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虎、怪事、疯人——论李修文《猛虎下山》兼及文学中的历史、文化、现实
绪论
李修文在新世纪初以小说集《心都碎了》（2000），长篇小说《滴泪痣》（2002）、《捆绑上天堂》（2003）走上文坛。以小说成名后他转战影视，在由《滴泪痣》改编的电视剧《东京生死恋》（2009）以及《十送红军》（2014）、《疯狂的外星人》（2019）、《八佰》（2020）、《功勋》(2021)、《二手杰作》（2023）等影视作品中分别担任编剧、监制、文学策划、艺术总监等职。2018年，李修文以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之后接连推出《致江东父老》（2019）、《诗来见我》（2021）等散文集。
本文将要分析研究的《猛虎下山》是李修文于2024年出版的最新长篇小说。之所以要在一开篇就列举作者在小说、散文、影视方面的成就，是为提示《猛虎下山》具有区别于一般纯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
李修文的独特之处在于跨越既有的文学、影视、动漫、游戏等叙事性艺术的分野和区隔，传统的文学知识谱系或评价标准难以覆盖他的作品，研究李修文，一种打破区隔的文化史视野对研究者来说十分重要。相比在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在出版社集结成书、只以“小说家”这一个身份存在于社会文化语境中的作家来说，李修文因为曾在影视领域以更切身的方式经历过市场考验，其作品与社会、大众以及抽象的时代精神有更鲜明、强烈的对话感。
对于《猛虎下山》，我们不仅可以从叙事、形象、语言等传统的文学层面，去分析这部长篇小说究竟以何种方式完成了自身的故事；它更是一个敞开的文化文本，在文化史提供的框架中理解、定位这部作品，也相当于是在讨论当下文学与文化的复杂关系。论及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位置与重要程度，相比影视、动漫、游戏等叙事性艺术，小说的现状和前景并不乐观，这种情况下需要对《猛虎下山》这样具有开放性的文本展开研究。
《猛虎下山》讲述的是下岗工人刘丰收在社会和家庭的重压下，从人变成老虎的离奇故事。作者的语言诙谐、夸张，而故事中刘丰收面临的现实则冰冷、残酷，他被妻子出轨、被儿子蔑视、被工友排挤、被领导盘剥，最后甚至连人的身份也失去了。联系到上文讨论的李修文创作的独特性，作者为什么要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讲述一个充满权力、人性层面对立与挣扎的故事，塑造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形象，并采用一种既滑稽又恐怖的讲述方式？作家显然不想只讲一个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怪谈，其中包含了更多复杂的情绪和思想。而对其展开分析与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以及身处其中的当下现实产生更深刻的理解。
一、 人变成虎，需要几步：《猛虎下山》与“变形叙事”
文学是变形的艺术，阅读的过程就是读者在文字中变成神仙、妖魔、英雄、凡人，也化作山川河流、飞禽走兽的过程。起初人们快乐地徜徉其中，渐渐越来越多现实中的问题和痛苦充斥其中。
尼采和海德格尔只看到西方人文主义灾难像地平线上捉摸不定的乌云，卡夫卡则预言到了西方人文主义灾难的具体形态……萨姆沙的变形记(初次听到这个故事的人认为只是一场噩梦) 将是上百万人的真实命运。选用德语中‘害虫’（Ungeziefer）一词，是卡夫卡悲剧性灵光的乍现。[1]
于是，关于变形的故事在批评家这里就产生了与众不同的意义，他们从每一个精妙、另类的变形故事中，看见属于这个世界的动态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例子，故事中格里高尔从人变成大甲虫只用了一场梦的时间，当卧室的门终于被打开，他的家人还没来得及惊声尖叫，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已经从中看到了比奥斯维辛还要再扩大无数倍的炼狱场景。
《猛虎下山》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又或者莫言的《生死疲劳》，看似独白、诙谐、扭曲、夸张的笔调下其实有着相当严肃深刻的内核，又或者说近一百年来，文学总是用这种方式，才能就历史、现实、人性的问题与读者展开有效对话。
小说的主人公刘丰收是镇虎山下炼钢厂的炉前工。镇虎山因1969年的虎患得名，九十年代虎患伴着下岗潮再度来临，后者更苛于前者，工厂人人自危。厂长规定参加打虎队就可以不下岗，一无所有、饱受羞辱的刘丰收退无可退，上山打虎。老虎始终不见踪影，刘丰收却在日复一日的寻找、算计、欺瞒、煎熬中变成了老虎。
一个人，如何变成老虎？作者分五个阶段，描写了这个魔幻的过程。
第一个阶段，刘丰收的精神世界在外部压力下崩溃，猛虎出现。
