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杏培：“头部写作”与王蒙革命浪漫主义的起源问题
王蒙曾借用作家林斤澜所说的“红烧鱼”的比方，把自己写于20世纪70年代新疆时期的《这边风景》称作他的写作的“中段”，后来批评家便开始援引“中段写作”指称王蒙50年代后期到新疆时期的写作。既然有中段或中部，那就有“头部”（包括尾部）——王蒙的“头部写作”时期大致从1952年开始发表作品到1958年打为“右派”时。一般读者所熟知的王蒙的“头部写作”，主要是指《青春万岁》（1953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等少数几个名篇。实际上，随着中篇小说《从前的初恋》在2022年4月《人民文学》发表，王蒙的“头部写作”版图逐渐完整而清晰起来。王蒙的“头部写作”作品大致编年如下：《礼貌的故事》（1952年）、《青春万岁》（1953年）、《友爱的故事》（1954年）、《小豆儿》（1955年）、《初恋》（1955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1956年）、《冬雨》（1957年）、《尹薇薇》（1957年），当然，除了这些小说之外，王蒙这一时期还有《错误》《洗礼》《春风》等少量诗歌。王蒙的头部作品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第一类是公开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既包括引起很大反响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包括不太受人关注的《礼貌的故事》《友爱的故事》《小豆儿》《冬雨》；第二类是写于50年代，但由于种种原因，延迟到新时期以后得以发表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称作王蒙作品中的“延宕发表”之作，比如《尹薇薇》《初恋》和《初春》（《初春》是王蒙50年代写出的作品，当时没有发表，其主要内容被王蒙写到了80年代后期发表的《初春回旋曲》里）。《尹薇薇》写作于1957年，在当时遭遇发表受挫，直至80年代后期经过修改，以《纸海钩沉——尹薇薇》为题发表并获奖；《初恋》也有类似的发表延宕：在创作修改《青春万岁》的同时，王蒙写下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初恋》，当时没有发表的《初恋》手稿在2021年被作者发现，旧篇加进新的内容，以《从前的初恋》为题重见天日。这些写于50年代的作品，经过长达六十余年的辗转或延宕，终于得以面世，从而完整聚合起王蒙的“头部写作”文学版图。
王蒙的作品大多属于对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和现代性道路进行抒情和反思之作，他在美学风格和精神立场上洋溢的革命浪漫主义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特质。王蒙的革命浪漫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对这个命题进行文学发生学的考察很有意义。毫无疑问，王蒙的革命浪漫主义与头部写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头部写作及其所处历史时代如何孕育，并怎样生成这种精神气质，这种浪漫主义风格在“头部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迁，都成为王蒙文学及其思想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头部写作”的意义：
王氏革命浪漫主义的早期型塑
考察王蒙的精神史，会发现浪漫主义是贯穿其漫长人生和文学创作的一个主导风格。这种浪漫主义尽管在他的不同时期会有所不同，但乐观、豁达、相信几乎是不变的内核。王蒙曾说“革命”是他文学的主要题材，“我强调我的文学的题材是革命，是革命的悲情，革命的雄壮，革命的神圣……也是革命的代价，革命的曲折，革命的粗糙，如果我没有用‘粗暴’这个词的话。”革命构成了王蒙写作的基本内容，但他笔下的革命打上了王蒙特有的历史认知和艺术旨趣烙印。
王蒙对于自己生趣盎然和逢凶化吉的人生状态曾这样自我剖白过：“五十年代，共和国的第一代青年是相信的一代。我们相信美好，相信理想和理论，相信民族团结和人间友谊，相信工作，相信文件、会议、社论和总结，相信歌曲，相信领导，更相信人民，相信青春和微笑，相信春天和花朵，相信红旗和军号，相信马恩列斯毛泽东直到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在这段没有完整摘录的引文中，“相信”后面还有若干词汇及其所表征的意义世界。可以看出，经历过新旧时代的历史转换，在十四岁多一点就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共”，很早就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淬炼的年轻的王蒙，对于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对于他所置身的火热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理由不认同，没有理由不讴歌。相信，催生了王蒙的时代认同、身份认同和革命认同，尽管这些认同在后来的岁月中经历过一些调适，但在总体上，对于这段火热的岁月和作为革命者、建设者和领导者与共和国同行的历史，王蒙一直充满着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基调。
要从整体上概括王蒙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和写作风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此处我们可以借用赫伯特·里德和肯尼斯·克拉克对浪漫主义的界定——浪漫主义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永恒的精神状态”。以此观点来描述王蒙的文学和精神，也许较为恰当。
浪漫主义几乎可以看作贯穿王蒙人生和文学作品的一种精神、气质和风格。如果我们细读《礼貌的故事》（1952年）到《尹薇薇》（1957年）之间王蒙的“头部写作”会发现，王蒙写于十八岁至二十三岁的这些“少作”，有着鲜明的王氏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叙写革命事业的神圣和雄壮，热情讴歌个体的理想与忠诚，确认抒情主体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笃信民族的光明未来。这种革命浪漫主义与伯林定义的浪漫主义内涵颇为接近：“（浪漫主义）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
