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

发布时间：2024-12-31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内容提要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中，真正全面集中并大规模地进行传统文化书写，主要体现在文化自信和理论意识更新之后的新时代长篇小说领域。从传统文化的存在形态来看，可分为“传统物”文化书写与精神文化书写两大类。从传统文化的外延范畴来看，则可归为两个类型，即“大文化传统”书写与地方性书写。“传统物”书写在叙事学意义上表现为以物证史、纳技入史以及执古御今三个方面。精神文化书写则体现出中华文明特性与时代创新意识。“大文化传统”书写与地方路径探索，都表现出文化交融、文明互鉴以及将社会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审美建构特征。

关键词新时代长篇小说；传统文化书写；“传统物”书写；“非遗”文化书写；“大文化传统”书写

一新时代长篇小说传统文化书写何以发生和兴盛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全面现代化的进程，此后文学思潮的发展嬗变似乎总是绕不开文化上的新旧之争与中西之辨。当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视野里，重新回顾这一历程时便会发现，其中有两个特点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其一，在新文学发展进程中，西方启蒙运动的宗旨曾被高度重视和强调，文艺复兴精神受重视的程度则不如前者。其二，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社会发展主题一直得到充分的重视，而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明交融叙事方面，其自觉性和重视程度则稍嫌不足。文艺复兴的本质是以旧求新，以传统为师倡导新文化，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即是借助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来表达新的文化追求。当“反传统”的口号占据制高点时，以民族凝聚力为基础的文艺复兴精神便会被忽视、误读和误解。人们如果不能勇敢地和坦然地面对优秀传统文化及其生命力，便也难以自信地和自觉地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加以结合。

20世纪20年代末，老舍的《二马》就形象地喻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所面临的复杂困境。二马的伦敦房东温都太太起初对中国人没什么好感，后来她对中国人的印象有所改变，对女儿说“我是要证明中国人也和文明人一样的懂得爱花”［1］。这种“中国文化=野蛮”“西方文化=文明”的文化偏见，必然影响到中国故事的审美精神和叙事框架。鲁迅是最早、最精辟并大张旗鼓地宣称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力”的文化大师，因为他从“地底下”看到了中国的“筋骨和脊梁”［2］。但是这种文化自信的理路和声音要得到全面重视尚需时日。较之文学创作，我们尤其需要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理论领域转变观念。文学阐释中那些带有思维成见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既遮蔽了文学创作中鲜活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生活气息，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西与新旧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思潮所倡导的文化宗旨不可谓不高深：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文学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3］。但我们也发现，寻根文学创作的审美实践似乎并未达到似当时的宣言那般令人激动的程度。当时有两篇体现创作实绩的代表作，即王安忆的《小鲍庄》与韩少功的《爸爸爸》。前者寻到的“根”是捞渣，后者寻到的“根”是丙崽。丙崽的超强生命力意味着这股思潮所寻之“根”，不但不能带来根深叶茂的民族复兴，而且其顽劣品性将代代相传、难以根除。捞渣的遇难则喻示着传统仁义几近消亡。这两篇寻根文学代表作，一则寻到失望，一则寻到反面。寻根文学思潮仅持续了几年就难以为继，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否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对立叙事框架，一直或隐或显地决定着作家的文化意识及审美选择？其二，有些作家过去在创作中，是否对于传统文化的认知尚缺乏充分的“活起来”的动态意识，反而是更多地采取了想当然的静止眼光和“不变”的视角？从20世纪80年代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作挽歌式书写葛川江边行将消失的宁静和谐的民俗民风和文化形态，到90年代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寻找陕北高原古老民族的文化遗踪；从90年代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叹惋即将风光不再的沂蒙山区农村的民间伦理与淳朴情怀，到21世纪初曹乃谦的《最后的村庄》以雁北文化书写为路径痛悼正在消失的乡土世界，以及徐则臣的《‌最后一个猎人》书写传统猎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无奈之情‌。我们仅从这些作“最后”式书写的系列中，就可窥见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审美观照时的某种趋向。传统是“历史上积累和传递下来、通过社会生活的各种媒体而转化为现代人本身存在的东西，是化为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东西”。若要从本质上重新认识我们民族的传统，“仅仅研究书面的历史文献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传统在现代人的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方式。也就是说，要善于从现代人身上发现传统”［4］。关于传统与现代、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的关系问题，这一段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活的传统是消灭不掉的，它就存在于现代人生活之中，它也不是单纯的物质形态，而是富有再生能力和创造力的有机体。“乡土牧歌”“传统挽歌”固然迷人，但未免缺少了必要的文化创新的生命活力和文化发展的创造激情。

