李斯的上书《谏逐客书》。

　　当秦王政读到“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拍案叫道：“对呀!对呀!”秦王政完全能够充分理解李斯的话。那话的实际含义就是：“如果吕不韦有什么阴谋或不轨，可以下令驱逐吕不韦及其一伙，为什么要驱逐我李斯呢?”

　　秦王政完全明白李斯的自私目的，但还是把它当作“顺手人情”，“接到李斯的上书，立刻就废除了逐客令”。可以说，李斯的上书正好给了秦王政一个借驴下坡的机会。至于《史记》中说的“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显然是夸大了《谏逐客书》的作用，夸大了李斯的贡献，也夸大了秦王政的君王品质。

　　事实上，秦王政虽然取消了逐客令，但逐客一直在进行。吕不韦死后窃葬，他的门客全部被逐。《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嫪毐舍人迁蜀者”最后都被召回来了，可吕不韦的门客们，再也没有被召回。林先生认为，秦国的发展靠客士，但要改为依靠宗室大臣，这也正是秦国最终“逐客而亡”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