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巴黎》：作为思想方式的写作
韩东发表于《钟山》杂志的短篇小说新作《巴黎，巴黎》，通过一对老友的口吻，讲述了两个发生于巴黎的人生片段，也可以说是上演于巴黎的两出闹剧，揭示了人生的荒诞性与无聊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国民性”与“民族心理”等问题，是诗人与小说家的韩东再次延续思想性写作的一个例证。两个人物，两个故事，两种性格和心理，前后对比，彼此呼应，故事在老领导老张去世的消息传来时结束。小说结构精巧，内容承载较为丰富，有哲理和思想性，读来一面令人捧腹，一面引人深思。
叙事发生的空间是在酒馆或酒吧，这里会上演人生种种与世间百态，有他人与自己，有得意与失意，有生意与情意，有传奇与无聊。小说中的一对老友倪志云和丁路，当年一起写诗、办文学社，后来因为人生不同选择而分道扬镳，前者从政，后者继续写作。兜兜转转，两人在已退二线的年龄，又相会于酒馆，人生再次交汇。而这里自然少不了下酒菜——故事。从文化官员位子上退休的倪志云，在酒馆里仍享有官威和特权。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表现出不同于众人的“位置感”和“优越感”。聚会的众人处处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围绕、恭维他，如获至宝一般聆听他“揭露”那些文坛官场上的黑幕。韩东寥寥几笔，便传神地勾勒出一幅官场和文坛的人情世故图，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样的场景，不免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那里有穿长衫的主顾，也有穿短衣的做工人，还有供人们取乐的唯一一个“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孔乙己，人们聚在这里谈天说地、闲聊取乐。每每孔乙己的到来，都会让“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巴黎，巴黎》在这一点上与《孔乙己》神似，叙事都是在这样既开放、流动的空间下发生和进行的，世情百态、人情冷暖依次铺开，由此产生了一种陌生又新奇的艺术效果。
小说的两个主要故事片段，是通过倪志云和丁路分别讲述出来的，只是区别在于前者侧重于讲述当年自己与领导老张，特别是老张，在巴黎的人生一幕，后者讲述的是自己在巴黎的亲身体验，但两个片段都充满了戏剧性和荒诞感。小说结构的精巧之处也在于此，倪志云和丁路是小说人物，作者讲述了这两人的故事。而这其中，倪志云讲述的“领导老张”的故事和丁路讲述自己在巴黎的一次体验，又构成了全篇的核心，这种故事套故事的“套娃”式结构，让小说读起来十分紧凑。当然这或许并非作家有意为之，正是作者将丁路设置成一个作家的身份，老友倪志云为他提供写作素材，如此“套娃”式结构就自然出现了。除了结构之外，作者在描写倪云志与领导老张巴黎转机，遭遇罢工滞留机场，最后设法离开，游历巴黎的过程，充满了喜剧感和讽刺性。那个一出场就自带喜感的老张永远携着一只“搪瓷缸”，缸把上还系着一条“脏兮兮的毛巾”，同样装扮的他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听从了“我”（倪志云）的计谋，作精神病发作式的表演，成功引起警察的注意和同情，从而逃离罢工人群，获得了过境签，得到了特殊的照顾和每天四百美元的补助，据此游历了巴黎各大名胜古迹。尽管作者是借倪志云之口，将这一过程跌宕起伏、生动淋漓地呈现在了读者眼前，但其实不难看出作者文字表达上的深厚功力和非凡才能，他对外在场景，人物动作、心理、语言、表情等的把握和描摹，形象逼真，充满戏剧性和画面感。而且笔触充满了幽默和讽刺意味，产生了令人沉浸的艺术效果。不同于长篇小说人物多、故事长、题材大、结构恢弘等一般特征，短篇小说因其篇幅限制往往更重视细节的逼真、结构的精巧、笔力的凝练、意蕴的丰厚、哲理的深刻和思想的深邃，从这几个方面考量，《巴黎，巴黎》不失为一篇短篇佳作，值得人们反复咀嚼。
就两个故事片段而言，二者都充满了讽刺性和荒诞性，某种程度上似乎继承了鲁迅等现代作家探讨和反思“国民性”的这一文学和思想脉络。老张和“我”（倪志云）在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一场闹剧、荒诞剧。他们利用语言、文化、文明的差异和隔阂，以装疯卖傻的“聪明”方式骗取了游历巴黎的特殊机会，并且以此为乐，甚至将其当成人生之中精彩的、炫耀的经历和谈资，这种心理和行为，和“祖上先前也阔过”的阿Q、“窃书不能算偷”的孔乙己实在是没什么两样，只是阿Q和孔乙己并未走出未庄和鲁镇，而老张和“我”却出现在巴黎。与此相对的，是第二个片段中的“我”丁路，同样是在巴黎的一次遭遇，但他却表现出与老张、倪志云完全相反的心理，上演了一出“活人被尿憋死”的闹剧。面对狭窄、逼仄但却干净、整洁的火车包厢，以及四个安静的德国彪形大汉，丁路感到陌生而新奇。但他在夜间尿意汹涌紧迫之时，却因为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包厢门，而又怕影响包厢里安静睡觉的德国人，因此饱受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他的沉默和忍受，表面上看是语言的不通和环境的陌生造成的，又可以看作是他对文明规则和秩序的自觉遵守，但或多或少是自卑、胆怯和爱面子的心理作祟，在此意义上又丁路在巴黎又是另一个“陈奂生上城”。因此当丁路向倪志云讲述上述遭遇后，立即引来了倪的愤怒：“换了我，就算那车上没有厕所，我也得让他们现造一个厕所！……你他妈的也太窝囊了，太笨了！”而丁路却回答：“我不是老张，更不是你。”小说在对丁路的心理作细致描摹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他的矛盾和复杂心理。两个有关“巴黎”的片段，两种心理和性格，前后对照，读来十分耐人寻味。如果进一步分析，作为文化官员的老张、倪志云和作为知识分子、去德国访学的丁路，两者面对“巴黎”所代表的欧洲文明所体现出的不同心理和行为，在当下的两类群体之中无疑是具有普遍性的。这或许会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和秩序，前者妄自尊大、投机取巧的态度自然会弄巧成拙，而后者自卑、仰视的心理同样会自找罪受，我们急需走出和超越孔乙己或陈焕生的心态，以更加平和、包容、独立的文化心理面对当下与未来。这或许是作者通过小说，在思想和文明观念上所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当然，限于短篇小说的篇幅，作者在很多方面未能进一步深入和展开，这有待于韩东在更多力作中去丰富和完成。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