新世纪初文坛曾因一股“重述神话”的小热潮而引发关注，这也是传统文化作用于审美世界的一种表现。像苏童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阿来的《格萨尔王》、李锐与蒋韵的《人间》等皆属于其中的佼佼者。人们一度对其重塑“中国形象”、弘扬传统经典的高大目标充满期待，但不久之后，研究者从“历史化”“神性退位”“精神修剪”等层面均发现了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对中国神话的隔膜乃至误读等［5］。这道出了“重述神话”还有着需要作进一步克服的某些局限性，但毋庸置疑的是，“神话”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具备“活起来”并“传下去”的民族文化生命力。

新时代以来，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系列新的文化主张与文化逻辑彻底地打开了人们的文化视野，令人豁然开朗地在心中涌起一股文化创造的自信力，并凝聚成创作界与评论界的共识。传统文化书写佳作频出，蔚然成风。广大的中国读者对于中国故事与中国讲法的阅读期待空前迫切，对于中国文化与文明再造的审美热情空前高涨。由中国文化具有的“连续性”“包容性”“对话性”以及史诗性与宏大性等特性来看，传统文化书写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体现得最为全面，传承与当代转化意识显著，实绩可观。

文化自信力的增长与理论的更生，使长篇小说作家不仅同步获得了正视传统文化的艺术创造的热情，而且获得了宏阔开放的文化视野和文明互鉴的思维气度。作家们得以放开手脚，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与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紧密结合起来。十几年来，从题材领域到审美视域传统文化书写得以谱系化地展开，空前繁荣，许多从未得到过正视的叙事对象也被揭开蒙尘的面纱。过去的文学创作在涉及传统文化时更为常见的是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因素、一种文化环境，甚或只是某种点缀、某种背影。正如有论者所说：“文化传统体现着文化发展中的累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人的个体生命是暂短的，但文化的发展并不因为个体的消亡而中断，每一代人的文化创造也不必从零开始，这应归功于传统。传统作为世代相传的东西，把前辈们的创获保存下来、传给我们。”［6］可以说，传统文化书写业已成为新时代长篇小说中的“主角”。

就传统文化的存在形态来看，这类新时代长篇小说涵盖了两大类型，即“传统物”文化书写与精神文化书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或可分别对应物质文化遗产书写与“非遗”书写。就前者来说，从刘醒龙2014年的《蟠虺》到其新作《听漏》，从徐风2013年的《东洋记》《国壶》到其近作《包浆》，从葛亮较早的《朱雀》到《北鸢》再到《燕食记》，形成了诸如“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国壶”系列长篇，等等。这些焕发出新时代审美光芒的创作，就如其所书写的对象一样令人爱不释手，值得挖掘。就后者来说，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王安忆的《考工记》、张炜的《独药师》、陈彦的《装台》《主角》，到2020年之后的郭平的《广陵散》、李浩的《灶王传奇》、余一鸣的《十竹斋密码》、马伯庸的《大医》、陈继明的《平安批》等，所涉传统工匠、审美艺术、民间绝学、中学医术等方面，几乎涵盖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令人叹为观止。如果从传统文化的外延范畴来看，这些创作亦可归为两个类型：一是“大文化传统”书写，即儒家文化传统书写；二是区域文化与地方性书写，包括民俗风情、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等。前者如李洱的《应物兄》、陈斌先的《响郢》、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贾平凹的《暂坐》、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等；后者亦精彩纷呈，像叶舟的《敦煌本纪》《凉州十八拍》、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刘庆的《唇典》、王跃文的《家山》、叶兆言的《仪凤之门》等，令人目不暇接。除此之外，近年来不少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也以新的创作姿态汇入了传统文化书写的潮流，可将其创作视为跨文化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书写。如加拿大华文文学作家陈河的《甲骨时光》，通过甲骨文专家发掘殷墟甲骨的故事书写中华历史文化的神秘久远和幽微动人，无疑也是新时代传统文化书写不可忽视的面向。

当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天然地富有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创新性等特性。新时代长篇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书写尤其体现出其丰富复杂的综合性与生生不息的动态特性。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是，这些传统文化书写表现了怎样的文化姿态和审美态度，体现了怎样的以文化转化和发展为核心的文明叙事精神。

二作为对象化和方法论的 “传统物”及其书写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长篇小说作家在传统文化书写领域精耕细作，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倾注了饱满而高涨的审美热情，不仅以文学话语去钩沉中华民族传统中的器物、饮食、习俗、技艺、风土、宗教、礼乐等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依托长篇小说去孜孜探求民族史实与文化诗学的创造性结合，从而在新时代创作谱系中留下了极具民族形式和民族气韵的文学文本。回溯文学史便不难发现，对于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形象的聚焦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批判或者怀旧，几乎构成了传统文化书写的几种常见形态。为了避免跌入以往写作的窠臼，新时代作家必须要在时代趋向与文化传统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既要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主潮中夯实文学创作的根脉意识，也要在民族文学创作潮流中凸显审美个性，更要依托文学审美的话语力量去全面促进传统文化的赓续与创化。

