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昕：短篇小说的“异秉”和“气理”
我在谈及小说写作的时候，常以作家叙事的“感觉结构”的概念来思考、分析作家处理现实生活的叙事策略和方法。我觉得，面对历史、现实世界和生活自身的存在结构，作家一定都会有他富有个性化的理解、辨析和判断，以及基于此建立起来的自己的小说叙事结构，表达、呈现出他对于世界的理解。而这种“感觉结构”，实际上就是作家自己的艺术追求在整合生活世界并做出整体性判断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贯穿、渗透、流溢出来的气息“云团”。而这个“云团”蕴藉着作家的“气理”和“异秉”，当然，这也是“这一位”作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重要艺术特征和文本风格、标志。
那么，短篇小说，同样是通过想象和虚构建立、完成作家理想的叙事文体，它的文体需要作家的叙事更加精微、缜密，要求“于无声处听惊雷”的修辞力量，它也要求作家必须实现“个性化”的书写，需要作家的叙述风格，具有属于自己的“异秉”或某种独特的“气韵”“气理”，来重建、重构我们所面对的业已熟悉的日常生活形态，来描摹我们所看到、所理解的人间烟火。有的作家和评论家，还将这种叙述和文字的风格、韵致、格调、氛围称为“小说的味道”。其实，这些“异秉”或“气韵”“气理”“味道”，并不容易被阅读者所察觉，它需要阅读者在感受、体悟文本时，与文字或与作家产生心灵的对撞，即我们常说的心理的、精神上的共鸣。就是说，作家和文本的个性、情感，都深深地蕴藉在文字的“气理”之中，别有一番滋味。而作家的“异秉”，实际上就是富于个性化的文化素养在创作中的体现，也就是作家文本的某种“别致”。我曾这样评价短篇小说大师汪曾祺：“迄今，也没有什么人敢轻易给汪曾祺的短篇小说进行‘定位’，肆意将其归到某一类当中去，只能小心翼翼地面对它。对于汪曾祺来说，其写作的‘异秉’在哪里呢？早有人想发掘汪曾祺创作与他生长的故乡——江苏高邮的某种联系。这个有着很深的古文化渊源的地方，历史上颇有些‘王气’的所在，虽说‘王气’丝毫也没有铸就汪曾祺的‘王气’‘霸气’，相反，平和至极的汪老，倒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沾了这个古文化中心区域的地势和性灵之缘，‘地气’则使得他对历史和生活的感悟，获得了一种独到的文化方位和叙述视点。一个人的写作，一旦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精神‘方位’和叙述视点，才有可能形成与众不同的气势、气脉、气象。而且，他对文字的轻与重，把握也极其到位，仿佛浑然天成，叙述里总有一个目光，起起伏伏，不时地射出神性的色泽。”尽管，在汪曾祺的小说里面，我们一时还看不到那么明显的哲人的影子，但是，汪曾祺对生活、存在世界的体味都非常自然地浮现出来，难以掩抑。叙述的单纯性，涵义的适量，像是有一股天籁之声，在文字里荡漾、回响。它无需用文字刻意地给生活打开一个缺口，使生活的运转在手工的刻意操作之下，而是让现实世界本身，就凸显出那种裸露且极少能被遮蔽的样态。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可谓形态飘逸、率性、自然，但却扎实牢靠，不折不扣，文字简洁，清晰、凝练，有着不同寻常的艺术感觉和功力。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生活的结构，已然自然地衍化成叙述的“感觉结构”，其中，仿佛有一位秉持、携带“异秉”的老者，面对俗世生活，有调侃、戏谑、温婉，也有严格的批判，同时，叙述中也蕴藉神采的飞扬，使作品具备令人尊敬的艺术品质。那种“气理”，在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里，则构成能够支撑其个性化叙述之“异秉”的重要因素。
或许，很多时候，大时代和社会的面貌，在叙事里偶尔会显得模糊，需要作家悉心地去辨认，但人性、人心的力量，确实始终坚实地存在。生活、生命的存在形态，消长枯荣，具有超然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定律，其中荡漾着恒久、持续的话语气息，必然会呈现出活生生的激情和活力。惟有这样的叙述文本，才能够让我们拿起来放不下，既令人沉浸其中，又常让我们对生活世界感到无限欣慰，并在恍然间有所感悟。也许，叙述真正是朴实到了极处，才会境界全出，闲话闲说，大道至简，大雅小雅，从容道来，即便是俗世的云影水光，都会带着神韵。可以说，阿来的短篇小说文本，其品质就富有一种浩瀚的“天籁之气”，富有神韵。一方面，是他小说写作内在气质和气韵上的“朴拙”，另一方面，是短篇小说本身天然的结构谨严的要求，使得阿来力求自己的短篇小说具备完整、和谐、平衡的文本形态。而这些，在阿来这里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地统一起来。基于短篇小说艺术自身对叙事技术层面上近乎苛刻的要求，阿来的叙述，竟能产生出朴素、率性的结构和散淡、本然的风貌，可以说阿来在作品中呈现出空前的淡定和自由。可以肯定，阿来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真正地获得了自如和舒展、朴拙，这一点，完全是因为阿来小说的“拙”是“大拙”，这个“拙”不是感觉、感受的迟钝，视野的局限，思路和写作语言的僵硬刻板，而是一种小说内在结构和气势的大巧若拙。更是属于阿来的“异秉”和“气理”“气韵”。我曾这样概括阿来的小说美学形态：“诗意埋藏在细节里，历史的细节、经验的细节、写作和表达的细节，自由地出入于阿来叙述中的虚构和非虚构的领域之中，在单纯、朴拙与和谐之中表达深邃的意蕴。这种‘拙’里还隐藏着作家的灵性。”
我也特别喜爱林斤澜的短篇小说。若干年前，我曾这样分析他的短篇小说文本：“从一定角度讲，文学文本的含蓄、形象和符号性质，使得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它可以‘藏污纳垢’，具有‘混沌感’，虚中有实，具象中含着抽象，灵魂附体，以实写虚，体无证有。许多作家声称，自己写作的作品其实就是在写自己，虽然我们会觉得未必尽然，但作家的世界观、美学观包括精气神，定然是难免渗透其间的。但我认为，林斤澜却难在此列。也许，我们会感慨，许多杰出作家的作品，有细节，有细部，也非常接地气，生活化‘原生态’，而林斤澜走的则是别一路径。他的小说情境、细节和人物，也许都没有贴切的‘原型’，人物和细节，都是他‘编织’虚构的。这一点，也是符合短篇小说文体的简洁、精致和匀称品质的。但晦涩、玄奥、若隐若现的隐喻，也不同程度地会构成叙事上的滞涩和羁绊。”我想，这也正是林斤澜写作值得褒扬的“异秉”吧。
像莫言、贾平凹、苏童、迟子建、阿城等作家的短篇小说，都有自己满满的“气韵”和“气理”，以及叙述的“异秉”。正是因为他们的写作及其文本，都有自己的“异秉”，都有各自的叙事的“气理”，短篇小说也才得以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和品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2ZD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