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现象级文本的“硬核”
以《三体》为起点或者中心，可以思考许多中国当代文学议题，但《三体》巨大的产业能量和大众传媒的过度关注反而容易使得一些问题被忽视或者难以深入。现象级文本的热点“现象” 固然值得注视，但如何不被现象级文本的“现象”热点所迷惑，去逼视和抵近现象级文本的“硬核”，是“重勘现象级文本”的意义之所在。
詹玲重勘《三体》的读者接受虽然是常规路径，但和所讨论的当代中国文学科技启蒙问题一样，都需要以独属于科幻小说文类的专业知识为前提。某种意义上，文学研究者很难专业地解读所有的文本。这里面涉及到研究者的教育背景、阅读兴趣和研究领域等等问题。研究者的所长所短决定了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去做。这不只是文学和文学之外的领域。文学研究者跨界到文学之外开展研究也许有做得出色的，但大多数会很“尬”。而具体到文学本身的研究，其实也需要细分。科幻的“点子”，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创意或设定，其涉及的认知挑战和读者“爽感”机制，是科幻 小说之所以为科幻小说的文类属性。一定意义上，读《三体》的读者，很多是文学读者中的“科幻迷”。正是这些“科幻迷”让《三体》首先成为科幻小说这个从小说细分出的文类的“现象级文本”。因此，如果从“科幻迷”这个读者群体观察《三体》的“现象级”，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创意或设定，被刘慈欣《三体》编码的“点子”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元素。
但《三体》的读者肯定不只是“科幻迷”，《三体》成为“现象级文本”的硬核也不仅仅是科幻小说的“点子”。比如詹玲认为：“像《三体》这样的科幻小说还自觉承担起了融合另外的科技启蒙使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自然科学的价值立场出发，告诉读者什么是‘真的人’，如何看待这样的‘真的人’以及如何‘大写’人。二是挖掘、张扬现代科技的诗学之美。”[1]经过她的重勘， 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足够密集、足够震撼科幻读者的点子，《三体》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的科幻粉丝；没有足够的想象力、足够的技术乐观主义支撑，形成超强的辨识度，《三体》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将技术启蒙纳入中国文学的启蒙视野；没有足够的科学与人文情怀，《三体》不可能将对宇宙、对真理的敬畏之心注入读者心灵，让读者获得超越性的诗意体验……”[2]“省略号”意味着还有更多 “重勘”的路径，包括但不局限于科技启蒙问题。詹玲的论文提到一件事。华裔科幻学者宋明炜，当他第一次接触杂志版《三体》时，开头就读到大篇幅描写主人公叶文洁在“文革”期间的遭遇， “误以为这是一本煽情老套的‘伤痕文学’，便没有看下去”。事实上，为什么不可以将解读《三体》 的起点移动到改革开放文学的起点“伤痕文学”呢？
刘慈欣生于1963年。1989年，他创作了科幻小说《超新星纪元》和《中国2185》。2006年5月，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第一部开始在《科幻世界》上连载。2007年底,完成系列续 作《三体2：黑暗森林》，2008年5月出版。2010年10月出版《三体3：死神永生》。2000-2006年，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流浪地球》《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国太阳》《地球大炮》《镜子》《赡养人类》等连续七年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另有《乡村教师》《朝闻道》《思想者》《圆圆的肥皂泡》等获得读者提名奖。科幻文学研究界梳理中国当代科幻小说史绕不过去1983年。1983 年，“《中国青年报》‘科普小议’发表批判叶永烈、童恩正、魏雅华等的文章，随后，掀起了一股批判科幻小说的恶浪，叶永烈科幻小说《黑影》被称之为‘科幻小说中的《苦恋》’。”是年，“《科幻海洋》和《科学文艺译丛》相继停刊。”1984年之后，中国科幻进入八年断裂期[3]。而此前的改革开放初期则被描述为科幻小说快速发展的几年。对这几年，不仅要看到科幻文学的增量和对自身审美疆域的拓展，而且应该注意到它和整个中国文学共享着一个改革开放时代。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科幻小说除了厘定并拓殖自身的文类边界，就主题而言，同样有着“伤痕” 和“反思”文学的起点。像孟伟哉的《访问失踪者》（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上海文学》1980年第10期）、《星星营》（《智慧树》1981年第1期）、《命运夜总会》 （《小说界》1981年第2期）和金涛的《月光岛》（《科学时代》1980年第1-2期）等等，完全可以编织到改革开放初期“伤痕”和“反思”文学读解。因此，如果以此为起点，划一条线到《三体》，以对中国当代史某些历史阶段的反思为指标，《三体》可以在这个延长线上的。从这种角度上看，《三体》其中的一个重要“硬核”，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共享的对过往时代的检讨。