厂长在台上宣布四十岁以上的普通工人全部下岗。刘丰收虽在其列，但领导讲话结束还是条件反射猛烈鼓掌，闹了笑话，被妻子林小莉当众掌掴。夜半刘丰收借着酒劲强行与林小莉上床，当他说“你好好看看，我是你男人，你是我老婆，我他娘的，叫刘丰收！”[2]时，林小莉反问“你叫刘丰收……这话，你敢去跟厂长说吗？”[3]刘丰收再次受到打击，性欲伴着工作、名分一同消失。社会关系土崩瓦解让他的精神陷入恍惚，他在厂区游荡时第一次看见老虎。
随后工友马忠提议把手切掉，伪装工伤逃避下岗。“只要上了山，哪还有命活着回来？……咱哥俩，还是把手给切了吧。”[4]这里虽然与老虎无关，但产生自戕的想法，试图通过改变肢体形态来实现身份的转换，让故事已置身于变形悲剧之中。
第二个阶段，刘丰收与老虎产生精神关联，变成利益共同体。
刘丰收独自上山“打虎”，梦中与老虎展开对话，说“反正，咱俩都是可怜人”[5]，醒来逃回家中，用白头发假装白额虎毛找厂长邀功，被任命为打虎队长。工友们为了不下岗，将刘丰收奉若神明。刘丰收强迫林小莉的情夫张红旗加入队伍，伺机摘下“绿帽”一雪前耻。老虎的存在让刘丰收建立起梦寐以求的社会关系。
第三个阶段，刘丰收迷失于老虎带来的权力，再次跌入谷底。
为了强化权力带来的巅峰体验，他戴上手下涂成红色的安全帽[6]，想象自己就是厂长；熬夜学习《卡耐基领导学大典》《末位淘汰管理法则》《厚黑学》，对情敌、工友实施精神控制。在权力的致命诱惑下，他既滑稽又恐怖地拥抱着曾带给他屈辱和不幸的东西。作者用黑色幽默的笔触，以漫画化的方式写出了一个老实人“变坏”的心路历程。
第四个阶段，在权力的蛊惑之下，人们纷纷与老虎画上等号。
厂外的纪录片团队要拍摄打虎历程，情敌张红旗出于对权力、地位的炽热渴望，率先披上假虎皮（工厂演出“武松打虎”的道具）扮演老虎难以自拔，他咬伤多人，掳走来拍纪录片的导演，后又掉到陷阱中生死未卜。事情越闹越大，厂长就地解散打虎队，全体队员立刻下岗，刘丰收的世界再度崩塌。
林小莉为了延续自己“领导夫人”的身份，给刘丰收灌下超量的性药，让他振作精神再次上山寻虎。林小莉将打虎和性爱混为一谈[7]，意味着她继张红旗之后与老虎画上等号。
刘丰收再次变回人见人欺的弱者，性药刺激着他穿假虎皮奔走于山林之间，“不用开会，不用鼓掌，要多清静自在，就多清静自在”“为什么非要下山回城，为什么非要做回那个刘丰收”[8]。在虎皮之下刘丰收感受到难得的安宁。
第五个阶段，刘丰收变成真的老虎。
林小莉的逼迫加紧、马忠与刘丰收争抢虎皮，刘丰收突然发现假虎皮长在身上，他吃掉幻化作兔子的马忠，变成了一头真的老虎。随着林小莉带着儿子为自己挖下“衣冠冢”，刘丰收“社会性死亡”，年轻时文学爱好者和诗人的身份浮出水面[9]。
刘丰收意识到杀戮、生吞活剥的快感，但因为人性未泯，他恐惧、痛苦、挣扎，总想再变回人身。他回到工厂里自己最熟悉的炉膛前，用虎爪执铁钎敲钢块，回忆曾属于工人的荣光和曾为人的感觉。然而工人的记忆中牢牢铭刻着对权力的敬惧，新的打虎队成员都戴着象征厂长的红色安全帽，刘丰收即便身为猛虎仍然卑微弱小。
用一句话来概括，刘丰收变成老虎的过程，是个体在社会压力、性格弱点、内心欲望的共同作用下产生异化的过程。
二、为什么人要变成虎：
“变形叙事”中的历史与现实
关于“变形”的故事古已有之。比如古罗马阿普列尤斯的长篇小说《金驴记》、奥维德的长诗《变形记》，又比如中国的《山海经》《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等[10]。故事的主题基本上分两个大类，一类通过变形表达道德训诫，比如《金驴记》主人公因为和侍女恋爱被女主人变成驴，《西游记》中天蓬元帅调戏嫦娥变成猪妖；另一类则是突显弱者的卑微境遇，比如被宙斯强暴的女子变成不能说话的白牛，又比如唐僧被黄袍怪变成老虎又栽赃陷害。这两类主题，意味着变形故事中同时包含向内和向外的批判意识。一方面内在于个体心灵之中的裂隙、缺陷是对“人之为人”的质疑；另一方面他者或外在环境的不合理，导致个体无法维持“人”的身份，而必须以飞禽走兽的状态继续生存。
当然，古典文学中的变形故事没有后来那么沉重。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大多数人就和五谷六畜生活在一起，看着那些或忠实或狡猾，或被驱使奴役或变成盘中餐食的动物，人们可能会想起某个熟悉的可怜人。但是因为人和动物的关系太紧密了，这种思考往往没法上升到抽象的社会层面。而随着蒸汽机、内燃机、电气成百上千倍拓宽城市文明的边界，人和动物的距离也变远了，这种距离成为复杂与抽象思考的必要条件。与之相反，作家、人文知识分子与庶民的距离拉近，文学对普通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如何被规训产生浓厚兴趣。
我们熟悉的许多20世纪和21世纪的小说都绕不开人“变形”的母题，外表的变形、心灵的变形是超现实主义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具体形态，由人的身体变形指涉外在生存环境的变形，让读者强烈感受到自我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人类的异化。[11]
