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辛亥叙事与城市想象——论马伯庸小说《大医》的武汉书写
“鬼才作家”马伯庸的长篇小说《大医》是一部展现中国近代医疗故事的历史小说，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首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大医》为分上部“破晓篇”与下部“日出篇”，是马伯庸擅长的历史题材小说，主要讲述了日俄战争中死里逃生的东北孤儿方三响、伦敦公使馆里跑腿的广东少年孙希、上海富商的千金姚英子。这三位性格、命运、出身截然不同的人物，因各自的因缘际会共同成为第一批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的医生。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也在一次次救死扶伤中共同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并成为一代苍生大医。小说通过中国第一代慈善医生的视角，回望了从清末民初开始至解放战争期间，近代中国历经半个世纪的波澜起伏的抗争史和救亡史。
《大医》全书共80万字，上部“破晓篇”的时间线从1910年到1911年，回顾了淮北水灾、上海鼠疫、辛亥革命武汉阳夏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日出篇”的时间跨度从1911年到1950年，经历了军阀混战时期、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其中，《大医·破晓篇》有近一半篇幅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的武汉，钩沉了一段武昌首义后，为保卫革命成果的英勇激烈的“阳夏战争”的历史，还原了辛亥革命武汉战场上的血与火，刻画了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辛亥革命英雄，深明大义、支持革命的武汉市民的形象，歌颂了红十字会医护人员在武汉三镇冒着枪林弹雨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描述了武汉这座英雄城市为革命付出的巨大代价。虽然作者的创作动机源于2017年参观上海华山医院校史馆的经历，并由书写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发展脉络而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这一大事件，但辛亥革命阳夏战争这段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历史已被很多人遗忘，运用文学书写的方式无疑能打捞、唤醒人们对这段武汉城市历史的记忆，丰富武汉的城市文化内涵。正如作者马伯庸所说：“可以说这是一本献给武汉的书。”
一、以文学方式再现辛亥革命“阳夏战争”
打响推翻清王朝统治“第一枪”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振聋发聩，彪炳史册，因此，以往书写辛亥革命的文学作品，大多聚焦于武昌起义始末，如《铁血首义路》《辛亥首义家》等等。马伯庸的《大医·破晓篇》的辛亥革命叙事则另辟蹊径，书写了武昌首义之后，为保卫起义成果而爆发的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在武昌首义的光环下没有被太多人注意，它在武昌起义之后随即发生，是辛亥革命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为激烈的一次战役。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清廷为之大震，并紧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一举消灭武昌起义军。清廷下令调北洋军两镇，以陆军大臣荫昌为统帅，“赴鄂剿办”。对于起义的革命军来说，只有粉碎或顶住清军进剿，保住起义成果，才能促进全国革命。因此，从武昌首义后的第八天开始，从1911年10月中旬到12月初，武汉军民齐心协力迎击清军，进行了殊死博斗，终于顶住了清军进剿，保住了新生政权。这一场战役史称阳（汉阳）夏（夏口即汉口）之战。历时四十多天的阳夏保卫战，革命军将士阵亡达四千余人，为全国革命胜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牵制了清军的主力，捍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其间，湖南、陕西等省先后独立，让革命风潮席卷全国。
《大医·破晓篇》中的武汉书写遵循史实，故事从1911年10月底中国红十字会和赤十字会分别乘坐“襄阳丸号”“瑞和号”轮船抵达汉口租界码头开始，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医生在武汉三镇治疗伤员的线索与视角，真实地再现了辛亥革命阳夏战争中苦战汉口、清军焚烧汉口、血战汉阳、退守武昌、停战谈判等过程，表现了革命军的英勇无畏，清军的残暴无良，以及武汉市民向往革命、痛恨清廷统治的人心向背。