在王蒙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他对革命、理想、集体、时代的纵情讴歌和浪漫主义伸张：《青春万岁》通过北京女七中郑波、杨蔷云、李春这些青春小儿女校园生活和个体情感呈现的是“新中国的朝阳的光辉”，郑波们的浪漫个体史成为火热的20世纪50年代的生动历史切面；《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叙写的是林震作为一个初涉社会的理想主义者，面对“组织部”这种核心机关在自身建设和社会治理层面出现某种病象时所发出的个体质疑，以及对自我成长所进行的艰难调适。《初恋》和《尹薇薇》作为写于50年代却延宕若干年得以发表的王蒙头部要作，其内核依然是王蒙式浪漫主义情思：《初恋》通过刘夏和凌蕊园的稚拙、深情而隐忍的青春爱恋，敞开的是50年代青年克制的爱欲和情感；《尹薇薇》呈现的是火热的乌托邦年代里，很多“从理想始，到尿布终”的女同志从理想和激情堕入庸俗状态的现实，由此表达了对庸俗生活的批判和对崇高理想的坚持。
王蒙的头部写作及其充沛的革命浪漫主义与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精神有着很强的同构关系。王蒙式浪漫主义的内核是5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乌托邦激情。因而，如果从人物形象和人格气质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郑波、林震、刘夏这些极富历史内涵的浪漫主义人格是王蒙的头部写作留给当代文学史的一份重要遗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由革命事业、理想主义、集体主义这些宏大概念形成的具有强大正义性的语义场中，王蒙笔下的革命主体的人格内涵和价值选择呈现出某种单向度的规定，即王蒙这一时期的写作在人的内在设定上呈现出某种偏执性和单一性。当然，这种单向度的人物塑造并非王蒙及其同时代作家的想象性叙事，本身就是50年代的产物。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症候性人物的情感结构和行为方式才能更好地理解浪漫主义及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总体来看，王蒙头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其行为和认知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他们在处理个体和集体关系时，呈现出重集体轻个体的倾向，甚至将脱离集体的个体、个人主义色彩过强的个体视为集体的对立面和革命的障碍物。比如，在《青春万岁》中，对于北京女七中郑波、杨蔷云这些青春小儿女来说，火热的时代生活、崇高的理想和集体意志是最有合法性的内容，而脱离于这些内容的个体、自我则成为一种需要警惕和改造的存在。典型的个体主义者李春，尽管学习优异，但由于性情孤傲，对集体事务和身边同学极其冷漠，经过郑波等进步青年的教诲，最终放弃了个人主义的成长路径，加入集体的洪流中来。实际上，《青春万岁》还隐含着一个关于人的“创伤—疗愈”的主题（叙事结构）。小说中的青年普遍都有一段创伤或痛楚的“个体史”，比如郑波和李春寄人篱下的经历，苏宁是个十一岁被姐夫强暴的旧时代的富家千金，呼玛丽则是被邪教组织圣教会蛊惑中毒甚深的少女。这些创伤的个体，投身到新时代的环境后，在新的组织和精神感召下，创伤得到了治愈，最终解决了个体的心理创伤、精神信仰问题，愉快地融入新时代的集体之中。小说通过这些青年的经历意在说明，创伤的个体、旧时代的自我，只有在新时代的精神感召和集体怀抱里，才能得到救赎和成长。党的领导干部老魏（王蒙《布礼》）在1950年这样教导年轻的钟亦成：“一个共产党员，要做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要获得完全的、纯洁的党性，就必须忘我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还必须在党的组织的帮助下面，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造思想，克服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虚荣心、嫉妒心……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以及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老魏的教导下，钟亦成自觉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卑污：“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就像蟑螂、像蝇蛆……”可以说，五十年代的郑波、李春、刘夏和八十年代出场的钟亦成、张思远共享了相似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结构，在对待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态度上几乎没有差异，他们都保持了对个人主义的警惕和否定。
即使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我们也可以放置在王蒙早期对个人主义的反思和弃绝这一主题上进行理解。林震固然是“组织部”的孤胆英雄，但他一路困难重重，在与组织部各式人格和根深蒂固的“组织部秩序”过招中，林震居于下风。尤其在小说的最后，林震在种种受挫和刘世吾、赵慧文的“启蒙”之下，意识到个体的渺小，于是满怀期待、大步流星地走向周润祥的办公室——林震从敢说敢做的孤胆英雄，到最后试图在权力体系中寻找庇护和外力的过程，恰恰演绎了林震式的个人主义从出场到退却的悲情过程。王蒙自己说，他并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而是写了“林震式”的斗争和受挫，他是想表达这样一种主题：“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洪子诚曾敏锐地指出这篇小说所隐含的关于个人主义价值坚持和困惑这一主题：“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决断的个体，他们对创建理想世界的革命越是热情、忠诚，对现状的观察越是具有某种洞察力，就越是走向他们的命运的悲剧，走向被他们所忠诚的力量所抛弃的结局，并转而对自身价值和意义产生无法确定的困惑。他们只能在与引为同调者那里得到理解和慰藉，而向用自己的力量改变环境的努力，最终会发现是无济于事的。”
