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传统及其演化过程

　　如采狭义的说法，武侠小说自然是民国初年以后的“新生事物”;但这并不意味在此之前中国就没有性质相类的小说存在。相反地，从唐人传奇在文学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起，武侠小说即开始萌芽。如宋初李昉等所编《太平广记》卷一九三至一九六，特将十八种唐人传奇列入“豪侠”类，便可概见武侠小说实与唐人传奇部分作品脉络相通。故若谓唐人传奇为武侠小说之远祖，当不为过。

　　惟这类“豪侠”传奇也有两个公婆：一是汉初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前者正如近人钱基博在其〈铁樵小说汇稿序〉中所称：“太史公序游侠，则进处士而退奸雄，是亦稗官之遗意也。”稗官乃指小说者流;然就侠、刺列传的内容性质而言，即使不能等同于小说，亦可谓最早的“豪侠传记文学”，对唐人传奇中描写的侠、刺行为颇有启发作用。

　　──后者亦如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卅六)》所云：“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而周树人着《中国小说史略》更进一步点明：“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以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例如隋末唐初王度所撰〈古镜记〉及〈补江总白猿传〉(不着撰人)，便直承六朝变异之谈余烈，开唐人传奇中“神怪”类小说之先河。

　　这一实(前者写实)、一虚(后者虚构)相生互激的结果，乃导致晚唐所出的“豪侠”类传奇，多少均染上宿命或神异色彩;其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深钜，固不待言。

唐人“豪侠”传奇产生之社会背景

　　有关唐人传奇勃兴的原因，范烟桥着《中国小说史》曾约略言之：“在此时代，婚姻不良，为人生痛苦的思想，渐起呻吟;而藩镇跋扈，平民渴盼一种侠客之救济;故写恋爱、豪侠之小说，产生甚富。”

　　此固为持平之论;但需要特别补充的是，中唐后社会暗杀之风极盛;藩镇各霸一方，私蓄刺客以仇杀异己之事，时有所闻，史不绝书。这便为唐人豪侠小说提供了“反映社会现实”的催化剂。

　　复次，当时权贵为求自保，乃格外注重安全保卫工作。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记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如防大敌;一夕屡移床，虽家人莫知其处。”故侠、刺者流要想得手，非具有神出鬼没的本领不可。此所以唐人驰骋想象作豪侠小说，凡涉武事，便千奇百怪;神通幻变，不一而足。像《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那样不谙剑术的庸手，在唐人传奇中是再也见不到了。

唐人“豪侠”传奇包含四种类型

　　纵观民初以降的武侠小说，无论其流派风格、品类优劣如何，其共同点都是牢牢扣住“用武行侠”的主题;而武与侠二者互为表里，浑如一体，是手段也是目的，尤侧重武技描写。但细按唐人豪侠小说之内容，却不尽然“用武行侠”;它大抵包含四种类型，旨趣各异。今举其荦荦大者于次：

　　(一)用武行侠类──如袁郊〈红线〉、〈懒残〉、裴铏〈昆仑奴〉、〈韦自东〉、皇甫氏〈义侠〉、〈车中女子〉、康骈〈田膨郎〉等;完全具有武侠小说的本质与特性。

　　(二)有武无侠类──如裴铏〈聂隐娘〉、沈亚之〈冯燕传〉、段成式〈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皇甫氏〈嘉兴绳技〉、〈张仲殷〉、康骈〈潘将军〉、〈麻衣张盖人〉等;或卖弄武技，故神其说，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均未见行侠事迹。

　　(三)有侠无武类──如杜光庭〈虬髯客传〉、蒋防〈霍小玉传〉、许尧佐〈柳氏传〉、薛调〈无双传〉、柳埕〈上清传〉、牛肃〈吴保安〉、皇甫枚〈李龟寿〉、李亢〈侯彝〉、冯翊〈张佑〉等;仅表现出某种豪侠或侠义精神，而不以武技取胜。

　　(四)衔冤复仇类──如李公佐〈谢小娥传〉、皇甫氏〈崔慎思〉、薛用弱〈贾人妻〉等，皆为报冤仇不择手段杀人。前者固彰显孝妇节义，然究非侠义;余则“杀子绝念，断其所爱”，全无人性可言!其冷酷无情，虽禽兽、盗贼亦不能过。