研究者们对于“传统物”的存在已基本达成某些共识。有学者从本体论层面出发将传统中“有形的（如寺庙、菩萨、礼仪之类）”和“无形的（如作为认识对象的道德、思想之类）”两者统一命名为“传统物”，不仅有意将传统与传统物加以细致区分，而且还得出如下结论：“对于传统物的占有本身即传统。”［7］另有论者也作阐说，即“传统凝结于外在于人的物质、精神产品之中”［8］。对于当下文学创作而言，作为对象化的“传统物”也为作家重新理解传统文化、重新阐说传统文化进而全面地追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审美路径。

就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而言，作为审美对象的“传统物”通常被赋予以下审美内涵：其一，这些小说中的“传统物”通常具有鲜明的历史特性，它们在时间上首先指向“过去”，但最终续接的却是当下和未来。即作家们以“回到过去”的方式重构传统文化的历史现场，但又绝非在静止的时间闭环里去单向度地审视“过去”，而是在开放的时间坐标中去全面地发掘传统与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从而在“未完成的传统性”这一总体视野中赋予当下文学创作以更多的可能性、规定性和创造性；其二，这些小说中的“传统物”除了反映主流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之外，还更加围绕民众文化来展开充分的编码与解码，这无疑也将进一步地拓展传统文化的历史面向及其丰富内涵；其三，这些小说中的“传统物”既关乎中国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又与知识生产密不可分，可以说其从整体上展现出这样一种审美气质：在物性书写的实感与质感中去追踪传统文化的历史遗迹，在日常生活的涓涓细流中去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结合新时代长篇小说文本可以发现，不管是作为实体的物的创造，还是作为符号的知识的生产，它们都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能力密不可分，同时也在文学审美层面共同建构了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及改造个体的“传统物”系统。探讨新时代长篇小说传统文化书写这一命题时，我们首先面对的恰是上述这个“传统物”系统。

结合《国壶》《包浆》《蟠虺》《听漏》《窑变》《大明城垣》等长篇小说文本来看，作为审美对象的“有形的传统物”几乎成为其共同的文本特征，而依托物质的空间感去探源传统文化的历史感则成为其共同的审美选择。在这些文本中，举世无双的传世宝壶、两周时期的青铜重器、精美绝伦的钧瓷乃至明代的城砖与城墙等一系列传世器物，均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款款而来。它们不再是无生命的物品或摆设，而是在历史语境、文化传统以及小说人物命运的共同负载下，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敞开”与“言说”。由此，对于物质生产活动及其实践产物的审美关注，不仅丰富了文学的书写对象、开拓了文学审美领域，还打开了重构历史现场的新通道，改革了以往“重道轻器”的叙述模式，从根本上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外延。

“传统物”叙事话语背后承载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究其根本而言，这些小说中对于传统器物的赞美并非仅仅是停留在话语表面的语言拜物，而是通过叙写器物之美来感叹技艺之精，通过赞叹技艺之精来再现传统文明的灿烂辉煌，进而在优秀传统的根脉上全面开凿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伴随“有形的传统物”的集束式出场，新时代长篇小说作家逐步地在器物、技艺以及道统的彼此晕染中，打开了重构传统文化的文学地图，而这在叙事学意义上又进一步地表现为以物证史、纳技入史以及执古御今三个具体层面。

其一，以物证史。在“有形的传统物”背后，凝结着新时代作家孜孜以求的考古精神，他们以近乎实证主义的审美姿态创造了一个有物并“及物”的传统文化空间。如《国壶》以晚清至现代为故事背景，小说再现了君德壶、汉唐壶、龙禧壶等传世名壶的精彩绝伦；《蟠虺》中的青铜重器极品曾侯乙尊盘被视为“国宝中的国宝”，那些象征着两周文明的青铜楚鼎则是“以它千年修得的庄重与威严，散发着一股无可阻挡的正气”［9］。《考工记》中的清代建筑历尽历史沉浮而始终屹立不衰，“榫头和榫眼……咬合了几百年，还在继续咬合”［10］。陈正荣的《大明城垣》中，烧砖世家凭借匠人匠心为大明王朝献出令人惊叹的停泥砖、澄浆砖、琉璃瓦以及白玉砖；李清源的《窑变》中，钧窑制作工艺在北宋时期臻入化境，其因窑变而带来的瑰丽色彩极尽造物之美，“钧瓷贵在窑变，窑变之义，在于釉呈多彩，方能幻化万相”［11］。《听漏》中的西周九鼎七簋和东周九鼎八簋“令人叹为观止”，且“凡是入选大楚青铜馆的器物，都是史所罕见的奇迹”［12］。刘醒龙借郝文章之口有言：“任何发明都是出于社会需要……各个时期的出土青铜器物，形成了一道完整的物证链。”［13］在这条完整的“物证链”背后，既涵盖了器物创造、物质生产等人类实践活动的真实印记，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进程。正是在“有形的传统物”的系统加持下，无形的传统文化也变得更加摇曳多姿，恰如《听漏》中所点明的那样，“那些描述性的词语文字、著作文章，只要与鼎簋沾边，立刻变得气象万千”［14］。由之，“以物证史”的自觉意识成为新时代长篇小说传统文化书写的突出特点之一。