其次，他们保持了对个体爱欲的克制和对庸俗日常的弃绝。在《青春万岁》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商业局上班的黄丽程，去百货公司筹办结婚用品时，遇到了郑波，她羞于坦陈即将结婚的事实，而郑波对于黄丽程有了爱人并且在筹办婚礼一事，非常鄙夷且烦乱，小说这样叙述郑波的感受：“这念头使郑波烦乱：丽程是不应该有这种平凡的、俗气的事儿的。”1952年前后的郑波、杨蔷云们，她们刚刚经历了新旧时代的转换，社会民主改革运动、朝鲜战争、麦克阿瑟、生产与建设、社会主义、三反五反，构成了她们的生活。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青年，被新的时代所激荡，充满了不眠不休、献身于生产和革命的热情，在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强烈比照下，他们充满了发自肺腑的感恩情怀以及建设新生活的责任意识。《青春万岁》中这样描写郑波这些时代青年的精神和生活状态：“她们肩上承担起来的是数倍于一个普通年轻孩子能够挑起的分量的担子，她们有一种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英勇的浪漫主义气质：整宵整宵地开夜车，三个月不回一次家，把好衣服扔在一边，把饭钱借给生活困难的同学，经常检查思想，每天记日记。翻开她们日记本的红漆皮，翻过毛主席像，她们往往用一种成人的行书体写着最喜爱的书上的话。”可见，在“郑波们”的认知里，面对激荡的时代生活和建设新社会的历史使命，他们不应该将精力耗费在个体的情感、婚恋和私人日常生活中，过于甜腻的私生活和个体爱欲是与集体事业相矛盾的负面力量。正因为如此，小说中的郑波与田林、杨蔷云与张世群这两对年轻人，相互爱慕，但青春期的这种情感萌动和爱的火花，被他们当作危险之物而加以克制与排拒。
隐忍、克制的爱欲书写，几乎是王蒙头部写作中的一个基础性叙事机构。比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林震与赵慧文的爱情，一直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这段充满很强张力的感情描写，似乎刚开了个头便草草结了尾，“多情的”读者所期待的男女主人公的精彩情感叙事在王蒙克制而含蓄的笔下根本没有展开——年轻的王蒙只想表达“两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感情的轻微的困惑与迅速的自制”。这种对情感的压抑性叙事，后来经过秦兆阳的修改，形成了一另番风景——赵慧文的女性意识得到张扬，林赵二人的情感更为暧昧，明确的情感结局更为伤感。很显然，这种大面积的修改与王蒙此时的文学立场是相悖的，其结果便是引发了一场惊动高层的文坛公案。写于1957年的《尹薇薇》，以“我”重访六年前的恋人尹薇薇的所见所感作为主要叙事主线。“我”和尹薇薇在1950年暑假已经几乎成为恋人，但由于觉得“任何私事都应该摒弃”，两人决定结束个人的情谊，而全身心投入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我”在六年后如约来见尹薇薇。此时的尹薇薇已从几年前的理想主义高地堕入了庸常的生活：为了买收音机把当年的文学专业书籍卖了，家里墙上贴满了各式庸俗的画片，陷入在育儿以及与保姆、母亲的纷争中。王蒙把乌托邦年代无数女性的这种变化概括为“从理想始，到尿布终”，而尹薇薇即是这种从理想主义走入庸俗生活的代表。小说中的“我”作为隐含作者，对尹薇薇的这种从火热的革命和壮阔的社会退却到家庭世俗生活的选择，给予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我”难以容忍尹薇薇放弃理想和人文关怀，而投身在过于“物化”、没有精神追求的生活。可以说，王蒙通过“我”的视角表达了对庸俗的家庭和私生活的摒弃，重申了对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激情的坚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蒙头部写作所塑造的浪漫主义人格，既可视为一种时代风景，又可视为一种症候，它们是理解20世纪50年代的人格标本。伯林在分析浪漫主义人格时曾指出：“如果自我不再等同于个人而是与超个人的实体（比如一个群体、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认同，而这些外在的实体会成为巨大的闯入者，它一意孤行的意志会把它的特殊人格强加在外部世界，强加在它自身的构成要素，也许就是人自己身上，人由此成为更巨大、更显赫、更持久的人格的配料或零件。”可以看出，王蒙的浪漫主义叙事中，个人的情感、婚恋、私欲、日常生活是需要远离或戒除的因素，个体应该认同的是革命事业、集体利益、社会建设。因而，人在这些巨大而重要的目标面前，显然只能是一种没有个体情感和私欲的“配料”和“零件”。
二、作为精神资源的四五十年代与王蒙浪漫主义的关系
如果追溯王蒙早期浪漫主义精神的源头，我们会发现它跟作家的革命经历与少共身份、阅读资源（尤其是俄苏资源）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时代环境等因素具有内在关联。可以说，四五十年代是王蒙的浪漫主义气质的发生期，影响了其文化人格和文学风格的形成。某种意义上，四五十年代作为王蒙个体成长和文学写作的“头部阶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精神资源，是我们理解王蒙的重要历史节点。
