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月记》:奔月,逃离抑或超越?
王秀梅的新作《奔月记》让人不禁联想到神话故事“嫦娥奔月”。如果说,神话故事中的“嫦娥奔月”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在王秀梅的《奔月记》中,“奔月”则是一次次逃离困境、探寻出路的愿望和行动,它既有着人对于现状的不满,更蕴含着人渴望实现自我和解的祈盼。作家以平淡从容却果敢大胆的笔法,敏锐地捕捉到都市小人物们的生存与生活困境,在幽微之处观照个体的精神世界,在困顿之处书写行动与精神的双重逃离,奏响美学与哲学的文学迭奏。
小说围绕“李复家装修”展开叙述,玉器店女老板李复和她的儿子俞树、装修工人王贵兄弟、吉他老师孟瑶等人物接连登场。这些人物各有各的难言之隐,彼此眼中“月亮”的象征意义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锲而不舍地“奔月”,即千方百计想逃离自己生命的困境。
奔月,源自童年与现实的创伤经历。关于“奔月”的故事集中呈现在装修工人王贵身上。王贵幼年被冤枉为小偷,在众人孤立他时,只有一个女同学关心他。这个女同学患有痴呆病,总觉得自己的船长爸爸能把船开到月亮上去,令年幼的王贵十分羡慕:“我也想乘坐一艘船,离开地球,到月亮上去。谁也不认识我,谁也不会嘲笑我孤立我。”小时候遭受的创伤在王贵的精神世界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对“奔月”的渴求也如种子般扎根他心中。而在现代都市,小说人物的创伤来自原子化社会所带来的孤独感与荒诞感。大都市里,传统熟人社会逐渐凋敝,疏离的社会空间中,人心的隔阂、人情的淡漠,无一不令都市成为承载秘密的容器。对此,作家在小说中打开了一扇玄幻之门:比如,李复的儿子俞树有超强的第六感,懂得读心术,能够预见事件的发生,比如王贵与俞树之间奇妙的感应与共鸣……小说沿袭了作家王秀梅在《去槐花洲》《后来》等小说中具有玄妙魔幻色彩的书写,将奇异的情节放置于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借此突出小人物在现代社会感受到的无力、孤独与荒诞。作家敏锐洞悉这一现状,力图解开隐匿在日常生活表象下、超出小说人物想象的反常规秘密。通过不断地解密,作家将人的生存本相和精神世界还原,揭示现代化虽然建构了欣欣向荣的物质文明,却也使得个体不得不面对物欲制造的焦虑和创痛,陷入精神荒芜之地的现状。童年的创伤记忆与现代社会的荒诞现实,均为“奔月”制造了动力来源。
奔月,是逃离人生困境的朴素愿景。在王贵看来,“奔月”意味着逃离童年阴影,逃离人心阴暗、恶意丛生的现实生活。为此,他付诸努力,因为傻子小杏和年少时关心他的女同学一样有着单纯善良的心灵,他便屡次帮助小杏,在他人孤立嫌弃小杏时关心她,希望以此与恶毒之人区别开来,并抵达纯洁美好的精神“乌托邦”。可作为城市茫茫人海中再微小不过的一粟,王贵虽有高学历但只能住城中村、从事装修工作,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压力步步紧逼。与此同时,那些道德低下、抱有偏见的人仍尽享荣华、丰衣足食,更让他的精神饱受煎熬,感到莫大的挫败与无力,不惜违背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为弱者打抱不平,凭借“拿人家东西”惩治在他看来“恶毒、不堪、诡诈、自负”的人。譬如,因为主人家李老太太厌恶地嫌弃傻子小杏,他就偷了老太太的碧玉项链送给小杏,认为只有小杏的单纯才配得上大自然的美物。可见,身处现代法治社会,王贵却体现出一种王学泰先生所言的“游民意识”,一种古代游侠似的罔顾礼法,只尊崇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的价值观念和处事逻辑,游离于主流价值判断之外。
王秀梅在采访中曾言:“疼痛是我文学的根基。” 偌大的命运之网笼罩下,如何逃离现实之痛是人一生的命题,也是作家书写的动力源泉,即便逃无可逃是人们普遍的生存生活处境,自我超越更是难上加难,可作家似乎并不旨在提供解决之道,也并未流露出悲观沮丧的情绪。她创作的志趣与格调令其饱含深情地观照笔下人物的命运,开掘他们从微小处生花、在疼痛中成长、努力逃离人生困境的执着精神。不仅如此,通过书写小人物的“逃离”,她试图启发读者思考——作为现代社会中的微小个体,我们或许应该以一种“逃离”的姿态面对坚硬的现实:在现实物象之外不断追问人生、生命的意义,以博大澄澈的情怀,孜孜不倦地探索超越内在自我,达到自洽圆融之精神境界的可能。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