其二，纳技入史。随着传统器物成为新时代长篇小说所关注的审美焦点，传统技艺也由此获得前所未有的审美关注，而在传统器物的文学书写背后，无一不凝结着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技艺文明的爬梳与凝视。不少小说文本以近乎传奇化的笔调描摹了不同行业的独门绝艺，必须明确的是，这些独门绝艺虽然成为传统文化源流中个体创造力的直接表征，但并非仅仅指向个体化、偶然性的生活方式。在《大明城垣》中，叙述者不惜笔墨地讲述了“九佬十八匠”的民间传说。二十种不同形式的“匠”虽属同宗却又秉承祖师爷“各立门户，代代相传，手艺越做越精”［15］的训导。根据技艺文明研究学者的观点，“一种实用的技艺有两个根源——动作或者工具的发明，以及使用它的传统，确切地说，使用本身——而在这两方面它本质上都是社会性的物”［16］。具体而言，上述这些带有行业色彩、地域色彩的各类传统技艺无一例外地指向了特定时期的集体生活与生产的历史形态，它们通过社会性网络的流动与传播而真正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并被进一步地赋予集体遗产乃至民族寓言的文化地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从人类最古老的时代以来，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工具和流程就一直在流传……它们是所谓文明的起因、方式和目的的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社会和人类进步中最重要的因素。”［17］

其三，执古御今。尽管在显性层面上，“有形的传统物”主要以空间特性来构筑自身的审美内涵，但仍不能忽略其在隐性层面上特别是时间维度上的符码内涵。简言之，“有形的传统物”虽然在过去的时间向度上敞开自身，却又必须高度警惕复古、泥古的价值陷阱。从这一层面来说，新时代长篇小说作家自觉地将“历史的中间物”意识注入传统文化书写中，紧密围绕“传统物当代何为”这一命题展开了思考与求索。正是在当下现实关怀这一根本诉求之下，传统物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它能否完善当代人的精神生活上面。在《听漏》中，卢小材引用了马跃之著作中的一句话：“以考古形式发现的东西，如果没有进一步完善人的精神生活，就与挖出来的破铜烂铁没有太大区别。”［18］结合整部小说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作家于《听漏》中针对历史文物所开展的一系列价值追问，体现了其对于当代人的精神滋养、文化润泽，成为“传世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除了促进个体精神生命更新外，能否切实转化成当下的文化生产力则是决定传统物是否具有当下价值的第二个层面。《蟠虺》还特别强调“任何文物，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宝”［19］。就传统文化的审美重构而言，新时代作家必须确立这样的书写姿态：真正的民族遗产并非仅仅表征着过去的荣光，而是必须以创造性的姿态内化为当下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以内生性的文化源动力去促进和提升当下的民族文化生产力，进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全面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蟠虺》中有这样一句饶有意味的话：“让青铜重器成为当代重器。”［20］也就是说，只有采取“器重”的态度，它才能真正成为“重器”。这句话几乎浓缩了新时代长篇小说传统文化书写的创作旨归，同时也为传统文化书写点明了一条创新的审美路径：唤醒在历史深处沉睡的传统物，激活它们在当代的生命活力，同时，从“传统物”中提炼、升华优秀的民族文化基因，并使其真正成为惠及当代、福泽万民的文化重器。

三体现中华文明特性与时代创新意识：“非遗”文化及其书写

从理论上说，传统文化不外乎两种存在方式，即客体存在方式与主体存在方式。当“传统凝结于外在于人的物质、精神产品之中”，即形成于上述所谓“传统物”文化形态之中，此即“传统的对象化”。而当“传统物”被“加入人的物质和精神活动，成为活动的要素，并化为人的力量和德性，这就是通过非对象化而转化为主体存在形式”［21］。如果说，以物质形态来呈现的传统文化在长篇小说的美学世界中，既富有史诗内涵，又天然地贴近客体意象和审美对象，因而备受作家们关注并被其予以集中挖掘和表现；那么，以非物质形态来呈现的传统文化则是在精神深度与动态建构中，深深地吸引着作家不惮于接受新的审美挑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既完备发达又丰富多元，仅仅被列入“非遗”保护对象的就蔚为大观，亟需对其中有些品类做抢救性的保护工作。纵观十几年来的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非遗”所包含的十几大门类、数十种小类型，在小说叙述中几乎均有涉及。