“少共情结”是理解王蒙的一个基础性视角，是塑造王蒙浪漫主义精神的重要基石。20世纪80年代初李子云最早用“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和“少共精神”概括王蒙作品的独特性，尽管王蒙对这一封号表达了委婉的拒绝，但“少共精神”确实是王蒙人生观和文学叙事中的核心内容。王蒙十一岁时，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有了接触，后在地下党员何平的影响下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1948年，还差五天十四岁的王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革命洪流中。1949年3月王蒙被调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从事中学团的工作，8月被分配到中央团校二期学习。中央团校的八个月学习为王蒙的理论知识打下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他的“分析思想”和“理论能力”，团校毕业时“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这些都成为“少共”王蒙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收获。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历，激发了少年王蒙的历史主人翁意识和浪漫主义豪情。李子云把王蒙的“少共精神”归纳为“对于理想及信念的虔诚、始终不渝地追求与为之献身的渴望”。在随后写于20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尹薇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初恋》这些作品中，我们通过郑波、“我”、林震、凌蕊园看到了王蒙对“少共”人格和“少共”精神的最初讴歌与建构——正是从这些青春洋溢、充满历史主人翁意识和理想主义的50年代的年轻群体，“生长”出了八九十年代的钟亦成、张思远、翁式含、曹千里、钱文等中年群体。变化的是时岁的更迭，不变的是流淌在这两代人生命深处的“少共精神”。同时，通过尹薇薇和赵慧文的人生衰变，通过林震与赵慧文、刘夏与凌蕊园对爱情的克制，王蒙对于“庸俗的”日常生活、个人主义价值立场以及个体情感与爱欲有可能造成的对少共精神的瓦解保持了警惕，甚至以一种不无偏激的立场加以批判和抵制。因而，“少共身份”和“少共精神”作为王蒙的基础文化心理，对于确立王蒙的历史主人翁意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以及乐观主义认知视野，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王蒙曾说，在人生的多次逆境中，他没有疯狂也没有自杀，主要得益于他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除此之外，“还由于正是我自己从童年和少年就选择了革命，包括革命的曲折和艰难，是我自己选择的，它并不完全是外来的与异己的强加的灾难，这样思考就会舒服一点，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强一些。有一些激烈的评者总是责备我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采取对历史和现状无情的决绝态度，对不起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的起点、出发点、思考的角度就是有所不同，我不打算迎合。我也不喜欢那些欺世盗名的大言。”由此可见，人生早年的这种革命经历和精神信仰，对于王蒙的浪漫主义历史观和乐观主义的精神气质，起到了决定性影响。
在王蒙的精神气质和文学风格形成过程中，毛泽东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在王蒙海量的写作中，有很多篇幅记述了他与毛泽东之间的间接往来，以及后者对他的巨大影响。在自传《半生多事》中，他谈到1949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以及毛泽东的诗词，他这样描写第一次阅读毛泽东带给他的感受：“我感到的是震动更是共鸣。青春原来可以这样强健、才华原来可以这样纵横，英气原来可以这样蓬勃，胸怀原来可以这样吞吐挥洒。我只能不揣冒昧地说，在近十五岁的时候，在中央团校学习革命的理论的时候，在华北平原的良乡，在晴朗的秋天的夕阳照耀之下，在河边和河水的浸泡里，在毛泽东的事迹与诗词的启发引导之下，我开始找到了青春的感觉，秋天的感觉，生命的感觉，而且是类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感觉。辽阔，自由，鲜明，瑰丽，刚强，丰富，自信，奋斗，无限可能，无限希望，无限的前途：像风，像江水，像原野，像古老的城墙，像天降大任的期待，像革命的领导人的榜样。”王蒙曾撰文指出毛泽东身上具有极强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表现在个人气质和治国理政等多个方面。同时他也分析了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的 革命家的自信和自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辉煌历史，以及革命根据地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毛泽东的乐观自信、豪迈放达的浪漫主义气质影响了年轻的王蒙，加上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所引发的文坛纷争中，毛帮王“说了话”，使得王蒙一直“感恩戴德”“心里三呼五呼万岁”。这种来自国家领袖对一个年轻人的知遇之恩和由此激发的感恩意识，成为王蒙复杂人生中极为珍视的重要事件和文化情愫。在《秋天的发现》《啊，毛主席》《我与五十年代》《书海掣鲸毛泽东》等篇目中，我们能够鲜明看到毛泽东的阅读、政治理想、精神气质对王蒙的潜在影响，王蒙对领袖的认同和接受，不仅仅来自政治运动中领袖对他的保护，更来自对领袖雄强浪漫的人格气质和阔大豪迈的理想主义的深深钦佩。
考察王蒙浪漫主义精神的起源，不可忽略苏联资源对他的影响。在《苏联祭》一书中，王蒙这样谈及他们这代人与苏联之间的精神关联：“我大概从十五岁起就梦想过去苏联。那时候苏联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而且是我为之不惜牺牲生命去追求的一个理想。游历苏联是一次灵魂的冒险。因为再没有第二个外国像这个国家那样在我少年时代引起过那么多爱、迷恋、向往，后来提起它来又那么使我迷惑、痛苦乃至恐怖。”20世纪的中国与俄苏之间有着非常幽深而曲折的关系，在文学上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王蒙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经历新旧两个时代的历史转型期。他曾这样回忆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时期的文学阅读，尤其是苏联文学对他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影响：“在我年轻的时候，一面热情而轻信地陶醉在苏联文学的崇高与自信的激情里，一面常常认真地思索。