　　荀悦《汉纪》卷十有云：“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致为盗贼也。”这也就是说，恃武横行之人若不走正道，即是盗贼而非游侠，两者不可相混。然由上举四类世所公认的唐人豪侠小说(或泛称侠义小说)故事旨趣可知，其中固不乏描写豪杰、义士行径者，而以盗为侠者亦不在少数;更多的则是一些非侠非盗而武技神奇的中间人物及冷血杀手，也昂然混迹其内。如《太平广记》所列“豪侠”类目，即有泰半是滥用侠名者，可概其余。

　　但就广义“武”、“侠”的范围而言，举凡唐人传奇里所描写的江湖豪杰、义士、异人、盗贼、杀手、复仇者以及神鬼莫测的武功、剑术等等趣味性素材，均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吸纳，共冶于一炉。

　　我们试看“用武行侠”类的唐人传奇内容，即可明了武侠小说之原型要素殆已包罗其中：

　　一、行侠仗义必以“武”;它包括一切超能力的武技，可以止戈(如〈红线〉)，可以救人(如〈昆仑奴〉、〈车中女子〉)，可以摘奸发伏(如〈义侠〉、〈田膨郎〉)，可以为民除害(如〈懒残〉、〈韦自东〉)──武与侠乃形成有机的结合，二者不再孤立存在。

　　二、特别渲染方外人的神奇本领;而所述佛、道两家弟子之玄门绝技或秘术，均非世俗所能想象(如〈红线〉、〈懒残〉)──后世武侠小说每喜为玄门奇人张目，胎息在此。

　　三、仗剑护法与灵丹妙用;这在以“剑仙”除魔卫道故事为主的武侠小说中，尤为显著，而实以裴铏〈韦自东〉为滥殇。盖古传采药炼丹(或修练神功)易遭魔扰，必须借助高人护法，方可成事;而灵丹妙药则有诸般神效，如驻颜、长生、增强功力等等──凡此，皆为后世武侠小说所宗，更进而发扬光大。

　　当然，若论唐人传奇中最具武侠典型的“侠之大者”，自推袁郊所撰〈红线〉;叙述侠女红线为解潞州节度使薛嵩之忧，而勇往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枕边盗盒示警的故事。传中说她“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入危邦，经五六城”;而归来时仿佛“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洵可谓神乎其技;然却一无杀伤，十足体现仁侠精神。结果正如所云：“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故此“红线盗盒”千古传诵，令人赞叹不已。

文言武侠由盛而衰之渐变

　　惟唐人传奇树立了文言“武侠”的典型之后，经五代至宋，却并无任何发展，反而有衰落之势。在现存的传世之作中，除王定保所撰〈胡证〉、〈宣慈寺门子〉及孙光宪所撰〈荆十三娘〉等篇，尚能表彰武侠精神而外;余如吴淑《江淮异人录》二卷所收〈李胜〉、〈聂师道〉、〈张训妻〉、〈洪州书生〉与洪迈《夷坚志》所收〈花月新闻〉、〈解洵娶妇〉、〈郭伦观灯〉、〈侠妇人〉、〈八段锦〉诸篇，或有武无侠，或有侠不武，甚至以细故杀人者亦屡见不鲜;惟〈郭伦观灯〉用武行侠，彰明较着。

　　其次，明人王世贞伪托段成式所编《剑侠传》四卷，则收宋人作品十六篇，大体仍模仿唐人传奇笔意，率由旧章。故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慨谓：“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彩;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

　　然而自宋以降，文言武侠作品走势虽衰，明、清两代仍有不少这类仿唐传奇小说存在。如《剑侠传》之继起者有乔吉《续剑侠传》、徐广《三侠传》、邹之麟《女侠传》等;从此，飞剑乘空之说甚嚣尘上，亦风行一时。