卡夫卡的《变形记》就是典型，它是讨论《猛虎下山》时绕不开的一部作品。即便有研究者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指出《变形记》其实是卡夫卡本人家庭关系的直接反映[12]，但我们还是认为它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批判。
《变形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怎么会是格里高尔呢？如果这是格里高尔，他早就会明白人是不能跟这样的动物一起生活的，他就会自动地走开。这样，我虽然没有了哥哥，可是我们就能生活下去，并且会尊敬地纪念着他”[13]。这一幕也许比变成动物或昆虫更明确地表达着《变形记》和《猛虎下山》的血缘关系。当格里高尔最疼爱的妹妹都嫌弃他，我们就知道社会上不可能再有这个甲虫男人的一席之地。当刘丰收变成老虎，所有人都以为他葬身虎口，妻儿兴高采烈继承他的“政治遗产”，我们就知道这个男人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分别。当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被认为除了献身于家庭而没有其他任何价值时（对于女人、妻子、母亲也是一样），这个人在工作中、社会上如何被侮辱、榨取、消灭都不让人意外。进而这样一个有死无生的人，如何奴颜婢膝、口蜜腹剑、铤而走险、草菅人命，也就都不意外了。这不是刘丰收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林小莉、张红旗、马忠乃至所有人的悲剧。
《变形记》和《猛虎下山》中的人们之间有一切利害关系，唯独没有朋友、亲人、夫妻之间的爱。什么是爱？什么是人性？即便在最通俗的认知上，这些概念在现代社会里也并非自明，总会有人认为所谓的爱根本不存在、人性就等同于复杂一些的动物性。于是无论卡夫卡还是李修文，就只能借助非人，即害虫或者是猛虎来讨论这些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东西。格里高尔或刘丰收失去了人的形体，而他们周围那些看似正常的人，可能失去的是人的内在，这是《猛虎下山》变形叙事的批判性所在。
尼采：至于说美，有什么比赖凶猛而发出光辉的老虎更美的呢？[14]
然而这世间的动物有千百种，为何刘丰收单单要变成老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设定？上文谈了《变形记》和《猛虎下山》的诸多相通之处，而二者的区别，就藏在甲虫和猛虎的区别之中。
当我们忍不住用卡夫卡《变形记》（1915）、安部公房《墙》（1951）、菲利普·罗斯《乳房》（1972）、玛丽·达里厄塞克《母猪女郎》（1996）、莫言《生死疲劳》（2006）等现代以来的“变形叙事”去阐释文本时，很容易忽略《猛虎下山》的独特性。相比分泌粘液的屎蜣螂[15]，又或者长着两排乳房的母猪来说，猛虎无疑威风得多。既然是表达批判意味，为什么作者要选择猛虎作为变形的终点呢？
这里需要引入另一篇与《猛虎下山》颇具相似性的文本，即日本作家中岛敦发表于1942年的短篇小说《山月记》。
《山月记》改写自唐传奇《人虎传》，写文人李征在该走仕途的岁月里矜持诗才、退隐山林，在该好好打磨诗才的时候又因为生活困窘出仕，内心的分裂、怨愤、悔恨把他变成老虎。他在山野中捕猎活人，遇到飞黄腾达的昔日同侪，才道出这段心路历程。《山月记》中李征变虎后吃掉的第一个猎物就是兔子，《猛虎下山》中刘丰收变成老虎后，第一个杀死的也是马忠变成的独眼兔子，细节上的重合，让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入口。
中岛敦在《山月记》中为“变形叙事”点题：“其实，任何人都是驯兽师，而那野兽，无非就是各人的性情而已。于我而言，这种妄自尊大的羞耻心就是野兽，就是猛虎。”[16]相比于《变形记》中主人公变成“害虫”，猛虎这个形象虽然也被排斥在人类群体之外，但总还是带有一种不被人接受的自我肯定意味，这就是“妄自尊大的羞耻心”。
李征发疯变虎，是文人士大夫千百年来摇摆在江湖与庙堂、修齐与治平之间的缩影。历史地看，《山月记》切中了文人或曰知识分子叙事的要害——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钱锺书《围城》、张贤亮《绿化树》、贾平凹《废都》、格非《春尽江南》，文人或知识分子形象少有“达则兼济天下”者，他们大多与现实格格不入又不肯“独善其身”，坚守着那“妄自尊大的羞耻心”，成了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
为什么刘丰收变成老虎而不是别的动物？《猛虎下山》一共19章，作者迟至第16章突然交代刘丰收曾是个诗人——如果单看小说的故事情节，刘丰收是不是诗人不构成反转，似乎要么把这个设定提前、要么将其省去，才能避免其成为小说结构上的“败笔”；然而带入《山月记》提供的文人视角，就会发现刘丰收的诗人身份在前文已有伏笔，更揭示了一个隐秘的“前史”，《猛虎下山》从根本上应该是也只能是一部关于文人、关于文学的故事。