新时代长篇小说中，有关饮食文化、民间曲艺、行业文化的书写十分突出。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饮食文化之博大精深堪称世界之最。新时代长篇小说所涉及的从北方到南方的饮食文化书写，依次有迟子建《烟火漫卷》中哈尔滨的饮食文化，葛亮《北鸢》中的天津特色小吃文化，刘震云《一日三秋》中的河南羊汤文化，还有格非《望春风》中江南乡村的饮食文化，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中的淮扬菜文化，金宇澄《繁花》中的沪上本帮菜文化，葛亮《燕食记》中的岭南饮食文化，陈继明《平安批》中的潮汕饮食文化等。再如王旭烽《茶人三部曲》中的杭州茶文化，贾平凹《暂坐》中西安的茶馆文化。魏晓婷的《酒镇》则被视为首部关于酒人酒事的长篇小说。还有包括郭平的《广陵散》在内的传统音乐系列，以陈彦的《主角》为代表的传统戏曲系列，以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为代表的棋艺系列，以老藤的《铜行里》、李浩的《灶王传奇》为代表的民间行业文化系列。另有如传统医药系列、民间文学系列、民风民俗系列等，更是不计其数。

这批长篇小说创作从出现到兴盛，所表现出的首要特征即是深入挖掘并全面地表现“非遗”文化的历史嬗变及其巧夺天工的工匠技艺。第二个特征是作家借由动态思维，通过作品深刻地发掘传统文化精神价值的内在肌理、中华民族特性的来龙去脉。第三个特征则表现为对于传统文化作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双重建构与审美自觉性，这也是作家们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潮流中的主动性使然。“只有通过对旧的东西的理解和超越，才可能有新的东西……只有充分地理解旧的东西，才可能创造新的东西。”［22］以饮食文化题材为例，新时代作家沉浸于传统饮食文化的书写，正是因为他们将对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的认知，在内心作了根本性的改变，作家们深谙文化传承对于家国的重要意义。

《北鸢》中有句话：“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23］其中，葛亮将饮食文化巧妙地融入人物的日常生活中，食物在这里也被赋予象征和隐喻的功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义、情感价值和“久藏的民间真精神”。到了《燕食记》中则直接以饮食文化为主线贯穿全篇，小说在岭南饮食文化的发展脉络所结构的主线之下，通过荣贻生、陈五举师徒二人的传奇身世及薪火存续，展现了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正所谓“变则通，通则久”“时代如是，庖理亦然”［24］。小说通过莲蓉月饼制作过程的不断改革和转化，折射出这一技艺在师徒之间的传承与发展。一方面，这是技艺的保留与提升；另一方面，则是情感与记忆的承载。莲蓉月饼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承载着荣贻生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传统技艺的热爱。葛亮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集体记忆融入其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作深度挖掘与情感共鸣的审美建构。王安忆在饮食文化书写上也经历了从细致描绘到深入挖掘、从展现地域特色到体现“双创”文化意识的发展过程。《一把刀，千个字》使刀工与笔墨、世俗与高雅、饮食与美学相映成趣且融于一体，既生动地展现了淮扬菜烹饪技艺的高超和传承的艰辛，更以其创新性表达和传承性发展开拓出当代饮食文学这一新领域。

在饮食文化中，茶文化可以说是极富中国元素和本土文化价值的一种。从《茶人三部曲》到《望江南》，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旭烽在传统文化书写上所作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主题的选择上，更体现于审美和哲学层面所作的创新。《茶人三部曲》以杭家几代人的命运为线索，详细描绘了其对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望江南》则将茶文化的书写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主人公杭嘉和的视角，展现了在历史变迁中坚守茶文化的艰辛与意义。这种从家族到社会、从传承到推广的重心转移，显现出作家在主题创新上的勇气与智慧。如果说，《茶人三部曲》通过对茶文化的自觉传承与坚守，探讨了人与文化的关系以及文化对于个体和家族的重要意义；那么，《望江南》中主人公对茶文化的坚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更是对人性中美好一面的坚守和追求。茶文化书写由此被赋予更为深远的思想内涵和人文关怀。

