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铎中短篇小说近作掠影： 皓月当空
（一）
从我的哪一缕思绪讲起呢？纷纷地，它们在脑海中如风吹拂。是的，于永铎最近发表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等纯文学刊物上的五篇中短篇小说令我浮想联翩。毕淑敏说：“每一朵雪花都像一枚文字，从天空的心脏飞离，盖在地上，铺成了冬天写下的文章。”村上春树说：“决定假设走向的，是读者而非作者。所谓故事就是风。当有东西摇曳时，风才为人眼辨认。”《乌鸦走在大街上》《千金散尽》《捉迷藏》《凉湾榉树下的号声》和《说谎的鹦鹉》五篇小说，洋洋洒洒的文字，带着作家情感、智慧、谋篇之巧思等的六角玲珑，落纸成章。白茫茫的一片。翻卷风起，我在另一场雪中。那摇曳的是什么呢？我的情感之波动、思绪之起伏、想象之浮游是否应和了文字罅隙世上事的每一眼波流转，是否同频了人间情的每一次长袖善舞？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有一个说法是，人生就像富翁的囊中物品一般，我们应该尝试各种不同的经历，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阅读，是富足短暂人生的一条路。读于永铎的小说，我又一次坚信，小说家有这样一个能力，他以自己积累的情感、思想和生活经验为基础，创造与现实生活同时存在的虚构的生活、人物和事件，其追求是通过想象（或/即虚构）把现实没来得及提供或不可能提供的呈现到世界上，虽然这是无数假设的堆叠，他要通过大胆的虚构揭示想象力所能接近的真理和价值。于是，我看到，这五篇小说构成的文本中，充盈着复杂的社会世相、人生况味，蕴含着对生命意义和个体与世界关系的探索，审美地描摹了个体心灵面貌的样态，而虚构的笔法让我看到人世潜藏的多姿情状，那是另一种现实。
世界是多维的,让我们去发掘其中的无穷乐趣，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如是说。世界无穷的不止是欢乐，无穷的也有欢乐的反面。但是可能性引导探索，开放思考空间。《说谎的鹦鹉》中的作家“我”一再怀疑父亲隐藏了真实情况，既成的事实只有一个，这种怀疑，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作家之为一种职业的思维惯性。我冒昧思忖，于永铎如是写，是要强调文本的开放性，观察生活的多维度，而不是某种思想的推演，即为了一个预设的结论。铁凝说：“小说对读者的进攻能力，不在于诸种深奥思想的排列组合，而在于小说家富于生命的气息中，创造出思想的表情及这种表情的力度和丰富性。”那么，当我在此充当一个赏析者，我在拙文篇首的自我提问表现了我对自己“读懂”的忧虑，也预警自己我下面的以主题等入手的言说，都将成为一面之词。
心灵、想象与理性一起创造出思想的表情。虽然当代小说已经走出了某种思想观念之图示的老套，但是文学永远是思维的艺术。读于永铎的五篇小说，我看到普通人与生活中的细节被作家从街头巷尾的打捞出来，看到日常生活中藏着的触目激情引人思考发人深省之处。这些是于永铎从个人化的角度去探索人心与人性最幽深部分，也是作家对世间事的幽深思考，包括主体与主体间性大主题下，成长、父子关系、自我与他者等，而人、事、情后又隐显着时代的各种内容。
（二）
文学是人学，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最重要的主人公，也有一个或几个与他相关的角色，所以，每一篇小说写的都是一个人和与他相关的人之间的故事。于是，当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每个人存在的原初状态时，“关系”在小说中是很重要的一个词。一方面个体想按其意愿过生活，另一方面他受到他人与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于是冲突产生了。《说谎的鹦鹉》中的梅，《乌鸦走在大街上》中的王阿姨，《捉迷藏》中的儿子永德，《千金散尽》中的小娟，《凉湾榉树下的号声》中的露儿等，是现代主义脉络下的矛盾的个体、疏离的个体、叛逆的个体、自我迷失的个体或精神分裂的个体。