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涣漫见真意，烟景历历总缘情

　　文化散文易学难通，表面上看是把文化以散文方式呈现出来，而个中关窍却不是随性抒出即可把握的。其一要保持文质，不使散文失范。也就是说，要理趣与情志调和，过于倚重史实绍介，言谈不露偏锋不生枝蔓，作掉书袋状，会令文章的活气不够蓬勃。若全然倒向灵秀脱越，也是不佳，如鲁迅评演义小说，“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在这一平衡功夫上，文化散文亦然。罔顾史实就会使散文质地过分轻薄，绵软，无骨而形销。

　　其二要与读者间形成氛围，不与读者有隔。在自己兴趣和笔力所及的材料范围内，抉取适合于唤起对象群体较为良好的阅读反映的那一部分，应力避曲高和寡，重在交流传播，文化散文作者的身上需具备一种以文化人的自觉，即令读者在内容的接收过程中有所进益。

　　王彬先生在这部《袒露在金陵》中就处理好了这两点，在智趣洋溢的叙述中传递熨帖自然，崇善唯美的人性关怀，形成一种剥除历史滞重感的文化书写。“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时刻，收舒有度，不因循旧论，能够独抒新见，如《自序》所形容的一般，约请读者在冬日围炉夜话，而举重若轻，娓娓可听。

一 承接古今，文道并用的大散文观

　　作者继承中国古代散文“文道并用”的传统，以丰厚的历史学养为源头，以真实的生活、阅历、阅读触发思索。与文集同名的单篇作品《袒露在金陵》，是彰显作者散文叙述特征的一枚佳例。此篇曾收录于《沉船集》(1991)，并非作者的近作，此次改定后再入新集，用作者的序言来说，“算是对个人记忆的一点依恋”，而这“依恋”之作与后来的《野狐岭》等篇目有气韵的延续，度越历代星辰，闪烁着文化与智趣的光芒。

　　余光中曾经指出，出色的现代散文需要具备一定的密度，“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在一定的篇幅中(或一定的字数内)满足读者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真正丰富的心灵，在自然流露之中，必定左右逢源，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步步莲花，字字珠玉，绝无冷场。” 王彬先生的散文即具备了相当的密度，在他的散文中，作者每至一处都会舒展想象，不是囿于目下，而是由此即彼，将思绪绵延开来，唤醒智识，抚摸辞章，袒露心扉，打通成古今时序，为读者拓开新鲜视野。

　　传统的“抒情”与“诗意”在王彬的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继承，作者向诗词、史传寻得了可供借鉴的结构，使散文的体式更加具有开放性、整合性和艺术性。比如《秋夜里的三枚匕首》，此篇的小引，引用了诗经《国风·唐风·蟋蟀》，并且将第一节移译为白话诗，与泰戈尔、普希金诗中描写的蟋蟀给人的美感勾连起来呈露给读者，小引的后半段，作者尤其提到鲁迅的三篇写及蟋蟀意象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父亲的病》，园子里蟋蟀的弹琴、背诵时语声如焦急的蟋蟀、医生开具的药方中的、似乎暗藏生命玄机的一对原配蟋蟀，短短一节小引，已出现了古诗、新诗、外国诗、现代散文，更不消说正文中着重谈到的《昆虫记》《东京昆虫物语》了。体式和文类虽丰，却在整体行文穿插中不留缝隙，作者在征引和叙述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采撷材料，为我所用，极好体现了俯察品类以仰观宇宙的笔法。

二、任意而出，秉持本真的絮语散文

　　王彬认为絮语散文是散文文体的正宗， 采取一种任意而出的创作态度，从而将在散文境界上跃升一阶，然而“把似乎没有什么艺术门槛的文体写成具有艺术美感的作品其实更难”。不明白这个道理，散文创作就会因为宽松而丧失节制而信马由缰，造成一种艺术上的失范。

　　王彬先生的散文以出色的文化品格和审美观念，追求文体本身的优美，既保持了散文本质的随意、真实，又具有艺术的综合性。王彬先生在其访谈文章提到，散文“在作家手里应该是一棵会生长的树，树有它自己的生命力，不会随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我们始终被一个僵化目标所框定，最后的文章想必是写不好的。”不拘于特定的形式，不被题材所框范，才能形成大气清正的格调，与“越分越细沉沦为小家子气的散文”高下立判。