刘丰收第一次上山，在梦中与老虎共情，醒来又拔下自己的头发冒充虎毛，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实那头从未露面的老虎，就藏在刘丰收身体里，藏在他的心中。当他还是人的时候，小说只字不提他的文学岁月，变成老虎之后，才在家里看到当年那本已经“油渍渍的”《朦胧诗选》，想起曾见到北岛、舒婷，和几千人齐诵“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17]这说明在小说中老虎和诗人的身份之间有着隐秘的关联。而当刘丰收成了臣服在厂长面前的炉前工，只记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18]时，曾经奔腾在他心中的情怀和理想可不正成为一种“妄自尊大的羞耻心”？
由此观之，刘丰收的“变形”其实早在他面临下岗、看见老虎之前就开始了，在他从人变成虎之前，还有一个从虎变成人的“前史”——只有那些关于理想、英雄、反抗的《朦胧诗选》《说岳全传》《三侠五义》都被埋葬，诗人刘丰收才能变成炉前工刘丰收。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陨落总是出现在成长叙事里，因为个体在面对现实时总要做出选择，然而《猛虎下山》并未在此止步。当我们将小说与《山月记》等诸多作品对读时，就会意识到由那种“妄自尊大的羞耻心”牵引出来的，小说与文学、文化、历史、时代的对话关系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小说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设定，即与刘丰收一体两面的那头老虎，是1969年第一次大规模打虎行动的“漏网之鱼”。这头来自六十年代末的老虎好像历史的幽灵，拔掉獠牙、利爪进入九十年代的人世，终究又在外部世界的作用下重新变回老虎，躲回山上。这种颇有《聊斋志异》神韵的故事框架中，应该暗藏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复杂理解。首先，这个过程可以视作一种文学或文化层面的历史隐喻，那些理想主义、反抗意识、人文思想，先是在第一次打虎行动所处的年代中改头换面偃旗息鼓，而当其重新露头又遭逢九十年代的变革，它们再一次变回看似凶猛实则孤弱的老虎，只能从人世退回山上，在一次又一次的围猎中苟延残喘。书中有一段写变成老虎的刘丰收回到家里，端起儿子做的长枪在窗口瞄准，这诙谐的一幕不禁让人设想，假若镇虎山再发生第三次虎患、假设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那么由人变成的老虎、会端枪会唱摇篮曲的老虎，大概率会成为供无数人观赏、点赞的“网红”——而这大概率也就是与老虎相关的那备受争议的理想主义和反抗精神，在“流量”时代的命运。人与虎之间无止尽的变形过程，正勾勒出几十年来文学与文化发展的一个侧影。
其次，故事的深意还通过刘丰收的身份转变折射到现实层面。从诗人到工人，刘丰收曾经拥有的两个身份都曾在特定年代吸引着社会各界的目光，也都不同程度遭遇聚光灯消失、被驱赶到时代舞台边缘的落寞。文学用相对形象化、也相对简约的方式表现大时代下个体命运的变迁，比如《白毛女》中的那句“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19]。《猛虎下山》一定程度上续写、扩充了这个寓言，虎变成了人、但人又在某一天变成了虎，这种变化还将伴随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不断重演。
我忍住剧痛，两只前爪把牢钢钎，一下一下，对着并不存在的钢块，敲击了起来，就好像，我越敲，无处不在的铁锈就会退去，像当年一样，绿色的油漆，红色的油漆，又会刷满我能看见的所有地方；我越敲，炉膛便会重新燃烧起来，之后，铁水奔流，钢花飞溅，满车间里穿行的，都是我当年的工友，你测温，我取样，你采钢水，我清烟道，人人都有一身的力气，怎么使，都使不完。[20]
这段描写工厂的文字读来令人心潮澎湃。《猛虎下山》中鲜明的矛盾、浓烈的情感，都召唤读者对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代表的势力、阶层做出道德与价值判断——肉食者鄙，劳动者光荣，过去的岁月闪烁着金灿灿的光辉，眼前生活则是一片冰冷、荒谬。但联系到那从虎变人，人又终究再变成虎的历史运动，这段话可能不过指向我们对于历史的一种“幻觉”。刘丰收在身为打虎队长时也曾威风凛凛、翻山越岭，而那不过是一段悲剧的序曲，当结合历史来看，这段炉前工的光辉岁月又何尝不是下岗之痛的前奏？
《猛虎下山》中看似有某些非常具体、犀利的批判，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又会发现它们变得模糊不清。结合作者李修文的创作经历，一位横跨文学与影视、于新世纪登上文坛的作家创作的最新长篇，与莫言、余华、王小波等更早的寓言式写作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已经有了不小的差别。小说题名“猛虎下山”，但故事里那头老虎不凶猛，灰溜溜地躲在山上。面对历史、文化、政治、现实，诸如这部小说的“表里不一”或“虎头蛇尾”的叙事策略在当下并不罕见。