马伯庸擅长写历史小说，他在历史小说创作上自创了一套“三明治写法”，即上下两层加中间一层，上面一层是真实的历史，对于历实不能更改，是对历史的尊重，最底层则是真实的生活细节，在两层中间有一个可以合理想象、虚构的空间。这种虚构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为原则。他小说的主角一般是虚构的，配角大多是真实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
《大医·破晓篇》的辛亥革命阳夏战争书写，也运用了“三明治写法”，从战争起始、经过到停战议和，其时间线与历史是一致的。小说中涉及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及其活动，也都基本遵循史实。如中国红十字会创始人沈敦和、近代医学女杰方竹君、红十字会外籍医生柯师太福和峨利生，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辛亥英雄萧钟英等，都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小说大的情节框架和故事走向与史实吻合，如辛亥事起，沈敦和接到武汉一艘兵轮之上发来的电报得知南北两军大战死伤无数，随即创设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主持赴鄂救援行动；方竹君成立赤十字会，并掩护黄兴、徐宗汉、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化妆成赤十字会医生，随“瑞和号”轮船从上海来到武汉支持革命起义；红十字会外国医生柯师太福将黎元洪的书信带给清军水师提督萨镇冰，让萨镇冰没有炮轰革命军，而是选择借口生病离开舰队、放弃指挥权，改变了历史的走向等等。
虚构的部分是三位主角方三响、孙希、姚英子的经历，通过他们在武汉三镇救治伤员甚至在不经意间参与革命的故事，结合史料，尽可能清晰地绘制了辛亥阳夏战争的完整历史画卷。小说通过方三响、孙希、姚英子的行动分为三条情节线索，如平行蒙太奇一般分头并行叙述不同地点的故事进程，三线交织、平行推进，时而两线或三线合为一股，将战争激烈的场面，革命军与清军如何交战，辛亥革命英雄如何出生入死等历史的空隙之处，通过文学的想象与书写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汉口的巷战、大火，革命军退守汉阳后再进攻汉口的激烈战斗，清军反扑血战汉阳，革命军的煎熬困境，最后到武昌的大撤退，都得到了全景式展现。在众所周知的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背后，小说对战争现场“残酷性”进行了真实还原，尤其在“血战汉阳”部分，描写革命军在汉江上设浮桥攻打汉口时，因清军武器优良、火力凶猛而死伤无数，真实地还原了惨烈悲壮的一幕：
金属风暴就这样猛烈地吹过血肉之林，打头的士兵甚至来不及发出惨叫，身体便被巨大的动能撕裂，一霎时，无数血花在浮桥上同时蓬开，仿佛升腾起一片殷红色的雾气。千疮百孔的躯体纷纷跌入江中，溅起一片又一片水波，整条汉江好似被煮沸了一般……随着马克沁机枪开火，更多的枪声从远近不一的阵地陆续响起。它们汇聚成一阵阵索命弹雨，劈头盖脸地泼洒到浮桥上。这已经不能算是交战，而是屠杀，因为浮桥上几乎没有腾挪的空间，站在上面的士兵只能成为活靶子，一排排地被无形的镰刀收割，残肢与内脏碎片不时高高抛起，血雾的浓度越发醇厚。
只是短短十分钟时间，渡江部队的伤亡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浮桥下游水面几乎被密密麻麻的尸首覆盖。
对历实的残酷还原，再现了辛亥革命志士们前赴后继、英勇献身的场面，同时也是对战争中无数生命消亡的哀悼。
在无数辛亥革命将士群像中，马伯庸在小说中还生动塑造了萧钟英这位湖北籍的辛亥先烈。萧钟英原本在日本留学，为了革命不远千里回到武汉参战。在清军疯狂反攻汉阳之际，萧钟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留在汉阳准备和清军最后一搏，只为大部队撤退回武昌争取时间。萧钟英最后与方三响告别，从容赴死的场景令人动容：
方三响还想要挣扎，却见到萧钟英用拐杖支撑起身子，抬手向他郑重敬了一个军礼。紧接着，那个不能讲话的文学社伤兵也起身肃立，带动着整个茶舍里的伤兵们一齐敬礼……方三响这次没再挣扎，他喘着粗气，缓缓抬起右手，向着茶舍里的所有人回敬一礼。他知道，这将是在场绝大部分人最后一次敬礼。“他日革命胜利，你若登上龟、蛇二山，见到江中有浪头涌起，那便是我来见你了。”萧钟英壮声道，露出了一个微笑。”
将萧钟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烈士视死如归的豪迈胸襟、革命情怀与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马伯庸曾说，在创作历史小说的近几年来，他的历史观有了较大的转变，最大的改变就是视角开始不断向下，关注底层小人物。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真正决定历史走向的恰好是这些千千万万的小人物”。在《大医·破晓篇》中，马伯庸也塑造了几个令人过目难忘的小人物——普通武汉市民。其中一个是没有名字的、未满十八岁的民军伤兵，他原本是汉口一个生漆店的小帮工，在这场战争之前，从未受到任何军事训练。革命军起事以后，号召市民拿起武器保卫汉口，他便应征入伍了。小士兵说他完全是出于自愿，他告诉红十会的医生他加入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能过上好日子，然后就咽气了。另一个小人物，则是偷偷收留救治萧钟英的汉口普通市民李妈，李妈冒着风险的这一行为完全不图任何钱财好处，而是因为“清军那些狗杂种，快把汉口烧作白地了，不能让他们好过”。对小人物的书写表现了当时武汉百姓对清军的痛恨、对革命的拥护这一历史真相，揭示了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小人物”——普通人民群众仇恨清王朝，清廷早已失去民心，才是清政府统治宣告结束的主要因素。