　　“散文就是书写自己内心的感受，书写真实的生活经历、真实的情感、真实的思索的一种文学形式。”这是王彬先生的观点，而现代作家梁实秋也曾坦言：“平常人的语言文字只求其能达，艺术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实，——对于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实。”作者的散文创作实践，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向古代散文靠拢，汲取前人优长，晚明小品的灵动和语丝散文中清隽的特色，含蕴在作者的笔下，读来别有一番滋味。作者重视散文语言的“弹性、节奏、密度”，将生活语言转化为文学语言，熔古典、生活、西式等语言于一炉，以弹性与节奏进行调度，比如《秋夜里的三枚匕首》的结尾。作者描写杭州居所外的蟋蟀之声，即以诗化语言，抒发饱满的情感，将谛听所得转换成可视之景，古典与生活气息并具，极其优美、细腻：“风停雨歇，很快便冒出了蟋蟀的叫声，‘㘗㘗’‘㘗㘗’，先是短暂、零星、胆怯的一声、两声，继而渐渐密集恣肆，很快便汇集为嘹亮的交响的海洋。然而，也并不每每都是如此，在银汉迢迢月白如绢的深夜，原本甜蜜的歌声有时也会突然噎住，仿佛欢畅的小溪流猛烈地被岩石撞击回去，而突然黑云翻滚，白雨珠跳，‘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刹那之间寂无音响了。为什么会这样?真的是黑煞突现，举起三枚亮晃晃的匕首，对准它们靓丽的歌喉?”通过语言的节奏艺术化地处理了蟋蟀鸣叫， 从 “短暂、零星”到“恣肆、嘹亮” ;而在后面又描写鸣声戛然而止时的寂静，于无声处听有声，长句与短句的使用配合恰切，积极加速之“动”和速度归零之“静”的描写，犹如奏鸣曲式的快板和抒情慢板，一章终了又起一章，快慢交叉而极其优美。

三、熨帖自然，崇善唯美的人性关怀

　　王彬先生这部散文集，对人以及非人的生灵具有独特的关怀。这种关怀背后是作者对写作对象采取了完全平视的散文叙述角度，笔之所至从未流露出拔高或贬损的态度，每一个对象，无论是人是物均在同情的怀抱中获得平等地位。而在讲述女性的散文中，这个特点尤其明显。比如《红粉》一文，严斥白居易以诗讽刺关盼盼夫亡不殉，而导致了关的离世，其文中结尾这样写道：“这就使人奇怪，被谀称为极具有人民性的诗人，何以在这一点上丝毫不放松”，进而抨击封建道德对古代女子的荼毒， “一个女人被一个男人刺激而死，还要感谢这个男人，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这真是匪夷所思。而认知这种匪夷所思，并不是容易之事，如同我对于白居易，早年只知他的诗有人民性，而直到多年之后，五十岁以后，方才认识到他的人与诗还有另外，非人道的另一面，其间至少隔了三十五年的烟尘，这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而令人感喟不已的。”

　　作者带有史家秉笔态度，言近旨远，面对这样一位诗人，不逢迎，不颂德，敢责人过，将历史反思与自我反思、集体意识相结合。托尔斯泰说，对一件事物的理解内容需要划归真理与谬误，尤其“在于要把对此事物的理解和多数人希望理解的事物加以区分。” 作者通过思索与寻访，体悟了诗人“非人道的另一面”，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面立体的诗人形象，弥补了大众认知的疏漏，批驳了封建主义卫道士们错误的性别文化观念，王彬历史文化散文中的旧事之再解读，不仅十分精彩，而且具有疗救的自觉，这在当代社会审美人格重塑方面的价值，应当唤起重视。