我认为，任何不带偏见的人，读了苏联的文学作品都会立即爱上这个国家、这种社会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它们宣扬的是大写的人，崇高的人，健康的人；宣扬的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历史进取的乐观精神；宣扬的是对人生的价值，此岸的价值，社会组织与运动的价值即群体的价值的坚持与肯定。一句话——而且是一句极为‘苏式’的话：苏联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自始至终地热爱着拥抱着生活。”如果列举王蒙在这一时期的阅读清单，苏联文艺将会占据相当多的篇幅，比较重要的篇目有：爱伦堡《解冻》《巴黎的陷落》《暴风雨》《巨浪》，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贵族之家》《前夜》，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契诃夫《樱桃园》《三姊妹》，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等等。除了文学作品，王蒙还喜欢听鲍罗金的管弦乐《中亚细亚的草原》、李姆斯基的《谢赫拉萨达》组曲，还爱看乌兰诺娃的芭蕾、列斯里指导排演的《万尼亚舅舅》……这些不同文艺滋养了年轻的王蒙的艺术观，更熏陶了他的浪漫主义气质。这些激越或缠绵的音乐，这些浪漫或深沉的戏剧，这些洋溢着进步历史理性的文学作品，对于四五十年代的王蒙，不仅仅是一种青春阅读记忆，更化作了年轻王蒙的精神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历史时期，怀着乐观、虔诚心态从事革命和建设的热血少共的精神渴求，也影响了他的浪漫主义和乐观自信的精神气质的形成。王蒙曾说：“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期，我更爱看一些色彩分明、激情洋溢的作品，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苏联小说。相反，却觉得鲁迅的作品离自己是愈来愈远了，我们这一代‘暴风雨所诞生的’将要过完全新的生活，阿Q和闰土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可见，对于四五十年代的王蒙来说，《铁流》《不平凡的夏天》《毁灭》和《青年近卫军》这些苏联文学，带给王蒙的是“光明的梦”，“关于人成为历史的主人、宇宙的主人的梦”，催生了他的历史主体的浪漫主义情怀和乐观主义心态。在《青春万岁》《尹薇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初恋》这些早期写作中，我们能够频繁看到法捷耶夫、巴甫连科、俄文歌曲《红莓花开》、《青年近卫军》、娜斯嘉这些苏联文艺元素，这些苏联元素不仅彰显了王蒙在文学叙事技艺上受到的苏联影响，更呈现了王蒙在人格气质和美学精神上的苏联烙印。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处在全球冷战背景和国内外风云激荡、政治运动频仍的复杂语境中。王蒙作为党的年轻的革命者亲历了新生民族国家的诞生，又见证或参与了共和国初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1953年开始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并迎来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的高潮，1958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年轻的王蒙亲历了新生共和国的若干大事件，同时让他坚决相信他们这一代是“不寻常的”，激发了一种历史主人翁意识和建设新时代的浪漫主义豪情：“我们亲眼看到旧中国的崩溃，我们甚至于参加了创造伟大新历史的斗争，我们少小年纪便担当起了革命的重任，我们少小年纪便尝到了人生百味历史百图。”于是，在50年代这种历史大变革和充满理想主义、乌托邦色彩的特定时期，年轻的王蒙经历过四十年代地下工作的豪情与神秘后，又在热火朝天的各项运动、经济建设和文学写作中找到了感动和激越。此时的王蒙尚没有太多的理性去辨析亢奋时代和各种运动所包含的片面，他被50年代这个崭新的新天地所激荡，在回望旧岁时，王蒙对于1953年、1958年这些年份仍然激情澎湃，并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浪漫而诗意的追怀。他说：“一九五三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王蒙每天都沉浸在感动、诗情与思想的踊跃之中。这一年开始了我的真正的爱情与真正的写作。这一年内心的丰满洋溢，空前绝后。我想过多少次，如果有一个魔法，可以实现我的请求，我当然不会要钱，要地位，要荣誉，要任何古怪离奇；我要的只是再一次的十九岁。”
王蒙出版于2022年的长篇小说《猴儿与少年》，是一部理解其浪漫主义精神的重要作品。换句话说，《猴儿与少年》清晰呈现了鲐背之年的王蒙处理20世纪50年代历史的叙事方式，也向我们敞开了50年代的某些重要历史时刻与王蒙式浪漫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这部小说属于怀人忆事之作，是王蒙对50年代乡村生活的一次诗性回顾。小说的重点不在于此，重点在于，小说选择“1958年”这个切口进入历史，呈现1958年的理想主义和“狂欢嘉年华”的时代特性，以此重构施炳炎、王蒙的精神成长史中的“五八年时刻”。王蒙在这篇小说中浓墨叙写1958年带给一代人的感动、热情、豪情、壮阔、新生、希望，甚至毫不理会这种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所包含的偏执、狂热和危险。1958年落在王蒙眼里是这样的一种波澜壮阔：“他继续回忆一九五八。说那是一个他个人难免不安的时候，是一个全民燃起熊熊火焰噼里啪啦的时候，是一个到处加班、深耕、炼钢、修路、挖渠、发明、创造、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时候，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好时光。是一个激情喷涌如海啸，干劲十足龙卷风。有激情才有革命，有激情才有爱情，有激情才有历史的飓风，有激情才有一个又一个的大胜，有激情才有新篇、梦想、新命，有激情才有想象、有浪漫、有咬牙切齿、有‘皆道春风为我来’的自信。”在这里，王蒙借施炳炎之口抒发了对1958年那个独特年份的浪漫主义追忆。同样，在王蒙2020年出版的《笑的风》中的主人公傅大成这儿，对1958年几乎有着如出一辙的情感记忆。可见，“1958年”是王蒙的一种历史情结。它也构成了王蒙文学的一个叙事装置，通过这个装置，王蒙敞开了50年代作为一种精神资源与其浪漫主义文化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头部之后”：