　　此外，明人武侠传奇之文情较可观者尚有李昌祺〈青城舞剑录〉、宋濂〈秦士录〉、宋懋澄〈刘东山〉、徐士俊〈汪十四传〉及乐宫谱〈毛生〉等篇。至于清人武侠传奇则今存本甚伙，撮其要者如蒲松龄的〈侠女〉、〈武技〉、〈红玉〉(收入《聊斋志异》);王士祯的〈剑侠〉、〈女侠〉(收入《池北偶谈》);袁枚的〈三姑娘〉、〈好冷风〉(收入《新齐谐》);毛祥麟的〈南海生〉、〈褚复生〉(收入《墨余录》)以及李渔〈秦淮健儿传〉、钮琇〈云娘〉、乐钧〈葛衣人〉、许仲元〈陶先生〉、沈起凤〈恶饯〉等篇，但亦不脱唐人传奇之流风遗韵。

　　复次，在《清朝野史大观》的述异、遗闻、轶事中，亦多武侠传奇;但凡近世知名的江南八侠、大刀王五、霍元甲等人物事迹，悉在其内。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宋初洪迈撰《八段锦》首揭气功名称及师承来历以后，有明一代竟无赓续者;而入清季却逐渐蔚为风气。如蒲松龄〈武技〉、〈铁布衫法〉之少林派;许仲元〈陶先生〉之内、外家;沉起凤〈恶饯〉之内、外功;采蘅子〈武技三则〉之软、硬功;毛祥麟〈褚复生〉之神功;以及《清朝野史大观》藉峨眉僧故事而评述内家正宗拳法源流、传承等等。凡此，均与宋、明文人祖述唐人传奇之剑侠神技大异其趣。迨及清末林纾撰《技击余闻》一书，可谓文言武侠小说压卷之作;嗣后此类作品寥若晨星，终致绝迹人间。白话武侠始自“说公案”

　　一言以蔽之，武侠文学自唐代发微，入宋后分为两支发展：一为“传奇体”，即文言小说，已如上述;一为“话本”，即白话小说，则与后世武侠小说关系尤大。此因唐宋传奇多出于文人学士之手，皆为古典文言，笔墨简洁，未能雅俗共赏;而“话本”实系宋以前市井中“说话人”(以说书为专业者)的故事本子──初受佛经讲唱“变文”之影响，再经宋人以民间俚语著书──因其文字浅显易懂，故又称为“平话”。

　　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都有提及当时汴京“说话”伎艺之盛。其中耐得翁曾分南宋小说为三类：“一者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拳、提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与吴自牧说法略同。至“话本”小说大典，引吭发变征之声;音虽稍下，却甚通俗，妇孺俱解，遂广为流传。如〈杨温拦路虎传〉、〈杨谦之客舫遇侠僧〉、〈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万秀娘仇报山亭儿〉、〈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等，皆属于“说公案”一类白话小说，而饶有武侠之意味。特以〈杨温拦路虎传〉描写杨温与李贵对打，逐招交代，并采用内行术语，殆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遭。

《水浒传》划时代之贡献

　　然终宋之世，毕竟没有真正章回体的“平话”武侠小说出现;这要等到元、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相继问世，方始树立白话武侠典型。姑不论其作者属谁，此书兼具“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三种小说性质;再加上“讲史”，一炉共冶，九转丹成，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

　　大体说来，《水浒传》对于后世武侠小说的深远影响可得有五：

　　一、以章回体、白话文为其外在形式;古典文言退而为点缀之用。

　　二、以“乱自上生”、“替天行道”为其内在思想题旨;主持社会正义，为民请命。

　　三、表彰先秦游侠精神而不惜以武犯禁。

　　四、其穿针引线笔法及复式结构为后世所宗，长垂典范。

　　五、江湖豪杰群相结义、统一取绰号由此始。

　　但不可讳言的是，虽然明儒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传》序称此书为“发愤之作……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但如武松血溅鸳鸯楼，见人就砍，却也开了无边恶例──欲谓之“武侠”，不可也!因为真侠义决不能滥杀无辜，否则又与盗贼何异!?世以《水浒传》为“诲盗”之代表作，或有人不能茍同;惟自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诚可谓不诬。