同样是茶文化书写，《暂坐》中则极为传神地写出了茶与人生存在的相似性以及二者之间生命过程的共鸣。茶从被采摘、炒制到冲泡、品饮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变化和转折，正如人生从诞生、成长到经历各种挑战和转折并最终消逝的过程。茶的制作过程需要耐心和技艺，正如人生需要经历磨砺和智慧才能得以成就。而茶叶多变的味道亦被赋予了多重隐喻：从初尝的苦涩到回味的甘甜，恰似人生的起伏和变化，映射出人生的苦乐交织。茶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与人物的生活哲学相互呼应，亦折射出世道人心的复杂与新变。

关于饮食书写，就过去的写作而言，从20世纪40年代初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到当代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关注吃的问题更多的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在陆文夫《美食家》这类文本中，饮食描写则未免过于精致而与尘俗稍有距离。鲁迅就曾指出，“礼仪”和“肴馔”，与当时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25］。饮食文化只有在全面的中国文化主体存在方式以及民众生活史的意义上被书写，方能建构更为丰富维度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书写，建构中国叙事的恢弘史诗。中国饮食文化遗产蕴含着深厚的现代文明理念，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诸如“民以食为天”“食医合一观念”“食物—人—自然”的和谐等［26］。饶有意味的是，这些重要属性在新时代长篇小说中都得到了极为细致的形象化探索与审美建构。

小说《铜行里》选择的是行业文化中的“非遗”题材，小说中对铜器分类、制法、工艺、用途的细腻描写，不仅展现了铜匠技艺的精湛，而且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习俗和商业文化。小说中的人物言行也充满了传统文化的韵味。例如，令狐掌柜与富发诚掌柜石嘉文被时人誉为铜行里的“文武两君子”，这种称谓本身就蕴含了深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令狐掌柜以其文化修养成为文君子，而石嘉文则以精湛的铜匠技艺成为武君子，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铜行里独特的文化氛围。《大医》则是集中而呈体系性地进行中医书写的文本，形象地展现了传统医学文化的特色。小说中频频提及孙思邈的医学理念，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方三响、孙希和姚英子更是中医传统的传人形象。这既强化了“大医”的主题，也展示了传统医学文化的精髓。另外也水到渠成地体现出传统道德观念，如仁爱、忠诚、孝道等。

前文所述的主要是关于前两个特征及其审美表现。第三个特征即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有必要进一步加以阐述。从本质上说，文化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其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更是一代代承传于个体与集体的精神世界之中。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创造性转化意识和锐意进取的创新性发展气魄，那么无论多么优秀的传统文化恐也难以获得自我生长的生命强力。在新时代长篇小说创作中，这样的自觉意识不仅体现在小说叙事流程之中，也会从作家心灵精神世界中流露出来。

如果说《燕食记》以师徒故事启示人们有关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转化与创新的时代命题，那么《平安批》则将传统的书信文化与现代海外奋斗故事相结合。在小说所写的现代时期，“平安批”这种古老的家书形式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连接海内外潮汕人的情感纽带。这种结合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又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小说通过主人公郑梦梅的奋斗历程，展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性发展。郑梦梅在海外不仅坚守传统商业道德，还积极适应现代商业环境，将传统诚信观念与现代经营理念相结合，实现了事业上的成功。同时，他还用积累的财富扶助穷苦华侨、支援国内抗日斗争，体现了传统文化中“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实际应用。

小到一榫一卯的工匠技艺、一针一线的刺绣绝活，大到泼墨江山的艺术巨制、神韵高雅的审美情操，在作家笔下都被赋予了其不可或缺的当代性价值。2023年《人民文学》在推出长篇小说《十竹斋密码》时，就有这样的卷首语：作者“将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神情，水印在叙事的表层之下……那是有关风骨的文脉跃动，更是有关真趣的生命形影”［27］。该小说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古与今双线叙事结构，古线以胡正言与张笋衣的故事为主，今线以徐开阳与赵琼波的故事为主。十竹斋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因为它是过去的，它就更是属于现在的。小说题为“十竹斋密码”，所谓密码显然是暗示叙述者的一种用心。叙述者是在寻找那个打通古今的密码，是在破译十竹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内在动力，也是在展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血脉。因此，小说以工匠气质花费大量笔墨复原、解码古代雕版印刷的高超工艺。其更为潜在的叙述结构是当下与传统的对话。主人公徐开阳患有严重的忧郁症，其病情的治愈主要来自精神超越性的获得，而超越性精神中，最为重要的是十竹斋所凝聚的精神密码，是《十竹斋画谱》与《十竹斋笺谱》文脉精神在当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 “大文化传统”与“地方路径”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审美建构