三、人如何听懂虎语：黑色幽默与文化史框架中《猛虎下山》
我出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齐秦、达明一派的流行歌曲，金庸、古龙的武侠小说，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甚至美国、日本的动画片等等毫无疑问就是我处身其中的文化现实，在很多的场合我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即博尔赫斯、卡夫卡与流行、通俗文化这两种明显对峙的东西在我的身上是共存的，它们都是我写作的养分，像血液一样和我如影随形。[21]
李修文曾在一篇访谈中谈到自己的文化“血液”。《猛虎下山》虽然是一部强调艺术性和思想性的“纯文学”，但在形式上与颇多通俗文艺作品有着强烈的互文关系。比如《猛虎下山》中的猛虎，其实指的就是刘丰收自己，刘丰收与幻想中的老虎对话，其实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针对这个故事结构就能找到不少具有相似性的跨语际大众文化文本：1990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画《潮与虎》中，人类男孩主人公也和虎妖的命运绑定在了一起。1999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画《火影忍者》，主人公体内有一只九尾妖狐，每当主人公陷入负面情绪，妖狐就会蠢蠢欲动。类似的作品不仅存在于东亚式的妖怪叙事中，在欧美的类型化叙事中也广泛存在，比如前些年名动一时的波兰电子游戏《赛博朋克2077》（2020）中，主人公脑内被植入已死之人的意识，在争抢肉身的博弈中主客两个意识逐渐产生感情、相互融合。
在《西游记》《变形记》等传统的变形叙事中，变形的过程往往不可见，要么在一瞬间完成，要么发生在视野之外。《猛虎下山》中的变形过程连贯而具体，当刘丰收披着假虎皮在性药的鼓动下情绪亢奋、穿行于山林，后发现假虎皮的拉链已经消失、自己的手变成了爪，这也让人联想起一些漫画、电影。比如1990年开始连载的日本漫画《寄生兽》或美国电影《蜘蛛侠3》（2007）、《毒液：致命守护者》（2018）中外星的生命体一点一点变成人身的一部分，形成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视觉奇观。
猛虎从刘丰收的内心走进现实，让人想起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2012）；刘丰收、张红旗、马忠等人在权力和力量的蛊惑下，执着于争夺虎皮等象征物来实现与老虎的融合，让人想起《指环王》系列小说（1954）、电影（2001-2003）以及网络游戏《魔兽世界》（2003至今）中人们为了争夺力量而争相堕落、面目全非；刘丰收变成老虎后，经过内心挣扎终于开始捕猎食物，他虐杀狗獾、狐狸时的予取予求，很像是开了“作弊器”之后在《骑马与砍杀》（2008）等开放世界电子游戏中的体验。
小说的作者很可能并没有把上述作品直接当成《猛虎下山》的创作资源，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难以忽视，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之中，纯文学和通俗艺术的融合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无论是否接受，这些作品都在影响着作家们的创作，这就是今天的文化现实，也是文学现实。《猛虎下山》的优长不仅在于精神内核的严肃与深刻，更在于其表现形式呼应着那些热闹、张扬的通俗文艺作品。阅读《猛虎下山》的过程，不仅是思考人性问题、文化问题的过程，更是那些鲜活的大众文化经验被不断唤醒、不断产生阅读快感的过程。而反过来说，《猛虎下山》文本内在地要求读者具备丰富的大众文化“阅读前史”，那些不同艺术形式的作品在影响创作的同时，也影响着关于文学的认知框架。
除了这些形式上的联系，《猛虎下山》中浓郁的“黑色幽默”气息，更是让它得以走出文学的范畴，与文化、时代进行对话的关键。《猛虎下山》黑色幽默的段落遍布全书，“恐怖”和“滑稽”混杂成一种复杂的韵味，例如厂长宣布四十岁以上普通工人分流下岗，鸦雀无声中刘丰收突然大声鼓掌；马忠提出切手换工伤的建议之后，刘丰收蹲在熔炉前思来想去不知该如何自残，路过另一个车间发现马忠也以同样的姿势蹲在地上愣神；林小莉让刘丰收给张红旗炒菜，三个菜都不能放一丁点刘丰收自己爱吃的辣椒，让“绿帽羞辱”走到极致；刘丰收不知道如何管理打虎队，就半夜跑到书店读成功学、厚黑学，竟收获奇效；导演上山拍纪录片，刘丰收胡吹大气，真要披着虎皮吃生肉时呕吐不止；张红旗吃下致幻蘑菇，把自己当成老虎，无视众人说话，反而被导演认为“张老师这是要默戏啊”[22]，后来导演就被张红旗拖走不知所踪；变虎之后的刘丰收梦回工厂，看到自己的塑像被夹在一群厂长、劳模之中，头戴着自己又怕又爱的红色安全帽……