围绕他们展开的故事，就是主体间互动与关系的集中表现，要么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导致人们无法充分关注伦理关系对象及其态度与反馈，要么自己的主体性不明而成为他人欺骗的对象，要么无法协助维护他人的主体性。由是，即使向他人施予援助甚或爱意时，也会因伦理生活的错误理由而错失所助之人和所爱之人，要么过度张扬自我而走向叛逆或孤独，甚至对自我行为能力的过度高估而走向个体的倾覆。于是我们看到，世界是复杂的，常常会让“生而平等”的主体间完全可能彼此敌视，或者彼此冷漠，令每个人的主体性孤立无援。我们也看到，良知和美善在人性的根基处如如不动，一个感觉到折磨的人是有希望可疗救和能自救的人，生活中充满了荒诞和意外，但是理性一定要生成主体意志，向着人性中的美好进发或者回归。
中国文化观念中被视为不祥之鸟的乌鸦却成为王阿姨心心念念离不开的朋友和精神寄托。于永铎在接受《北京文学》杂志采访时说,《乌鸦走在大街上》“这篇小说采用了由实入虚的方式，叙述了一个人在孤独状态下多重性格的交替出现，乌鸦在小说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孤独者拒绝与人沟通，在与乌鸦的沟通过程中，其人性的善良一面得以回归，孤独者最终以特有的感悟回到了现实之中，我想表达的是，每一个个体的孤独都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社会，如何超脱，是否真正超脱很可能是一个需要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作家对社会个体及其身上发生的事所反映出的社会普遍问题的关注。
儿子被警察带走的日子，也是儿媳抱着孩子离家的日子。临出门时，儿媳的眼里飘着碎纸屑一样的雪沫。王阿姨就觉得自己被纷飞的雪沫埋了半个身子，从骨头缝儿里往外冒寒气。都走了，前前后后没用上1个小时。100平米的房子里只剩下她无尽的委屈。邻居在走廊那边探头探脑，王阿姨受不了刺激，她抹了把泪水，砰地一声关上了屋门。刹那间，尾巴被夹着了似的，王阿姨疼得声声惨叫。她扑在沙发上嚎啕大哭。
情节和寓意再好，最终也必须要依靠语言锦上添花。上引这段文字，将突遭变故的王阿姨心灵上的重创从知觉栩栩如生地传递出来：先是眼前的一场由儿媳眼中飘下来的鹅毛大雪，与窦娥冤的故事一起草蛇灰线伏脉呼应后面讲到的王阿姨内心积淀的冤屈；然后是浸入身体内的冰冷之感最终刺入骨髓形成无助与背离之痛彻；最后“尾巴被夹着了似的，王阿姨疼得声声惨叫”更是神来之笔，戏剧性和奇情化的表达将读者引入“痛之佳境”。作家精心描写王阿姨之痛，绝不是炫技，这既是文学对语言的尊敬和致敬，也是服务情节和写作意图的。一方面，它传递出作家对王阿姨的同情，也成功地唤起了读者的同情，从而我们就能够对她后面的行为有理解之心，另一方面，由后面王阿姨对乌鸦的依赖以及她因之而与邻居的矛盾来看，这也映射出家庭、社区或社会对个体心理应激之疏导工作之欠缺（《说谎的鹦鹉》中，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的抑郁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想这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讽刺意味，反思它可以看到于永铎在小事情中隐藏的大思考：一是，乌鸦在无意识中完成了特定的人的角色的有意义的职能，乌鸦也在无意识中成了人的帮凶，并最后被人类的车辆碾压致死（未来会不会有比乌鸦强大的人类对付不了的什么鸟？）；二是，王阿姨的妥协是对同类的悲悯也是生死大事面前人性在发挥作用，人比乌鸦懂人事，可未来同类的邻里是否会关心帮助她却是个疑问，而毫无疑问的是，王阿姨一定会因为乌鸦的死亡而伤痛；三是，乌鸦对儿女的爱同王阿姨小时候被母亲抛弃之间，王阿姨同乌鸦和谐相处与王阿姨与邻里不和之间，都形成了对比。所以，个人或人类的问题得不到良好的解决，必定会有隐患，大可至异类的到来……