革命浪漫主义的危机与调适
如果将1958年王蒙被确定“帽子”之前视作王蒙人生与文学写作的“头部”，那么“头部之后”的王蒙，经历了更为曲折跌宕、神奇精彩的人生，谱写了令人惊讶的文学创作成就。某种意义上，“头部”和“头部之后”的王蒙合力生成了当代文坛的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一个气象万千的共和国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标本。如果整体考察王蒙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一精神主线的历史变迁，会发现它体现了“常”与“变”的历史辩证：革命浪漫主义作为王蒙的重要人格气质和艺术精神，贯穿于王蒙至今的价值认知和艺术活动中，其所包含的某些局限，得到了王蒙的理性反省和有限调适。查建英曾这样描述头部写作和头部之后的王蒙：“王蒙却早已不再是昔日那个纯真的少共。几十年持续不断、徒劳无益的‘革命’以及在社会底层和边缘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一切大哄大言与大干大变彻底幻灭。如今的王蒙，已成为一位冷静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一位崇尚渐进、改良的信徒。”共和国历史上的曲折和磨难，共产主义革命的乌托邦实践造成的巨大代价，不可避免地摧毁或打击了包括王蒙在内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信念。但由于王蒙内心的忠诚和可贵的平衡视角，他在历经磨难之后对自己的人生信仰进行了重建。“王蒙就是以这种微妙却又坚定的平衡法，挽救并保存了他的信念。如果今天他不能再做一个天真而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那么他可以做一个智慧而虔诚的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信徒。这也意味着他可以继续做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确实，王蒙由其“人生头部”和“文学头部”开启的浪漫主义情怀，经过岁月洗礼，既有由浪漫到现实、由激进到理性、由认同到反思的内在变化，也有对理想、光明和乐观的不变坚守。
实际上，对于自己所笃信的革命浪漫主义信仰，王蒙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保持了一份可贵的理性和反思。在1953年的《青春万岁》中，王蒙一方面以极其抒情的笔触书写新中国的朝气和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生活，另一方面对于五六十年代的这种单纯热烈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年轻的王蒙给予热情的颂扬时，还是保留了一份警惕和冷静的反思。小说在热血青年郑波、杨蔷云、李春的身边，设置了苏君这一形象。苏君是一个有点虚无主义色彩但又不乏睿智和冷静的青年，他毫不客气地指出“郑波们”的生活隐含着“沉重的负担”“无谓的忙碌和虚妄的热情”，他认为：“在你们的生活里，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固然生活可以热烈一点，但是任意激发青年人的廉价的热情却是一种罪过。”小说中的苏君是作为旧时代和不幸家庭的一种落后、虚无的形象而出现的，他在小说中是时代“好青年”郑波、李春眼里的“病人”，最终他和他的妹妹苏宁都是被治愈的对象，但这个人物的意义不仅止于此。苏君属于王蒙小说中“唱反调的人”——王蒙在讴歌理想主义豪情、赞颂纯真信仰或献身热情、表达革命浪漫主义和坚定的革命认同时，常常会设置另一种不同的声音和人格，他们嘲笑革命者的信仰和崇高，站在个体立场或实用主义伦理宣扬个体牺牲的无意义，用局部的曲折和弯路取消革命的合法性。这些人物在王蒙小说中几乎构成了一个系列：《青春万岁》中的苏君、《蝴蝶》中的冬冬、《布礼》里的“灰影子”、《青狐》里的钱远行。他们所秉持的不是理想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而是站在个体本位立场，对革命者的信仰和实践表达讽刺、质疑和批评。这些异质性的声音，与郑波、张思远、钟亦成、钱文这些革命者的价值理性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尽管显得偏激与虚无，但在中国现代化征程中，这种不同的声音和立场对于纠正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盛行时代可能会有的幼稚、狂热未尝不是一种有效的力量。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王蒙的小说从头部开始，就充满了杂色并糅和杂音相陈，不同的声音和思想之间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唱反调的人”构成了一种审慎和驳诘的视角，使作品充满了对话性和反思性，多声部的叙事结构使小说更为隽永蕴藉。
王蒙20世纪50年代崇奉浪漫主义而一味排拒日常、物质、庸俗的文化心态和叙事倾向，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很大的调整。五十年代的王蒙，有着时代骄子的豪情和时不我待的责任感，他被乌托邦时代的浪漫和绚丽所激荡，充满激情地投身于热火朝天的各式运动和社会生活中。他这样描述此时的精神状态：“我这时满脑子是文学、艺术、激情、理想、深思、忧郁、悲哀、追求、大地、天空、繁星、永恒、色彩与交响……不能容忍一分一厘的世俗、庸俗、流俗。远比此后四十年就是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的一些中年作家的情绪更为偏激。我对反世俗的劲儿的切肤刻骨的体会太深太深。”因而，这一时期的《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初恋》《尹薇薇》等小说建构了一群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青年形象，他们鄙视并拒绝个人欲望、情感、婚恋和私人生活，将之视为革命者和建设者身上的负面而堕落的因素。