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景文长篇小说《野宴》

　　读李景文长篇小说《野宴》，是一件有压力的事情。这种压力并非来自文字，而是源自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对人性的思考古今中外从未间断过，从孟子与荀子的人性善恶之争，到新文化运动，再到近些年对“80后”、“90后”的反思，从启蒙运动提倡理性的光辉，到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人性一次次地被哲学家、思想家放在手术台上解剖。李景文选择的是用“欲望”这把三昧真火烧出人性的本来面目。

　　小说讲述年轻的警官戴维从县城到野鸭乡挂职，负责鸭脖子村的清资工作。初出茅庐的戴维刚到乡里，便面对着美酒、佳肴、金钱、情欲、权力的诱惑和考验。随着清资工作的开展，乡长嬴不倒与乡委书记郎威风的矛盾逐渐公开化。而鸭脖子村的一班人——赵押宝、朱粉网、盖大包，围绕着权力与金钱斗得不亦乐乎。村中的清资对象——金水波、花青菜、剃头佬，则成为多方打压和利用的对象。在由郎威风精心设计的湖心岛野宴后，一场追逐欲望的暴风骤雨正式开始了。

　　《野宴》阅读伊始，令人思考最多的是小说中人物的姓名。这些人的姓名似乎都反映了人物性格，或揭示了其最终命运。主人公——戴维，这是一个汉译过来的英文名字。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外来”名字，与传统中国名字格格不入。而这也正反映了主人公的“外来”身份，与周围人事物的格格不入。但他毕竟还是被“汉化”了。戴维的女朋友——冷艳，这是一个令人为之一颤的名字。艳，说明其美貌;冷，一者说明人物性格冷酷，再者暗示其最终命运的凄冷。乡长嬴不倒，“嬴”与“赢”谐音，暗示着其在权力斗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不倒”似乎预示着其最终命运有惊无险。鸭脖子村支书赵押宝，“押宝”揭示了其命运中的赌博性：依靠郎威风使得第一次牢狱之灾化险为夷，郎威风一死即身陷囹圄。朱粉网，恰似一张女色的大网，仅仅网住“猎物”。

　　清资毫无疑问是全书的主线，而“野宴”则像串在项链上的珍珠。每次野宴都是小说的一个高潮，推动着小说的情节发展。野宴集中体现了人物的穷奢极欲，也反映出人物面对欲望时的内心挣扎和对欲望的无限追求。书中第一次提到野宴，是乡长嬴不倒和秘书尤水为戴维接风洗尘。“不觉，菜就上来了，是四个冷盘：罗氏沼虾、双黄蛋、豆腐、毛豆。戴维觉得这菜清爽，两荤两素，红黄白绿四色相间，视觉上赏心悦目，看了心里舒坦，筷子还没动，胃口却给钓上来了……这时热菜上来了，清一色四个砂锅。戴维醉眼朦胧地看了一眼，一个栗子野鸭，一个红烧鳗鱼，一个拆烩鲢子头，一个河蚌什么来着的说不上来。”压轴菜是一道“天仙配”，即河蚌烧牛鞭，喝的是泸州老窖，更有电影明星金荷子作陪。美酒、珍馐、女色集中在这一桌小小的乡村野宴上，充分展现出价值观的迷乱和欲望的膨胀。初出茅庐的戴维面对诱人的乡村野宴，“本来躲着这杯中物的他，一激动端起了酒杯，端起来就放不下了，便眼睛一闭倒进了嘴里。只觉得一股火辣辣的烧灼感，顺着喉咙沉重地坠了下去。”戴维饮下的不仅是一杯令其意乱情迷的美酒，更是一杯将其推向欲望深渊的毒酒。