《乌鸦走在大街上》这篇小说的题目就引人入目，入联翩浮想，加之文中生动的语言，打破感觉的固化配置，激活感性的力量，从而使读者更有意愿和容易地接受文本，应和了“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的创作与阅读之生发和互动。此外，题目的也显示了一种对虚构彰显，小说家有理由得意虚构在反映现实时的力量和功效。
而《凉湾榉树下的号声》则直接使用了魔幻的表现手法。在这篇小说中于永铎制造了一种既超自然又不脱离自然的气氛，把现实改造成病入膏肓的老张神志不清时的那种幻境。而转述者摄影师“我”既受到了自身摄影艺术的影响，也被老张在榉树下演凑的德彪西《月光曲》感染，使得他的转讲述中，老张惊心动魄、出生入死的“劫难”笼罩在一种童话般的“凉湾奇境历险记”意境中。而这个文本的中心人物露儿尚年幼，且她在文本中的故事也暗合童话中历险与成长的母题。在此，凉湾之为大地，榉树之为自然生命、铜号之物音乐艺术都共同促成了文本中飘渺的奇幻、美妙、快乐气质。而这种效果是通过在主故事中多次插叙“我”在凉湾榉树下听号来实现的。在此举两处为例说明于永铎在努力于情节之外营造诗歌意境般的美学效果：
进入森林，我就经常产生幻觉，我以为自己坐在船上，飘荡在五彩斑斓的林海中。
……
德彪西创作的每个音符都刻在我的脑子里，像摩崖石刻一般。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凉湾的榉树下，小号的音色让我着迷。我的眼前出现了月亮，出现了水银般的月光。
（摘自第2节）
……号声就是一缕漂浮在空中的灵魂，我不忍挑开幻觉的胞衣，我担心会突发不测，会突然爆裂，会见到让我措手不及的内核。我假装和房东大嫂一样对号手和号声熟视无睹，这种假装实在有些滑稽，号声是存在的，号手也是存在的，再装下去，那只能说我和房东大嫂是不存在的。
《月光曲》是存在的。
榉树下的号声是存在的。
凉湾榉树下的号声是存在的。
（摘自第6节）
在此，作家以摄影师之口，一再强调想象的多姿、它的有效性和真实。总之，《凉湾榉树下的号声》中，虚构与写实，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人鬼的界限、生死的界限以及时间的界限被取消，从而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之概念本身和其具体表现的普遍性被突出出来，而最终真善美对假恶丑的战胜，给文本中善良的人带来了欣喜，也给读者带来慰藉和美好信念之坚定。作家必须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观，就像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所说，一个作家，“只有当他确信他的良心和别人的良心一致时，才能体会到最大的快乐。”
《凉湾榉树下的号声》中，露儿的成长里出现了老张这位精神父亲的形象，在“乱世”她得到了老张的关心和引领，而《捉迷藏》中的永德在成长的过程，则没有这么幸运。小说中讲到了三种捉迷藏，它们分别发生在失联后的永德和父母、童工和市场监管人员、童工之间。小说里13岁的永德的“大叛逆”之事到底是什么，作家开篇就和读者捉迷藏了。年幼的永德离开饭店后发生了什么，永德杳无音信后他的父母如何寻找，作家亦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的是，永德大叛逆之后成为一个乡镇饭店的童工，遭了很多罪，遇到了不少鄙俗之人，永德离开饭店杳无音信多年后父母一死一疯。人间事不是游戏，就连几个少年最后一次捉迷藏游戏中，小哑巴竟再也找不到了。如果我归纳一句无论少年还是成年人，做事都要深思熟虑，真的是太简单了吧，但这又是无数事实给出的结论，心智不成熟在哪个年龄段都有。错误、失误、误解、非理性、意外等构成了世界的错综复杂，当然还有人和人之间及同一个人身上的性格、品性、心性的多样。小说中，后厨这个场所有一个隐喻意义，即暗室，这里的人像是光照不到的人，这些深陷各种窘迫的人，的确少了不少美善。作家让我们看到，底层打拼的人，会遭遇更多的艰辛，劳苦会损害德性。永德小小年纪就遇到了和年龄不相称的阴暗，当他没有像露儿那样遇到老张的慈爱和教导，他后来成长的如何了？从文章的结尾我们知道，永德至少没有走上歧途。“永德”，作者给少年起这个名字，就是要体现他对人类善根的期许和信任！我们看到，父亲得到好心人的帮助才能够回到家而不至于客死他乡，后厨中的人及老板娘惠姨，大多在其粗暴之外保留着一些良知，都存着梦想，在巧克力和地瓜的甜中寻找慰藉。……还说什么呢？愿人人都被照耀，并也都能发光，优雅地走在阳光明媚的开阔的天地间。