王蒙在50年代是个十足的“契诃夫迷”，其原因在于契诃夫在《醋栗》等小说中表达了对庸俗的敏感和嘲笑，契诃夫对庸俗的弃绝契合了50年代王蒙的精神需求和美学主张。但是，王蒙这种50年代的浪漫情怀影响下的“庸俗观”在80年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文学》1981年第5期发表了王蒙的短篇小说《深的湖》。这篇小说故事层面讲述的是作为大学生的“我”与画家父亲杨恩府之间由隔膜到理解的父子关系问题，而其内部包含的是两代人的时代认知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我”作为知青，在农场体验过琐细艰辛的生活，后来考上大学回城读书，但“我”的内心充满了冷漠和虚无。“我”鄙夷父亲这辈人庸俗、物质而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直到“我”在美术展览馆上看到父亲早年的油画《湖畔》和近期刚展出的四件石雕，父亲的才情和深沉，以及他年轻时期充满理想、激情的一面才得以被我知晓。对于“浪漫理想”和“庸俗生活”，“我”与父亲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作为儿子的“我”向往诗情和理想的生活，鄙夷世俗伦理和日常生活；而父亲深受乌托邦时代之苦，经历过50年代初在领袖颧骨上画耳朵的政治事件以及五八年的“白专道路”批判，再后来得以顺利回城并恢复工作。经历过历史的沧桑与现实磨砺后，父亲开始将理想主义隐于内心，又满怀真情地拥抱庸俗而踏实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也可以看作“80年代王蒙”和“50年代王蒙”的一次对话。“我”显然是那个年轻的怀着理想主义激情的“50年代王蒙”，而那个经历过世事沧桑开始警惕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并从鄙夷庸俗日常转向接纳和享受庸俗生活的父亲杨恩府显然是“80年代王蒙”。可以看出，王蒙在80年代开始调适五十年代所持的“庸俗观”，他不再迷恋对庸俗怀着尖厉讽刺的契诃夫，小说借觉醒之“我”的口吻说：“甚至于连契诃夫的那个夹鼻眼镜和他的（我想象的）温柔伟大的声音，也不那么吸引我了。”王蒙最后借“赏红叶”和“买黄花鱼”之喻来表达他和“庸俗生活”的和解：赏红叶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审美，买黄花鱼则是一种形而下的物质生活需求，两者之间不是水火不容的关系，而是可以既能欣赏美丽红叶，同时又可以在餐桌上吃到美味黄花鱼。
从1990年初冬开始，王蒙开始构思写一部“个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由此诞生了后来的“季节系列”和“自传三部曲”。这种写作有着总体回顾并自觉总结历史经验的写作诉求，但又打破了单一的政治和社会维度，转而将革命与人的关系，人在历史情境中的激情、幼稚、狂热、悲剧、真诚、痛苦作为写作的主要聚焦。正如评论者所说，无论是“恋爱”“失态”，还是“踌躇”“狂欢”，都可以看作个体命运和社会历史的非常态和暂时形式，是历史的“不平衡”时期的“闹剧”。王蒙这样自述这些写作的起源：“王某只是把真实发生过的一切告诉你。动人与夸张同在，简单与爽气同在，积极与迎合同在，雄心与牛皮同在，热情与无知同在，悲情与喜剧同在，必然与偶然同在，灾难与伟大同在，理解与超越同在，怀旧与自省同在，戏弄与叹息同在。”王蒙作为新中国的同行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亲历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重大事件和运动，耳濡目染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时代精神的乌托邦主义和理想主义文化思潮。在理想、青春、激情、崇高、集体、新世界这些熠熠生辉的新词和各式极具感召力口号的感染之下，个体常常消弭了自我，转而聚合成一个更为强大的非理性集合体。时过境迁，王蒙坦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为各种新名词和新概念所着迷，甚至“连同那些贬义词：山头、宗派、教条、圈子、主观、虚夸、个人英雄主义……都那么令人如醉如痴”。作为当时的局中人，王蒙这样自言那时的心态：“我深深为运动所吸引和激动，是为了一种气氛和一种信念，只要有这种气氛和信念，运动无论怎样搞，发生什么偏差，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对的，至少是值得的。”很显然，在对早年的精神生活进行回顾时，王蒙已经意识到当年所笃信的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包含的局限性。所以他在“季节系列”里通过钱文、萧连甲、周碧云、洪有兰等人的恋爱、信仰、青春、生活呈现了那些年代的热情、崇高、激越、浪漫以及伴生而来的荒诞、幼稚、偏执和非理性。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这种批判性审视，贯穿在“季节系列”和随后的《青狐》中。在《青狐》这篇“后季节”小说中，90年代开放时代下人的欲望伸张成为小说的重要主题。才华横溢且富有热情的青狐追求率性有爱的生活，渴望做“真正的活人”，但在世俗中却遭遇着一个又一个洋相和尴尬，她的人生似乎始终处于一种失位和污名化的状态之中。青狐是市场经济时代一个真实却悲剧性的人物形象。可贵的是，在这样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九十年代，面对世俗化和欲望化的大时代，钱文、雪山等人在回顾往昔时，他们在怀念理想和激情充斥的共和国初期岁月时，对乌托邦年代保持了一份清醒的批判：“而在今天的聚会上，他们都怀念五十年代，都相信那是最美最真的理想天堂。那过往的夸张和简单、轻信和煽情，那过往的对于天堂的幻想和自以为是，也许正是通向苦难通向灾异的缘由？不能够太相信梦境，不应该过分相信回忆，由于失却而更加珍贵的回忆、完美无缺如诗如火如梦的回忆也许太廉价了。”这是从50年代走进90年代的“钱文们”的叙事视角和真实情感，这实际上更是经历过劫难与辉煌、欢欣和痛苦，经历过漫长岁月后的王蒙及其同代人，面对曾经的激情岁月和浪漫情怀发出的理性反思。
