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性写作与当代小说诗学
周保欣教授的学术新著《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以地方志作为当代小说研究的问题与方法，系统观照地方志对当代小说的形态学塑造，探勘方志性写作与当代小说的理论建构，在宏通的小说史视野中提炼地方志型构的小说诗学样态。全书在小说理论、小说批评与小说史等方面无不贡献卓著。其中首要之功，在于对当代小说诗学本土发生的阐发和“地方志”诗学样态的提出，本文兹就《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的理论新见与小说诗学创获，略陈管见。
首先，书中标举“地方志”以建构中国当代小说诗学的本土话语样态，并提炼出方志性写作的独特诗学经验，有如是断语：“虽然说‘点评’的形式涉及小说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塑造、语言、修辞、技法，涉及小说的虚实、藏露、疏密、浓淡、连断等，但毕竟时零碎而不成体例的，多感悟而乏于理论建树。进入现代以来，我们的小说理论多依赖西学，建设性的成绩更显空疏。”循此，作者重拾当代小说中地方志元素的理论和思想内涵，聚焦与探勘地方志融入当代小说为小说诗学带来的本土新质与理论创新。在上编“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类型及诗学传统”中，垦掘出当代小说的“在地”气质，从地学、名学、物学、史学、风学等方面，依次拈出“舆地”诗学、“名物”写作、“博物”写作、“史传”传统以及“风学”传统，极具原创性地显现出当代小说诗学的“中国制造”。以“舆地”诗学为例来看，综合打探当代小说重返舆地写作传统过程中古今通约、古今对话的诸多议题，如微观地理层面的“小说地名学”“小说史地学”等，详尽考察地方志书中的地学思维、地理价值观等何以融入作家小说创作的肌体。像《芙蓉镇》《高老庄》《天漏邑》《野猪岭饭店》《小鲍庄》等小说的命名、《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地理思维、异域书写及地理文化思考的交织，《受戒》中的地名形态及地理方位功能，《花腔》小说结构上的双重地理系统……此类的小说写作与小说批评话题，在“舆地”诗学视域之下得到了异彩纷呈的阐释。
其次，在地方志参与和建构当代小说诗学的论域中，此书尤其敏锐地关注到诸小说家对方志作为写作资源的取材与化用议题，将当代作家写作的素材加工过程重新细节化、脉络化、语境化，深入至小说文本的肌理与纹络，追索与总结小说家们以方志手段淬炼小说微观地理的法门和手段。这集中体现在中编“地方志与当代小说地理及空间诗学”的篇幅中。作者认为，当代作家在以方志作为小说创作资源时，“在虚实幻化腾挪间，创造出饱含历史意味、现实意味和审美丰富性的空间意象”，故而，依次选取村落、寺观、街区、流域为主要观照对象。以中编第六章“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村落’叙事”来看，作者避开现代文学以来“乡土”叙述的三重范式（鲁迅式的启蒙，沈从文式的逆向启蒙，革命场域中的乡土社会叙述），继而以陈忠实的《白鹿原》为典型个案，直指“村落”叙事的独特内涵：“村落”是“自然的、社会的、历史的概念”，而“乡土”则是现代的产物，是“学界以现代的知识、观念、价值系统，对数千年乡村社会进行观照后的一种‘发现’”。该章详实、严谨地考证了《白鹿原》对地方志书、历史典籍与文献、民间传说、口述实录等材料的全方位采用，并对陈忠实在地名系统、人物、事件、神话、玄学思维等各个层面的采纳、吸收、改写与转换做出了细致爬梳和整理。人物塑造方面，朱先生与田小娥便是最具方志属性的人物，而田小娥的相关书写实则取自蓝田县志“贞妇烈女卷”；情节经营方面，白嘉轩等人主导的鸡毛传帖交农具一事直接来自《续修蓝田县志》。白鹿精灵传说是小说题眼所在，自不待言；陈忠实在故事叙述中尚穿插了许多关涉物产、作物、风俗的内容，甚至以朱先生为精神寄托，巧妙创设出“志中志”的写法，即本是地方志写法的《白鹿原》内部方志框架中又设置朱先生尝试纂修《滋水县志》的重要关节，这正和朱先生的历史原型牛兆濂纂述《续修蓝田县志》形成诗性互文。在巨细无遗地呈现陈忠实苦心孤诣搜集素材的同时，更是把《白鹿原》文本本身视作当代方志小说的杰出代表，以方志史料参与文本生成的视角，展现了小说兼具历史真实与文学想象的复杂文本构造。
假如说中编所涉内容集中在地方志对小说写作题材、内容、对象等单一元素的影响，下编“地方志与当代小说文法及形式创化”则重点注目于地方志在小说文体层面的化合作用，依次从小说形式、写人学、小说观念、方言土语运用等方面，讨论地方志写作的小说形式创获。其中，第十二章“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写人学’问题”尤为值得一提。此外，地方志小说诗学的引入，可为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提供崭新的理论向度，可将经典作家作品再次陌生化和对象化，能够重新检视其中“定见”的是非曲直，有力廓清相关“偏见”的来龙去脉，增益“不见”之外的多重纬度，从而继续推动当代小说家的再“经典化”。对于时下新生的小说写作现象或潮流，地方志小说诗学可作为行之有效的理论武器，体现其先锋引领价值与创作指导意义。如第四章聚焦“非遗题材小说”，在地方志的诗学视野和理论自觉下探究“非遗”小说的现象发生、文本类型与历史书写。作者并未刻意为了诗学理论建构的迫切或焦虑而舍弃审美判断，刚正且不失锋芒的批判精神闪烁其间。
此外，作者并不依托既成的小说史或文学史框架，径直以“地方志”为切口，随物赋形，重组当代小说写作与发展脉络，“地方志”小说诗学的型构便随之显影；又以“地方志”小说诗学观照小说家的写作践行，检视经典文本或时兴潮流，在小说史、小说理论、小说批评的交互往返中，由文而论、由论及史，呈示着小说诗学的广袤风景与历史纵深。另一方面，本书将文本形式主义读解与历史视野相融会，突破了单纯的新批评式囿于单一文本内部的局限。如第九章“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山岳’写作”，缕述从古至今作为文化与文学传统的山岳叙事及其衍化，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考究决定着山岳所负载文化蕴含的型塑力量。
本书《后记》有言：一切的写作都是后退的。此种“后退”，既可指作者的夫子自道，即时间上向历史深处洄游、空间上向地方回撤，映衬着自家写作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写照；亦可指代小说史的“后退”，意即唯有“褪”去宏大话语的负载，方能回归小说的本体与本相。地方志小说诗学便在如是自由而自为的诗性空间中生长，万象并陈，熠熠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