《千金散尽》讲的则是一个类似于人善被人欺的故事，当然绝不是这么简单。普通人的大大小小的故事中，人的成长经历与性格的形成和对世事的判断有着密切关系。在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由姑姑抚养长大的小娟心目中，爱和爱的能力比金钱重要。与从给予中感受到自己的爱之能力相比，被骗不算什么。从小娟亲戚、恋人之间发生的事中，以及上面几篇小说的人物和情节中，我们看到，人有很多诉求，对待经验世界的真实诉求，对待主体间彼此的作为平等之人的公义诉求，对待美善生活的真确诉求，以及对待实现差异性目标的合宜手段的技术性务实诉求等等。道德公义、伦理善好或真确、个人诚挚等对实现主体间的良性互动，社会的良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而个体的坚韧、洒脱、不懈追求永远是个体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够重新开始并保持生机勃勃的神貌之必须。千金散尽还复来！
个人诚挚之重要性是《说谎的鹦鹉》中于永铎要阐明的主题。我们看到，对他人诚挚之重要性，爱情与婚姻中男女情感的不专一会直接导致一方的深刻痛苦，因情变而杀人的事也并不是奇闻，只不过这篇小说中，鹦鹉成了替罪羊。亲人之间的诚信直接影响着亲情，轻则是猜忌——比如，“我”对父亲关于梅的匣枪的讲述的不信任就是源自“我”与父亲之间没有哥哥与父亲之间亲密——而萧丽父亲以买冰棍的谎言抛下萧丽一去不返留下的创伤直接影响了她的婚恋观，并造成父女之间的形同陌路。当然小说也讲到了朋友之间的诚信，包括萧丽把“我”的匣枪的故事据为己有。小说中，梅的故事把失诚之结果极端地突显出来，梅被自己制造的假象和伪装所折磨，并最终导致他的丧命。读这篇小说后回首看时，当我把作家“我”一再说到的“皓月当空”一词语和梅的故事联系起来，一种令人窒息的逼仄感袭来。白天有太阳、夜晚有月亮，真相早晚会大白于天下。梅对此深有醒悟，所以他内心的紧张、不安和恐惧可想而知。我们说可想而知后，常常并不真的去联想，或者说我们缺少这种能力，而作家能够将其具体、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于永铎对梅内心的紧张、不安和恐惧描绘是非常成功的，那煎熬之诛心最后都胜过烈火焚身。这篇小说中的几个故事是于永铎巧妙地通过匣枪案有机地联系起来的，那么他以《说谎的鹦鹉》为题目，就是要点睛于诚挚这个主题。作家从反面讲述了不诚挚的后果，“皓月当空”一词不再只与浪漫美好相系……可“皓月当空”这个词语本身更加丰满了。
（三）
《乌鸦走在大街上》《千金散尽》《捉迷藏》《凉湾榉树下的号声》和《说谎的鹦鹉》五篇小说里，于永铎以训练有素的敏感、细致入微的洞察、秉持着人文情怀的审视，将普通生活和个体遭际中人性的幽微、人情的繁复、人间的悲欣生动、智慧而艺术地展现出来。他把大情怀、大悲悯装进耐人寻味的小故事中，让我在享受阅读过程的同时，受到感染，得到启发、反思和警醒，并最终领悟到，爱、善和永恒跳动的心灵才是个体主体性固原之本，是建立和实现良性主体间性的基础，是世界生机勃勃且和谐美好的风景线。
安徒生说：“我的朋友，要善于支配自己的想象，目的是为了人们的幸福和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为了悲哀。”于永铎这几篇小说围绕“需要普遍关注的问题”虚构的故事，其目的指向个体幸福和人间美好。他像所有的作家一样，有一个雄心，就是要通过写作影响生活——让人们幸福、快乐、生机勃勃，让世界祥和、美好，有助于人的成长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