　　湖心岛上的夜宴可谓全书所有描写野宴场景中的高潮之作，也是人物对欲望追求的集中体现。“一会儿，一位水灵的女孩托着个荸荠漆的盘子先将冷盘送上来了，用六只精细的小盘子装着，有大醉虾，盐水鸭，鸭舌头，花生米，枸杞头，炝萝卜……热菜上来了，先是一人一份蛇羹，然后是西芹百合，白灼香螺，发菜鱼唇，蛋清银鱼，清炒虾仁，清蒸季花，海参鹅掌，八宝野鸭，洋参野鸽盅，王八刺猬盅。最后压阵的是一大盆笋芽河豚。”乡委书记郎威风、县公安局长时运飞与戴维一起抽着软中华，喝着五粮液，享用着面前的美食。席间觥筹交错，丑态百出。郎书记极尽谄媚之能事，时局长尽显贪婪之嘴脸，戴维则从刚刚挂职时的烟酒不沾，到这时的“烟山敢上，酒海敢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完全掉入欲望之陷阱、权力之漩涡。夜宴结束时上了一道名为“玉兰香乳”的御菜，用完这道以人奶入菜的“玉兰香乳”，时运飞便与送菜的妖艳女子在银杏树下苟合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次野宴之地竟是一座古寺遗址。曾经的佛门净土，如今却上演着一出物欲横流、纵情淫乱、追逐饕餮之欲的现实活剧，映射出整个社会的堕落。对人性贪婪的批判与思考，正是全书的精彩所在。

　　小说描写饮宴的地方还有很多，如戴维第一次到鸭脖子村摸情况，村支书赵押宝等一班人为戴维接风，清资工作正式开始;去广州寻找冷艳与时毛毛(时运飞之子)，大学同学江阿秀请戴维和时局长尽享广东美食，引发了江阿秀的表白，等等。每次野宴过后都会引起戴维内心中理智与情感、道德与欲望的激烈碰撞。

　　作者对有些人物的安排不尽合理，如作为清资主要对象的金水波竟从未出场，对他的描写只是通过他女儿金荷子的只言片语，以及最后结尾的一笔带过。再者，作者对人物内心的刻画不够深入，未能挖掘到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主要体现在戴维身上。作者对他面对工作与爱情相冲突时内心的矛盾、处于欲望与道义之间痛苦的抉择、面对情欲与理智时内心的挣扎等，都未能予以更深层次的描写与揭露，致使戴维这个人物缺乏力度与深度，未能写透写活，从而达到拷问人性、鞭笞灵魂的效果，让读者有隔靴搔痒之感。或许作者是想在现实主义的的写作风格中加入一些意识流的描写手段，才导致了关注点的分散。这反映出作者对文本的掌控能力的欠缺。

　　在情节方面，作者似乎急于展现其对欲望的描写，对人性的思考，以致全书后半部分不时抛开清资这一故事主线，全力描写戴维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使得内容稍欠连贯，情节有些分散，乃至旁逸斜出，让读者摸不着头脑。如描写时毛毛拐骗冷艳去广州一段，着眼点无疑是为了展现当代人在金钱名利的诱惑下奋不顾身、飞蛾扑火般投入物欲的漩涡，但情节安排与“清资”这一主线似无太大关系，显得生硬突兀，不合逻辑。小说结尾，作者试图想把情节再拉回到“清资”上，颇为牵强。另，书末写郎威风之死开始，糅入了一些超现实主义的风格，这与全书前面严谨的现实主义文风有些脱节。

　　面临欲望与理性的碰撞时，应该何去何从?中国人似乎更倾向于压制欲望。这源于从董仲舒“天人三策”开始、经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而逐渐成熟、统治了中国人精神世界两千余年的儒家学说，亦即“儒教”。在中国人看来，追求个人的欲望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在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手擎理智的大旗，力图摆脱中世纪宗教的黑暗与蒙蔽。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理性是主体自觉的标志，外在于人的世界变成了理性的人或主体的人征服的对象。可是，理性就必然意味着人的生活选择之正确吗?叔本华认为世界并非是理性认识的产物，而是意志表象的世界。意志是不能遏止的冲动，是欲求，也就是欲望。欲望的对象是生命本身，肯定生命意志实际就是对欲望的肯定。因此，追求个人的欲望并没有错。但书中人物嬴不倒、郎威风、赵押宝之流，对欲望的追求似乎超出了对生命本身的追求，因而展现的是对生命的漠视，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动物性欲求而不择手段的兽性。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道德的管束，失去了道德的管束而肆意追求满足自身欲望，则与禽兽何异?也许，这才是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