前文提到从地域性及概念的外延范畴角度来看，传统文化书写可以分为“大文化传统”书写与“地方路径”书写两大类。与对“传统物”书写及“非遗”书写作分析的角度有所差异，此处更为侧重的是其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中所体现的审美特质。米兰·昆德拉曾指出，作家总是“位于他的时代、他的民族以及思想史的精神地图上”［28］。这与新时代文明建设理论中对传统文化“连续性”的强调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米兰·昆德拉特别强调“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真正能够称得上“作品”的东西，即是“一种注定要持续、要将过去与将来相连的东西”［29］。随着全球化语境的深入推进与新时代文化精神的蓬勃生长，无论是作“大文化传统”书写，还是作区域文化和“地方路径”探索，长篇小说作家都力求深入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从社会理想、经济观念、政治智慧、价值信仰等层面进行深度挖掘与现代诠释，力求以“作品”汇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洪流之中。

总的来说，其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审美建构表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吐故纳新、文化交融的气度。就大文化传统而言，许多长篇小说都颇多地涉及儒家文化传统的书写。李洱的《应物兄》对于儒家文化的想象与书写采取了辩证的、开放的审美姿态。小说通过那些身处逆境却坚守精神高地的人物形象，流露出作家对于儒学复兴的深切期盼，也预示着其对传统文化作多元性拓展与创新性发展的可能。如果说，《应物兄》是都市题材与儒学文化书写的当代结合；那么，格非的《望春风》就是乡土题材与儒家传统书写的双重变奏，故事主要发生地的名字“儒里赵村”就明显地包含了这一隐喻旨趣。小说通过赵伯渝与春琴的返乡之旅，蕴含着对传统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复杂情感，也隐约展现了对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根脉传承的渴望。

余华的《文城》以清末至现代的动荡历史为背景，以正篇与补篇结构文本，通过林祥福带着女儿寻找妻子的故事，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个人记忆和历史变迁重叠交织的动人故事。小说着重塑造了林祥福、顾益民等具有传统道德风范的人物形象，其在乱世中的责任与担当维系着乡村伦理秩序。在江湖情义、公心正义与浪漫纯粹爱情的交织中，小说弘扬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与道德追求。小说叙述的字里行间深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坚韧与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也对传统伦理价值正向维度作着有力的赓续与传承。

当代中华文明的建构绝非对传统文化遗产作简单复制或移植，而是要坚持全球化语境下谋求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共生，由此方能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与再生。这一过程要求创作者不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要拥有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和创新勇气，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王旭烽之所以聚平生之功进行茶文化书写，是因为这一缕熏染于近现代历史画卷上的独具魅力的茶韵香气，蕴含“儒释道文化、文人的雅致、奉献的精神，里面是充满人文精神的”［30］。这种追求儒释道结合的文化意趣，在作家们书写“非遗”题材时获得极大的想象空间与审美动能。比如储福金的《黑白·白之篇》以棋之道为审美聚集点，在社会变迁、围棋文化变迁与陶羊子等的个人命运相交织的叙事结构中，巧妙而自然地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加以融合，共同构成了小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思想内涵。

就吐故纳新、文化交融的审美气度而言，关涉少数民族文化的书写亦构成一道亮丽多彩的、别具大中华气派的风景线。像叶舟的《敦煌本纪》、阿来的《云中记》、刘亮程的《本巴》、杨志军的《雪山大地》等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样性，而且还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中，无论是出家还是身在世俗，晋美旺扎都坚信佛教的智慧并仁爱待人。晋美旺扎还俗后还积极地参与新政府的工作，投身反击印度侵略军的战斗。其中的“仁爱”精神、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则与儒家所倡导的理念不无契合之处。

新时代优秀作家并不拘泥于传统框架，而是积极地寻求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转化与再创造，使儒家思想中的优秀元素在新时代得以焕发新生。这既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付秀莹的《陌上》、赵德发的《经山海》、乔叶的《宝水》、关仁山的《白洋淀上》等文本，不仅深刻揭示了乡村生活的复杂面貌，更在此基础上对乡村文化、乡村精神乃至人类共通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深刻探察。其中，《经山海》精心勾勒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复兴的多维壮丽画卷，深刻挖掘与传递了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宝贵的精神价值，如勤劳、坚韧、智慧与团结等，这些精神力量在当代社会中依然熠熠生辉，激励着人们不断地追求进步与发展，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此基础上，作品还展现了其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艺术所作的深度融合的探索。