一般而言，“黑色幽默”被认为始于法国作家布勒东和艾吕雅在1937年合写的《论黑色幽默》，以及1940年编选的《黑色幽默选》[23]；1965年美国作家弗里德曼主编《黑色幽默》小说选，之后这一风格作为“不甚严密”的流派在美国文坛发展壮大[24]。黑色幽默作为形容词经常被“滥用”，应该注意的是《猛虎下山》中的黑色幽默绝不仅仅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或老舍、钱锺书、王小波、余华、莫言层面的“荒诞”和“滑稽”，和《两杆大烟枪》（1998）、《偷拐抢骗》（2000）、《疯狂的石头》（2006）等黑色喜剧也有不同——人们很容易将黑色幽默和黑色喜剧融为一谈[25]。若要在中国文艺中寻找对标物，可以上溯至黄建新的《黑炮事件》（1986），以及姜文的《鬼子来了》（2000），而香港电影《老笠》（2015）或台湾电影《大佛普拉斯》（2017）则与《猛虎下山》在黑色幽默的层面上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相关作品在年限上的推进，也体现出《猛虎下山》在文化史谱系上的位置。
和之前那些带有“黑色幽默”气质的作品相比，《猛虎下山》等后来的作品，其最主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把视角对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和伦理学意义上的弱势者，用超现实因素来表现权力的恐怖和底层的困境。比如《猛虎下山》中的刘丰收，既是面临下岗的工人，又是被蔑视的丈夫和父亲；《老笠》中的主人公在社会上是无业的“废青”[27]，在家里是被视为累赘的弟弟与儿子；《大佛普拉斯》中的打更人和拾荒者，不仅是穷人与失败者，更是只能看老板的行车记录仪来自渎的“光棍”“屌丝”。刘丰收就算变成百兽之王，都不敢直视厂长红色安全帽下的脸；《老笠》中变成鬼魂的人仍然畏惧黑帮大亨、只有精神病人才敢反抗；《大佛普拉斯》主人公发现老板杀死情妇、藏尸于佛像，自己反而陷入被灭口的极度恐慌。
这些作品并未真正剑拔弩张地批判社会、批判权贵，而是用滑稽或无厘头来结束故事，消解严肃议题。刘丰收带上红色安全帽一度飞扬跋扈，变成老虎仍是唯唯诺诺，讽刺和批判的所指是空洞的；《老笠》的最后，一切都是鬼魂们为了借尸还魂设下的局，而“废青”的身体人嫌鬼憎，主人公只能继续活下去；《大佛普拉斯》中拾荒者活着时没留下过照片，只能用之前被警察执法时社会新闻的视频截图做遗像……到底是“幽默”消解了“黑色”？还是因为“幽默”“黑色”才能存在？
用黑色幽默去形容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本身就暗示着这种风格类型和这个时代文化语境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们在千奇百怪的文化接受中变得麻木，传统幽默已经不足以让我们的内心产生波澜，社交网络中最常使用的表情是“笑哭”[28]，“地狱笑话”才能让我们一边质疑自己的道德水平一边开怀大笑[29]。另一方面，针对文化、艺术、现实的诸种问题，正襟危坐、条分缕析的商榷、批判不仅是“不能”，很多时候更是“无效”，因此只有拐弯抹角，用笑的方式表现哭，用滑稽的方式表现恐怖，才能让掷向空谷的声音产生一点回响。
在卡夫卡《变形记》的时代，格里高尔刚刚变成甲虫时，似乎还勉强能说出人的言语，而《猛虎下山》中作者着意描写了刘丰收变成老虎后，再没有任何人听得懂他的虎啸。如何听懂弦外之音？从黑色幽默的角度，也许不仅能让《猛虎下山》的艺术效果得到一些阐释，更能方便在文化史提供的时间框架与空间秩序中寻找这部作品的定位。
四、共情的限度：
当代小说中的道德问题
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曾写到一次社会调查：他向不同职业的人展示一张拍摄老年妇女双手的照片，收入、地位较高的人倾向于从构图、色彩等角度对照片作出艺术判断，身处社会基层的人则倾向于跳过这些形式层面的东西，与那双皮肤粗糙、关节扭曲的手背后的艰辛命运共情。[30]
上文从种种角度对《猛虎下山》进行阐释，抛开人变成老虎等超现实设定，对待一个在时代巨变中没有抵抗之力的弱者、在社会和家庭中都失去立足之地的小人物，小说到底具有何种倾向？如何能与社会心理形成有效的呼应、对话和共情？
当代小说的伦理性往往体现在人物塑造上。《猛虎下山》中，刘丰收的道德境况是分裂的。当他不掌握权力时，哪怕变成老虎也保持着驯顺、懦弱、安于现状，哪怕自己被蔑视、侮辱、剥夺、消灭，也不愿触犯任何人的利益；然而他身为打虎队长、品尝到权力的滋味时，又可以为了自保、为了满足私欲而加害别人。当我们想为刘丰收的遭遇洒一把同情泪，并借他的遭际、借炼钢厂里荒谬的状况批判现实时，就会发现小说相当“狡黠”地把刘丰收设置成了一个“不完美受害者”，我们能列出关于他的一系列缺点，并且在他身为打虎队长的时间里，那些欺上瞒下、狐假虎威的行为似乎说明他也并不比那些身居高位的“肉食者”们更高尚。与其说《猛虎下山》是在讽刺权力，不如说它是在批判刘丰收、马忠们身上的人性弱点与局限。