　　于此同时，罗贯中《三遂平妖传》上承唐人传奇〈聂隐娘〉余绪，亦发为剑侠长篇章回小说之嚆矢;初成四卷二十回，后由冯梦龙增补为十八卷四十回。其故事玄奇，有飞剑跳丸、降妖伏怪、斗法斗智等情节。此书与稍晚出现的《西游记》、《西游补》、《四游记》、《飞剑记》、《禅真逸史》及《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借周树人语)，对民初糅合豪侠、剑侠内容的武侠小说如《江湖奇侠传》、《蜀山剑侠传》等钜制，影响极大。是故《水浒传》与《三遂平妖传》在中国武侠小说发展史上，均居于枢纽地位，而确有奇峰并插、锦屏对峙之妙。

　　相形之下，“三言”、“二拍”中所收明人白话武侠短篇，如〈赵太祖千里送京娘〉、〈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岗纵谭侠〉、〈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等小说，又未免小巫见大巫了。

清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降至清季，武侠分由三途发展：

　　(一)神魔小说而有武侠精神者──以《济公传》与《绿野仙踪》为代表。康熙年间先有王梦吉〈济公全传〉三十六则故事;继有无名氏〈济公传〉十二卷，今传二八○回本。该书以济颠和尚游戏风尘、渡世救人为主干，穿插剑客、侠士锄强扶弱英雄事迹及正邪斗法、捉妖降魔等情节;文字白描，生动有趣，为后世武侠小说演叙风尘异人重要渊源之一。

　　干隆时有李百川《绿野仙踪》，凡一百回，笔墨奇恣雄放，亦庄亦谐;写剑侠求仙、除魔卫道、官场黑暗、人情世故均能曲中筋节;尤擅以四六文写景，引人入胜，堪称“说部中极大山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叙冷于冰连收猿不邪等六弟子行侠江湖事，殆得近代武侠小说“大开山门”风气之先。

　　(二)儿女侠情小说──以《好逑传》、《绿牡丹全传》及《儿女英雄传》为代表。先是明清之际，名教中人(?)编《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凡十八回;写才子铁中玉之武勇、佳人水冰心之坚毅，打破历来才子佳人男皆文弱、女皆懦怯之庸俗窠臼，而以侠骨柔情贯穿全篇。至于康熙时夏敬渠所作《野叟曝言》则介于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之间，亦饶有武侠趣味;惟其封建思想浓厚，评价不高。

　　清中叶无名氏撰《绿牡丹全传》，又名《四望亭全传》，亦称《龙潭鲍骆奇书》，凡六十四回;以骆宏勋、花碧莲之情缘为主线，赞颂侠客见义勇为、为民除害精神，而反复申述“江湖有义终非盗”之旨。书中骆、花二人皆为英雄儿女，精通武艺;这便将侠情小说的视野更为扩展，成就男女英侠以情结合之“宏碧缘”矣。

　　稍后，又有文康《儿女英雄传》产生。此书初名《金玉缘》，别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参》;原本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本。写侠女“十三妹”何玉凤为报父仇，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搭救安骥及张金凤故事;后戏曲则取十三妹之弹弓绝技(武)配以安公子之书砚(文)而改编为《弓砚缘》、《能仁寺》，流传至今。

　　持平而论，《儿女英雄传》结构绵密，运用口语生动传神，对书中人、时、地的描写亦颇写实。一九三○年代后期王度庐系列武侠作品便深受其影响，更别创“悲剧侠情”一派。

　　(三)侠义公案小说──以《七侠五义》、《施公案奇闻》及其续书为代表。早在明代时即有杂记体《包公案》(亦名《龙图公案》)十卷传世;清道光年间名说书人石玉昆之唱本《龙图耳录》一百二十回则从此出。光绪初年无名氏据此润饰而改名《忠烈侠义传》，旋又易名《三侠五义》;叙南侠、北侠、双侠及陷空岛五鼠行侠仗义事，豪情壮采，笔意酣恣。经学大师俞曲园为之倾倒，乃以“三侠”其数为四，加小侠艾虎、黑妖狐智化及小诸葛沈仲元，恰成七侠;因而再新编为《七侠五义》，作序盛赞;并“援据史传，订正俗说”，改易第一回文字，遂得广为流传。《七侠五义》之正反面影响