第二个层面表现为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气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是一项复杂而宏大的工程，它不仅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深厚土壤，而且也离不开中西文化的互鉴与融合。而中华文化的历史底蕴、思想观念与艺术成就，也会为西方世界提供启示，促进全球文化的繁荣。当前，越来越多的创作不再受限于单一的文化背景或地域框架，而是主动跨越国界，拥抱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作家们不仅广泛涉猎历史、科技、环境、社会正义等多样主题，而且能深刻地展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促进了全球读者对人类共通情感与价值的共鸣。他们的写作具备跨文化的视阈，揭示出人类共通的精神追求以及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增强了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因此，新时代的作家们以其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洞察力，成为了文学创新与文化交流领域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比如徐则臣的《北上》便巧妙地运用了文明互鉴的视角，匠心独运地将两位意大利人物融入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运河丰富的人文历史画卷之中。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传统与现代价值观、艺术观的交织，赋予了文本深邃的历史纵深感与厚重的社会人文情怀。这样的叙事策略不仅增加了小说的叙事张力，也深刻探讨了历史进程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共存。《暂坐》中伊娃这一角色的引入，不仅为作品增添了异域文化色彩，也为故事设置了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观察者与体验者。伊娃对中国文化及西京这座城市的深情和厚爱，使她成为一个独特而富有深意的叙事桥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彰显出中国文学的文化自信力。

第三个层面则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历史叙事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性自觉。在弘扬传统文化、地域书写以及聚焦中西文化对照视野的同时，新时代以来的不少作家在革命历史叙事领域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质素，尤为显著的是一些作品与中国优秀文化的深度融合与创新表达。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徐怀中的《牵风记》等作品不仅回顾与重构了革命历史的壮阔画卷，更将中华民族悠久而丰富的文化精髓巧妙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独具时代特色的文学景观。革命叙事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新时代背景下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使命。作家们不再局限于对传统革命故事作简单的复述，而是深入地挖掘革命精神的文化根源，探讨革命理想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再如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通过陈诚的父亲这一形象，生动地刻画了老一辈华人在异国他乡对中国文化的坚守与传承。陈父坚持使用农历，怀念扬州风俗，实践传统养生，拒绝将“立业”简单地等同于世俗成功，而是将其视为对革命信仰的一种坚守。名厨陈诚从中国迁徙到美国，同样面临着重塑文化身份与价值观的挑战。与父辈相较，陈诚身上更多地寄托了作家对文化交融的认知。在这一层面上，《黄冈秘卷》更富有代表性，小说书写了一次寻找我们的“精神父亲”的民族文化之旅。甚至可以说，主人公“老十哥”刘声志身上典型地体现出新时代“第二个结合”理论的魅力和活力。小说通过修组织史和修族谱两条线索来谋篇布局，一方面，刘声志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他最为引以自豪的事情便是方圆数十里修水利、水灾抢险的英雄非自己莫属。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交给组织，只要是有利于他所信仰的革命事业，他就可以完全不顾他人的误解和排挤，随时准备着献出身家性命。这位革命者之所以成为个性突出、气质鲜明的成功的“这一个”形象，系源于另一方面，即他身上流淌着黄冈人特有的、不无偏执的“一根筋”特性：孤勇而坚韧，执着而赤诚，借用小说中的说法，此即一种“贤良方正”的文化品性。革命事业激发了“老十哥”的传统文化品性，而其性格又重铸了现代人的胸襟，激活了革命者的形象。在二者的结合之下，鲁迅所赞美与呼唤的中国的“筋骨和脊梁”终于从“地底下”走上了历史的前台。这一结合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叙事的一个重要方向之所在。

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31］应该说，新时代作家之所以致力于传统文化书写，也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此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32］。他们其实是从根本上即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野中改变了对于文化的“判断”。米兰·昆德拉曾说：“艺术中的美就是从未被人说过的东西突然闪耀出的光芒。这一照亮伟大小说的光芒，时间是无法使它黯淡的，因为，人类的存在总是被人遗忘，小说家的发现，不管多么古老，永远也不会停止使我们感到震撼。”［33］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视阈来看，新时代长篇小说的传统文化书写，其意义不仅在于传承传统，赓续文脉，转化新知，创造体系，更在于通过“发现”传统，再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在新时代里重述“中国故事”，热情编织“中国梦”的美学蓝图，以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姿态“照亮”未来。

注释

［1］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第4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2］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第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韩少功：《文学的“根”》，参见王尧、林建法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大系：1949—2009》第4卷，第101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6］［8］［21］常思敏：《传统与现实生活》，《哲学研究》1995年第2期。

［5］王迅：《历史化·神性退位·精神修剪——关于“神话重述”的几点思考》，《南方文坛》2011年第1期。

［7］余平：《论传统的本体论维度》，《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

［9］［13］［19］［20］刘醒龙：《蟠虺》，第26页，第133页，第64页，第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10］王安忆：《考工记》，第7页，花城出版社2018年版。

［11］李清源：《窑变》，第17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

［12］［14］［18］刘醒龙：《听漏》，第24—25页，第25页，第39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

［15］陈正荣：《大明城垣》，第32页，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