可以看出，20世纪50年代的这种普遍的浪漫主义精神，既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份精神遗产，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在王蒙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叙事和文化反思中，这种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和文化选择，已成为一种需要理性面对的症候，其内部的危机与局限值得后人警惕。伯林曾这样言简意赅地定义浪漫主义的本质：“（浪漫主义）试图把事物看作对某种理智和计划的顺从，试图制定一系列标准、规律或公式，是一种自我的放任，最终也是自杀性的愚蠢。说来说去，浪漫主义的布道就是这些。”王蒙一代的浪漫主义情怀，无论是革命年代、政治运动年代，还是建设年代，都笃信时代在新理想、新口号和新主体的带领下，一定会向前发展。乌托邦社会形态的召唤，一种弥漫整个社会的浪漫主义群体激情的推助，使个体奋不顾身、激情澎湃地投身在这种建设新社会的时代洪流中。问题恰恰在于：在“集体”洪流之下，个体的人是否充当了某种蛊惑人心的社会思潮的工具或零件，个体的人是否还能保持清醒辨别危险与局限的能力，个体的人是否还能保持健全发展的可能？勒庞在他的“革命心理学”研究中犀利指出，在革命大潮中，集体心理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集合，在瞬间就可以形成，并生成了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和集体意志，它们很容易俘获大量有意识的个体。于是，在集体逻辑和各式主义或旗帜的蛊惑下，群体和个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内在关系，勒庞将之概括为：“一个精神上的统一体（mentalunity）之所以能够形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群体中的态度和行为是极富感染力的，仇恨、狂怒或热爱之类的情感在叫嚣声中很快就会得到支持，并反复强化。”这种精神上的“统一体”，常常是非理性的群体。勒庞在考察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主义者时指出，他们怀着拯救人类的崇高道德和责任，热血沸腾地布道和救赎时代。但是，由于雅各宾人具有群众这种“统一体”的特征，所以他们呈现出一种悖论性气质：“一方面它暴虐至极，另一方面它又胆小如鼠。一般来说，它在弱者面前总是趾高气昂，不可一世；而在强者面前，它又低声下气，奴性十足。”雅各宾式的“统一体”，最终造成的是美德与恐怖、神圣与暴虐相交杂的历史悖论，最终堕入了人类“德性暴政”的历史悲剧。王蒙在对浪漫主义时代进行检省时，一方面指出了浪漫主义时代人们精神上的这种亢奋、热情和献身理想的崇高，另一方面他对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本身所包含的虚妄和幼稚、狂热和非理性保持了应有的警惕，尤其是对这一时期的群己关系、个体悲剧性的处境，王蒙给予了冷静反思。他把自己作品中处于文化转型和时代夹缝中的一类人物形象称为“不平衡的人”，即这些人一方面充满理想、激情、才情和诸多美好品性，另一方面却总在时代激流中失败、失位、出洋相。这些人包括《活动变人形》中的倪吾诚，《青狐》中的青狐、紫罗兰、杨巨艇，也包括“季节系列”中的钱文、萧连甲。王蒙对这些悲剧人物给予了深切同情，对造成这种“不平衡”人格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因素表达了自己的忧思。
结语
总体来看，王蒙“头部写作”所建立的浪漫主义诗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更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标本。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诗学，起源于作家独特的少共身份和对革命的强烈认同，又在新旧转型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得到国家乌托邦主义的濡染，再加上苏联文学的熏陶和革命领袖个人气质的影响，王蒙形成了他的浪漫主义文化心态和文学叙事。经历过历史的沧桑与乌托邦理想的幻灭，王蒙从八九十年代开始了对这种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整体性反思和有限度的调适。但王蒙到底是王蒙，王蒙的精神底色仍然是浪漫、乐观、积极、相信，面对个体苦难和历史沧桑，王蒙不愿做金刚怒目的“斗士”，也没有做文学的“怨妇”，而是以一种和光同尘的心态与万物和解。他不争论、不愤怒，保持着“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满心光明，说话得体，笑看沧桑，以只争朝夕的勤勉在文学的王国里书写缱绻缠绵的细密情思或气吞万里的豪情。王蒙说他愿意做“世界的情人”，而不是“审判官”。他将这种乐观的历史认知视为自己的“活法”和“个性”。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期待视野里的王蒙形象和王蒙气质。也许大多数人会希望王蒙不仅睿智、博学、长寿、多产、创新，更希望他在价值立场层面与体制、政治、历史这些“超个人的实体”保持必要的距离，尤其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重大问题的认知和阐释上——比如理想主义与世俗化、乌托邦与浪漫主义的限度、20世纪中国的群己关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宽容至上还是“一个都不宽恕”，不是“不争论”，而是应该展开激辩和追问。毕竟，我们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现实，不仅需要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还需要愤怒诗学和鲁迅式的横眉冷对；不仅需要老庄式的出世和中庸，更需要不屈不挠的进世意志、对人间不义和现实是非的旗帜鲜明的诘问；不仅需要心怀光明的“时代的歌者”，更需要有在任何集团面前保持独立批判的勇气和必要疏离的姿态。伯林曾这样预言浪漫主义者最后的结局：“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这句话用来描述王蒙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同样非常恰切。只是我更希望，王蒙的浪漫主义格局和结局不仅止于此，也许这个精神之根还在一种不确定的生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