《猛虎下山》从作品风格和内容上和余华等先锋作家具有相似性，特别是人物在道德上的分裂和含混，与余华饱受争议的《兄弟》下部更是一脉相承。刘丰收的身体里似乎同时住着余华《兄弟》里的宋钢和李光头，前者被世俗意义上的道德牢牢束缚，不可避免走向命运的深渊，后者为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以不择手段、且不以为耻。在上部中余华就像自己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中那样，对历史、对时代爱憎鲜明、情感浓烈；而到了下部，余华的情感与态度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他似乎既想借宋钢的遭遇批判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对世态人心的改变，但又不得不把李光头作为主角，抛弃世俗道德，热烈拥抱金钱与权力。《兄弟》上下部分别于2005、2006年出版，再往前回溯十年，1996年出版的《丰乳肥臀》也在这条线索之中，当故事时间进入改革开放后，莫言也安排了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呼风唤雨、且颇有些“为富不仁”的司马粮，和郁郁不得志的“巨婴”上官金童进行对照。从《丰乳肥臀》中的司马粮居于次要位置，到《兄弟》中李光头逐渐居于上风，再到《猛虎下山》中人虎合一，两种道德境况难分彼此，或许可以窥见当代小说在书写伦理道德时叙事策略的演变。反过来说，若从拼命挣扎却仍抵不过时代洪流的小人物悲剧层面看，《猛虎下山》与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2013）、东西《篡改的命》（2015）等作品处理了相似的人物处境，从涂自强到汪长尺再到刘丰收，主人公道德境况的撕裂同样是逐渐增强的，人性中不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面在不断膨胀。
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人物伦理道德的社会接受程度。《丰乳肥臀》《兄弟》都曾引发读者巨大的争议，相关的争鸣文章也不少，许多人认为文学还是应该有更鲜明的启蒙意识和道德层面的建设性。而到了《猛虎下山》，即便这部刚刚出版的作品在受众范围上未必有前者广泛，但是普通读者在评论中大多认为刘丰收、林小莉、张红旗们病态的趋炎附势不过是对现实的反应，也许程度上有关乎文学性的强弱之分，但是少有人认为作家应该体现出更鲜明、坚定的立场[31]。
与之近似的一个例子是阎真的《如何是好》（2022）的阅读接受状况。小说以更现实主义的笔法写了当代年轻人的职场困境，其中不乏权力、金钱、两性角度的触目惊心之处，但是小说在大众读者中遭遇到的争议却和这些无甚关联，更多集中在女性和女权角度[32]。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小说家对伦理道德的书写和读者对其的反应都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也充满了文学性。同样面对现实，作家如何处理社会情感结构，如何处理自身与之相近或茅盾之处，成为新的难题。
不单是我，中国的很多作家都有“如何面临这个时代”的问题，对于一些作家来说，他们已经放弃了，不去感觉了，他们所写的与现在的生活毫不相干。[33]
虽然小说对于现实的态度是模糊的，但是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问题——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文化的、社会的，这本身已经意味着《猛虎下山》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体现出了相当强烈的现实意识。这种现实意识将为《猛虎下山》带来广泛的接受空间。
小说结尾垂垂老矣的刘丰收再次听到群山虎啸，他目眩神迷地奔向未知的远方。这个开放式的结尾似乎过于喧嚣，也有些潦草，但它同时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刘丰收、马忠、张红旗、林小莉们都曾争夺过老虎的身份，当他们在权力的闹剧中蹉跎一生、化作尘埃，那群山虎啸则是他们的不甘在世间残存的回响。另一方面，看不见的虎群与震耳欲聋的虎啸，也构成了对当下文化现场的隐喻。每个面目模糊的个体都在各种媒介中无休止地发出意见和声响，《猛虎下山》这部作品象征的“文学”则变成了那头下山的老虎，纷乱的景象、嘈杂的声音透过眼睛和耳朵刺激着它那矛盾、纠结、痛苦的内心，于是哪怕已经衰老它也必须狂奔不止——这只老虎将要奔向何处？也许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在故事的最后一刻，刘丰收突然想起了镇虎山的夏天，想起了那些曾经次第绽放的花儿。
注释
[1]（美）乔治·斯坦纳著，李小均译：《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2] 李修文：《猛虎下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1-12页。
[3] 同上，第12页。
[4] 同上，第27页。
[5] 同上，第34页。