　　作者不仅拥有悲天悯人之心，更是拥有一颗万物皆有灵的慈心。在第五章，蟋蟀、蝈蝈、杜鹃、乌鸦、喜鹊等皆成为作者描写的对象，作者勾勒每一种动物的文化形象，令它们在人文与自然的融汇中一展灵动姿态。在《青铜峡的猫》中，作者为那只被南泉和尚斩首的猫哀叹不幸，为偶遇的小小乞食生灵在无常的自然环境下如何维系生命而心忧;《带囚笼的歌者》中，作者记录一只蝈蝈在寒冷的室内，屡次背负笼子向油汀靠近，死在拚命求生的路途上，来不及听到自己的清晨问候。蝈蝈的跳跃是求生的本能，但谁人能轻易否定，眇眇生灵也胸怀弱德之美。苏轼有诗“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是慈心，这些也是慈心的表现，前一种是在其生多艰的预想中呵护生命，后一种是珍惜相见之缘，像对待朋友一样投诸真情。读书是迎接人生之纯粹、洁净的一种方式，我们在这部文集收获的思索与感动，当长久地浸润着我们的生命。

四 惠风朗月，析出新意

　　王彬先生的散文善于作者在“回首”与“瞻望”的不同面向之间架起桥梁，打通历史时间造成的阻隔，使得情思传递、贯通，把思史心况和当代社会观察对流起来。

　　王彬先生的散文具有浓郁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色彩，如何处理好处理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也要把文化和生活紧密结合，非如此，历史与文化往往成为僵化的隘板而读者难以接受。当然，三者的关系并非稳定不变，历史文化延续到当下生活，乃至未来，会和现代意识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任何一方都不会毫无新情况。王彬先生则抓住了“变”与“恒”的对立统一，以文化为线索，调和了历史与生活，用通脱的思维衡量文化、历史与生活的关系。

　　文化之变，变在时移事易，情随事迁，后人应做出通透理解，而不通过模拟和效仿的方式虚构其价值。文化之恒，恒于传统美学的活力，以及触摸历史时的审美体验给人的强烈震撼。《高峡平湖》写道 “中国文化传统讲究留白，追求幽渺朦胧之美。巫山神女是一个遥远的美丽传说，纤云弄巧，飞星传恨，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过度开发而将古老的神话破坏掉呢?”以疑问去解读疑问，作者实则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意象和文人情趣具有坚定的认可，相信这些内容在现代人的美学培养和自我教育中不可或缺。这些认识从历史文化中来，却不带有滞重感，而是展露了作者内心的旷达。

　　追怀历史，作者对当下和未来葆有期许和信任，这其中蕴含着文人的一种向善向美的力。这是一种文化向往，是拨散云雾，冲决逆折的渴望。一方文化正如一方水土，滋养人们的心灵，构建人们的精神家园。这种向美向善之力，从文人内心升起，通过精心结撰的作品，传递给读者，为读者的内心点亮了一盏灯火，延续历史文脉的同时也减去了历史的沉重，令人在新的时代以客观理智的态度，自信的精神，面向文化的潮涌。

　　文化向往的诚挚和文化品格的高妙，是王彬先生的散文中令人感佩的特征，他以独具慧眼的史家风范关照历史的种种人物，掀起历史的朦胧面纱，钩沉史实，品鉴旧迹，从中析出新意，不单为历史中人祛除他们身上由墨色叠印而成的瘢痕，使之袒露在今人目前，更袒露自我的襟怀，体悟万物的诗意，把文化感受流淌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对流传开来广为接受的书写和观念保持敏感，他的散文世界是充满吸引力的，语言的表达方式随着叙述的展开而变幻多姿，深入历史却不因其深厚坠入迷蒙，而是生发向上的轻捷，不断在散文写作中追求艺术审美性，糅合古雅风调与当代哲思，留驻惠风朗月与人间芳菲，平视而珍视着所思所见，心声与新声同在。王安石《游褒禅山记》有言：“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舆图涣漫失真，历史的崖岸已被磨砺无棱，可喜作者的文字就是那照彻幽暗昏惑的可相之物，我们都可由作者掌灯，一同以散步的姿态，行过时代的高光与至暗。风雪已停，炉火尚暖，无论遗留或湮灭，都是一种馈赠，但愿每一位亲切文字的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把历史与自然的馈赠在书册之间、在明亮的头颅之间转折为历历烟景。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