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可《胸有丘壑》：建构独特的文化阐释空间
散文通常被视为抒情的艺术，但好的散文绝不仅是为了抒情，而是在情感抒发过程中蕴藏着作者对于历史时代、社会现实、人生命运等问题的思考，或将这种思考融于丰富的情感结构之中，达到情感抒发与自我沉思的和谐统一。徐可的散文集《胸有丘壑》在表达丰富情感的同时，呈现出对历史传统文化的执着沉思。该书由“千里怀人”“山水有情”“秉烛夜话”“夜读漫笔”“豆棚闲话”五辑构成，通过深刻的历史化书写与坚实的民族化表达，建构了独特的文化阐释空间。
《胸有丘壑》中的很多篇章都以历史作为书写对象，作者通过剖析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呈现出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这使得他的散文形成一种历史化的书写空间，这里的历史既包括一些鲜活的、经典的历史人物，又包含一些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正是在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品评之中，徐可的散文塑造了深刻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不再是简单地怀古，而是通过与古人言行品德的对话，生发对现实人生的反思。
徐可散文中的历史人物为大众所熟知，蕴藏着与“大众化历史”之间的深刻对话。在众多历史人物中，徐可尤其喜欢苏轼、陶渊明、嵇康、阮籍等闲适人士，散文集《胸有丘壑》也有着对于闲适的精神品格与文化魅力的深入呈现。如《闲敲棋子落灯花》一文意在通过描摹古人闲适的生活状态，表达对现代人快节奏生活的思考。远离世俗、走进田园的陶渊明，屡遭贬谪却多闲适之乐的苏轼，自然进入徐可的历史视野之中。在他看来，闲适并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而是“内心的祥和与安宁”与“精神上的自由不羁”，这种品格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一文把目光聚焦于历代狂狷之士，魏晋“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等人自然成为徐可重点书写的对象。他之所以喜爱狂狷，主要是基于“狂狷之气”所包含的“真性情，不虚伪，不矫饰”，这是值得我们追逐的真实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则借助苏轼的《记游松风亭》一文来表达旷达与开朗的胸襟，这是苏轼历尽曲折与磨砺之后的真实感悟，也为现代人的处世姿态提供了深刻的思考。
徐可在与古代文人进行对话时所表现的历史视野十分开阔，比如在表达自身对于古典诗词的阅读感触时，上至周朝的《诗经》，下至清代的《红楼梦》，均进入他的视野，这不仅表明其阅读视野十分广阔，而且还体现出他丰富多元的文化沉思。散文集《胸有丘壑》第三辑“秉烛夜话”集中展示的是徐可对于古代文人思想及行为的思考，通过与古人之间的对话表达自身的情怀。这些篇目涉及的古代诗文颇多，乃至直接由古文的解读引发丰富的情思，如张岱的《湖心亭看雪》包含的“痴人”之论，赵师秀的《约客》蕴含的闲适之感，《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引起的雅俗之辩，苏轼的《江城子》激发的爱情之思等。第四辑“夜读漫读”更是以古人之文作为引子，表达着徐可对于言行、交友、利益、生存姿态、仁德品性等问题的思考，尤其借助苏轼在面对人生起伏与现实困境时表现出的反抗精神，告诫我们要保持“得之不喜，失之不悲，笑看得失荣辱”的平常心态，现实价值十分突出。
除了深刻的历史化表达空间外，作者还通过坚实的民族化表达，融入了多元的现实之思，在真情实感的传递中塑构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敦煌守护神》一文在梳理敦煌莫高窟之保护历程的基础上，塑造了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一代代敦煌人的群体雕像，徐可将他们视为中华文明的守护者与传承者，这既抒发了维系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崇高情怀，又站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出了文化保护与传承之思。
《马里冷旧的雾》《访茶记》《云上雪峰》等文章意在展现徐可对于民族团结、民族文化品格、红色文化等内容的思考。《马里冷旧的雾》讲述的是他在拜访四川彝族自治县峨边的黑竹沟景区之马里冷旧时，因看到被雷击烧黑却寄生着八种不同植物的大树，对其顽强的生命力发出感叹，同时也因当地人所起的“民族团结树”的名字，在赞颂峨边彝族自治县优美自然景观的同时，引发他对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愿望。《访茶记》则表达徐可在2021年3月重访雅安的过程中，对雅安产茶的前世今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并从中生发出对中国传统茶文化的深入思考。该文特别提到茶文化的精神内涵，把茶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内核深刻连接起来，同时还有着“做茶如做人”的现实体悟。《云上雪峰》一文描述了徐可参观溆浦向警予纪念馆的过程，生发出对革命战士向警予所代表的红色文化的敬仰，这对于当下的每一个个体来说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徐可散文不仅建构出历史化书写与民族化表达，而且还有着对现实生活与日常情感的呈现。《白菜》《萝卜》等散文即着眼于日常所见之物，在日常化的情感表达中传递着深刻的现实之思。尽管书写对象是白菜、萝卜等平常之物，但徐可借助《吴录》《植物名实图考》等作，追溯了白菜与萝卜的历史，即这些食物虽然为日常所见，但其本身也包含着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日常与历史在此便形成一种深刻的对话空间。这种对话在《蛐蛐儿》一文中表现得更加鲜明。该文由“我”在二楼北侧露台见到的蛐蛐儿写起，依次论及欧阳修的《秋声赋》、杜甫的《促织》、岳飞的《小重山》、陆游的《夜闻蟋蟀》《秋兴》、杨万里的《促织》、王安石的《促织》、叶绍翁的《夜书所见》，以及当代诗人余光中的《蟋蟀吟》、流沙河的《就是那一只蟋蟀》等文学作品，在呈现蟋蟀之铿锵生命意识的同时，也将从古至今的蟋蟀文化和盘托出，展示出丰富的文化品格与审美趣味。
徐可的散文虽然表现了对历史文化与民族品格的执着书写，但并非一味地固守于历史时间秩序，而在大多数情形下能跳脱出其本有的理论内蕴，与当前个体的生存现实与社会发展建设实际紧密融合起来，塑造出多元的文化阐释空间。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