[6] 安全帽不同的颜色象征着不同的身份，一般而言通常分为红色、白色、蓝色、黑色、黄色，地位依次降低，刘丰收之前是黄帽阶层，后来他戴的也是涂成红色的黄帽，这说明他在生活中只能接触到工厂最底层的人。
[7] “你就把我当成山上的老虎”“朝死里干，干死我！”“你就把山上的老虎当成我”“朝死里干，干死它！”李修文：《猛虎下山》，第152页。
[8] 同上，第166、167页。
[9] 初读时这里略显突兀，其实蕴藏深意，后文会详细分析。
[10] 参见刘剑梅《“变形”的文学变奏曲》（《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1期），文章中已有较为具体的梳理，本文不再赘述。
[11] 刘剑梅：《“变形”的文学变奏曲》，《中国比较文学》2020年第1期。
[12] “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传记家门……认为《变形记》是以卡夫卡与他父亲的复杂关系以及伴随他一生的罪孽感为背景的。”参见（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变形记〉解读》；刘文荣选编：《世界名著：西洋名家如是说》，文汇出版社，2021年版，第553-554页。
[13] （奥）卡夫卡著，李文俊译：《变形记》；（奥）卡夫卡著，李文俊等译：《卡夫卡小说精选》，第57页。
[14]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6页。
[15] 《变形记》唯一确切形容格里高尔到底变成什么虫子的，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底层生活经验的老妇，她将格里高尔称为屎蜣螂。
[16] 中岛敦著，梁玥译：《山月记》，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 年版，第8页。
[17] 李修文：《猛虎下山》，第218页。
[18]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这是诗人北岛代表作《回答》中的前四句。
[19] 延安鲁艺工作团：《白毛女》，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97页。
[20] 李修文：《猛虎下山》，第250页。
[21] 阳燕、李修文：《“我们来到了痛苦的中心”——李修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22] 李修文：《猛虎下山》，第129页。
[23] 修倜：《当代中国电影中的黑色幽默》，《电影艺术》2005年第1期。
[24] 景虹梅：《黑色幽默小说主题研究》，山东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25] 陈鸿秀：《“黑色幽默”与中国大陆喜剧电影——兼论“黑色幽默”片与“黑色喜剧”片的异同》，《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26] 颇为巧合与巧妙的是，上文曾经列举的《猛虎下山》中林小莉癫狂的性话语，和《大佛普拉斯》中年轻女人和男性老板在车中偷情的台词如出一辙，共同表现着“性”在权力关系中的谄媚作用，以及对弱势者世界观的冲击。
[27]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表面上看，它是“颓废青年”或“废物青年”的缩写，内里则有物质上身处社会底层，精神上却不安于劳动、对社会充满怨愤情绪的意思，既体现着青年的不满与反抗，也体现着社会对青年的批判。
[28] 其具体形象为一个笑着哭或者哭着笑的面孔，是微信、QQ等海内外聊天工具中最受欢迎的“表情符号”之一。
[29] 所谓“地狱笑话”，包含着“If you laugh, you go to Hell.”（如果你听完后笑出来，你就要下地狱）的意味，因此得名，这种笑话往往嘲讽个体遭受的苦难，其幽默效果对伦理道德的冒犯程度，明显超越了过去的幽默艺术。
[30] 参见（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著，刘晖译：《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1] 截至2024年6月25日，“微信读书”上关于《猛虎下山》的短评共有28条，其中只有一条明确写到了“作者对小人物的悲悯与同情”；“豆瓣读书”上《猛虎下山》共有142条短评，大概也只有十分之一的条目中涉及到对刘丰收悲惨人生的共情。
[32] 大量读者给出极低评价的原因是作者以男作家身份写女学生的故事，写得过于“爹味”“男权主义”等，参见“豆瓣读书”中关于《如何是好》的短评：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6087145/comments/。
[33] 阳燕、李修文：《“我们来到了痛苦的中心”——李修文访谈录》，《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