可以进一步观察，和刘慈欣差不多年龄的小说家在《三体》发表和出版同时代的文学表现，按时间排序是：李洱的《花腔》（《花城》2001年第6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出版单行本）（2005 年，李洱开始写作《应物兄》）；东西的《后悔录》（《收获》2005年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单行本）；毕飞宇的《平原》（《收获》2005年第4-5期，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单行本）；余华的《兄弟》（上、下）（《收获》长篇专号2005 年秋冬卷、《收获》2006年第2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于2005 年、2006年出版单行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之《人面桃花》 （《作家》2004年第6期，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单行本），之《山河如梦》（《作家》2007年第3期，作家出版社 2007 年出版单行本），之《春尽江南》（《作家》2011年第9 期，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出版单行本）；苏童的《河岸》（《收获》2009年第2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单行本）；艾伟的《风和日丽》（《收获》2009年第4-5期，作家出版社2010年出版单行 本）……这意味着当我们谈论一个时代的文学，不是某一个作家能代表，也不是一种文类一度独秀，考察一个作家、一种文类或者某些文学现象就应该回到“大文学”“长时段”和“同时代”等复杂的历史现场。
同样的，看《血色黄昏》。周荣将《血色黄昏》放置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前夕，显然是有效的。但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需要仔细辨析。王蒙发表在《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其“文学”所指究竟是时代的文学总和，还是部分？如果是部分，会不会是“一部分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而“另一部分的文学”则迎来了轰动效应？同样的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为起点，在反思历史的文学接力上，《血色黄昏》和《三体》是不是可以并轨思考？事实上，哪怕仅仅就“知青文学”而言，也是一场不同小说家不同文本的书写接力。
《血色黄昏》出版的1987年前后，就有《知青小说选》（贺绍俊、杨瑞平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书上下两册，近一千页，由冯牧作序，收录了1979-1984 年几乎全部有代表性的知青小说，起印32500册。1987年12月第二次印刷达69000册），王安忆的《69 届初中毕业生》（《收获》1984年第3-4期，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出版单行本），张承志的《金牧场》（《昆仑》1987年第2期，作家出版社1987年出版单行本），梁晓声的《雪城》（《十月》1986年第2-4期、1988年第1-3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出版单行本）。不仅如此，梁晓声的《雪城》改编的电视剧也是同时代的“爆款”。考虑到这些因素，《血色黄昏》虽然遭遇了不断的退稿，但“知青问题”在它出版之时还不能算过时的议题。而且，如果再考虑到文学策划和包装的不充分，在知青文学的鼎盛期，它的读者潜能并没有被激活。进一步观察《血色黄昏》的出版，承认并尊重出版人岳建一的文学敏感、情怀和担当，但也应该看到他作为出版人基于对 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市场和读者趣味变化自觉研判的策划意识。《血色黄昏》属于中国工人出版社的“新世纪长篇小说系列”。从马佳的《神葬》随书封三附印的目录看，除了《血色黄昏》，这个系列还包括映泉的《百年风流》、曾德厚的《铁血大丈夫》、星城的《立体交叉战争》、点点的《白火焰》、栈桥的《招魂》以及马佳的《神葬》《情葬》《天葬》。有意思的是，映泉的《百年风流》又属于同一时期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另一个书系“红麒麟丛书”，而栈桥的《招魂》则在1991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另外，不在这个预告性目录的周梅森的《神谕》出版的时候却标明是这个“新世纪长篇小说系列”。但是，从《血色黄昏》最后一页附印的《百年风流》推介看，《百年风流》是“新世纪长篇小说系列”的第一部。且不去讨论版本问题，这些书往往在封面、封底和内容提要等醒目位置提炼出吸引读者注意的文字，比如映泉的《百年风流》封面的文字有“畸形岁月酿就畸形的人间悲剧”，“这里，人类亘古而今的爱恋，炽灼却畸形，坚韧又悲凉。人们活成了怎样褴褛而丑陋不堪的皮囊”。马佳的《情葬》封底则有“情场浪迹”“欲海丧生”和“权谋机诈”等等文字。具体到《血色黄昏》，除了封面的“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封底定义小说人物林鹄“半是天使半是野兽”，“那匍匐的畸形反思，赤裸的黑色情欲，戴镣铐的眼睛，以整个生命为代价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单相思，俱在其中”。因此，无论是从作品遴选，还是图书装帧和广告推介，“新世纪长篇小说系列”都回应着1980年代文学新崛起的“通俗向”的文学和文学读者。某种意义上，这是1990年代文学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前锋。
即便如此，以“伤痕”和“反思”文学为起点，在知青文学的谱系，《血色黄昏》的非虚构和原生态，无疑开拓了知青文学的疆域。而从更长时段的文学史看，《血色黄昏》对知青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见证者式的实录和反思，它的意义已经溢出文学史，而进入思想史和精神史的领地。但时过境迁，虽然老鬼完成《血色黄昏》到现在的四十余年，文学市场和读者趣味几经变化，这依然是《血色黄昏》无法被广告包装和大众传媒征用最可贵的“硬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