　　《七侠五义》初写江湖豪侠除暴安良、快意恩仇，不免“侠以武犯禁”;后则甘为包公(代表官府)所用，竟变成了“侠以武执法”。此所以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指其“为市井细民写心，仍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矣。复又有《小五义》、《续小五义》问世，皆谓石玉昆原稿，但水平殊不一致;或因加工者良莠不齐，也未可知。

　　总之，《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人皮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八卦连环堡)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民初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惟后者恒以“朝廷鹰犬”为卑为劣，则系公案小说杂出而流于滥恶后所生之反动心理也。

　　道光年间有无名氏《施公案奇闻》，一名《百断奇观》，凡九十七回;叙施仕纶为宦时，镖客黄天霸等侠义英雄助官府扫荡绿林事。继有《彭公案》一百回，改以彭朋为主，扬其余烈。虽此二书文情不佳，但均一续再续，遂成漫漶之局。

　　此外，又另有《刘公案》、《李公案》以及《永庆升平》前后传、《圣朝鼎盛万年青》、《英雄八大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八义》等等，不可胜数。

从《世无匹》到《热血痕》

　　回顾清代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过程，不能不特别提到雍干年间刊行的一部冷门作品《世无匹》──论者有谓此书堪称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由人情世态题材中脱胎出来的侠义小说”;“是从‘三言’中的侠义题材短篇小说向着《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过渡发展中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世无匹》作者不详，惟署《古吴娥川主人》编次，分为四卷十六回;叙述壮士干白虹以其“举世无匹”的侠肝义胆济弱扶倾、替天行道，却反被人恩将仇报、可歌可泣的故事。此书不谈神怪、不谈风月，完全扣住干白虹一生曲折动人的奇节伟行而作细部描写(包括思想动机);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下侠客所能发挥的济世作用与生命价值表露无遗。在此之前，中国侠义小说不曾有过这样深入浅出的创作;在此之后，《七侠五义》一类公案小说凡写独行侠者，实多取法于《世无匹》。

　　惟自《七侠五义》以降，公案小说之命意所在，莫非忠于朝廷、效力官府;凡此，恰恰与“替天行道”的古游侠精神相反!这自是满清怀柔政策成功，而汉人民族意识衰落──“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表征。然由公案小说改编成的皮黄戏剧竟多达数十出，则其鼓吹武侠、普及大众之功，亦不容抹杀，卒能风靡一时。

　　清末侠义公案小说除有各种续书而蔚为大观之外，别开生面的公案讲史类尚有李亮丞《热血痕》(一九○七年);儿女侠情类有赵苕狂《剑胆琴心录》(一九○八年)、邵振华《侠义佳人》(一九○九年);剑仙传奇类有唐芸洲编《七剑十三侠》(一九○八年)、《仙侠五花剑》(一九一○年)等。其中，李亮丞《热血痕》一书，凡四十回，讲国仇家恨，寓意深远。正文前有〈满江红〉词，抒其怀抱：

　　闲煞英雄，销不尽填胸块垒;徒惆怅，横流无楫，磨刀有水。侧注鹰瞵横

　　太甚，沉酣狮睡呼难起。叹鲁阳，返日苦无戈，空切齿!

　　局中人，都如此，天下事，长已矣。且抽毫摅臆，撰成野史;热血淋漓三

　　斛墨，穷愁折叠千层纸。愿吾曹，一读一悲歌，思国耻!

　　该书演吴、越相争事，以英雄儿女陈音、卫倩仗义行侠，襄助勾践复国为主线，广结剑客、奇才，共同效力。自浅一层看，此书旨趣已较寻常侠义公案小说“终必为一大僚隶卒”(鲁迅语)之公门高级捕快精神高明得多;而自深一层看，则此书借古讽今，“要使不断受外人欺侮的中国，能以雪耻自立。”故阿英《晚清小说史》指出：“晚清的政治社会，在这一部公案里是透露了不少情况。”加以作者文笔洗炼，跌宕有致，洵可谓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拨乱反正”压卷之作。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