二、书写辛亥战场中国红十字会善举
以往有关辛亥革命的文学书写，多讲述武昌起义的过程，歌颂起义的革命志士，描写战场的硝烟，鞭笞清政府官员的腐败无能等等，辛亥战场上还有一批人——进行战地救护的早期中国红十字会医生的故事，则几乎是一个空白。这些白衣侠士自晚清以来，怀着强国、保种的理想，默默地为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而奋斗。中国红十字事业“发轫于俄日之战，而大彰于武汉之师”，但那些波澜壮阔的事迹，只停留在相关学术专著、学术论文和一些回忆录里，鲜有人了解与问津。《大医·破晓篇》用文学的方式表现了第一代中国红十字会医生在辛亥革命阳夏战场上的救伤、葬亡等救助善举，不仅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还传播了“慈善”“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
小说首先表现了红十字会医生不顾危险，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战地救援的无私忘我精神。小说中有一个情节，是红十字会医生王培元在救治结束后坐船返回汉口，方至武胜门外，江岸上的清军突然向他开枪射击，王高举红十字旗表明身份，清军却置之不理又对他开炮，一炮掠面而过，在离小船一米处爆炸，王培元的头部也为弹片所伤。惊险之状，不难想象。虽然环境如此险恶，红十字会救护队员却从不退缩，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其次，小说表现了红十字会医生高尚的医德与精湛的医术。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外国医生峨利生，在战场为子弹射穿头部的伤兵进行开颅手术，成功救治了伤兵。峨利生医生却因在战场上过于劳累，积劳成疾，病逝在武汉。最后，小说还书写了红十字会医护人员在辛亥战场上进行葬亡的事迹。辛亥战场上，无数尸骨露于野，来不及掩埋，是极大的卫生隐患。红十字会和赤十字会于救伤之外，联手组建了一支掩埋队，打捞、收拢尸骸，并专门负责把战场尸体迅速填埋。小说重点写到由红十字会出面收集在汉口刘家庙、大智门战斗中牺牲的革命军烈士遗骸约两千具，在球场街就地掩埋，当时堆成六座大墓冢，名为“赤十字会义冢”，这也是今天武汉俗称“六大堆”的辛亥革命烈士公墓。小说中的这些情节，来源于有史料可查的真实事迹，作者用生动形象的文学手法写来，更深刻地体现了红十字人道主义精神。
除了治疗身体伤病，红十字会医生们还抚慰人的精神伤痛。马伯庸采用虚构、想象等小说家笔法，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一场极富有诗意的“蛇山奥略楼上音乐会”。小说中，损失惨重的革命军在汉阳失陷后退守武昌，和清军隔江对峙，红十会医生们此时自发地在奥略楼开了一场中西合璧的音乐会，柯师太福用小提琴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峨利生弹奏吉他，王培元拉起了二胡，还有医生唱起咏叹调和粤剧。
此时太阳行将落山，酡红色的光芒挂在高翘的楼檐上，檐瓦泛起一层金黄色的光辉。在奥略楼的三层，一个人影正忘情地拉着小提琴。虽说拉的是西洋曲子，却与此情此景毫无违和之处。旋律百转千回，舒展悠扬，音域如蛇山下的扬子江一般宽广深沉。
……
音乐是一种奇妙的东西，它可以超越语言与文化，无须翻译，直抵人心至柔处。在医院里的每一个人，都仿佛被催眠了似的，沉醉其中，暂时忘却了战争的痛苦。不，应该说，正因为承受着太多愁苦，他们才会不期然地遁入这旋律的桃花源中，求得片刻的解脱。
这是小说中最温暖和富有亮色的一段，“酡红”“金黄”这样的暖色调将战争与死亡的灰暗和阴影照亮，古老的蛇山、宽阔的江水、流动的琴声、柔美的旋律，美的意象和美的境界，制造了一个放松身心、忘却痛苦的世外桃源。这段诗化的情节，具有东方式的古典意境和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表现了红十字会医生们对人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疗愈，对和平的向往，以及他们身上散发的人性的光辉。
此外，历史事件的发生与人物命运交织在一起，作为《大医·破晓篇》中的主角，三位年轻医生，不仅仅是历史的在场者与观察者，还在辛亥革命武汉战场上完成了人生的蜕变，为他们最后成为一代苍生大医埋下了伏笔：孙希看到自己的恩师峨利生医生为了维护革命者中逝者最后的尊严，挺身而出与清军对抗、死守义冢，最终因体力不支牺牲在武汉，导师的义举让他最终放弃了出国去伦敦的想法，留在祖国，奉献给祖国医学事业；姚英子最初学医的目的，只是为了与救命恩人相见而已，在武汉经历残酷的战争后，发现战争殃及百姓，其中尤以妇孺最苦，于是萌生了创立妇孺救助协会的念头，并终生为中国女性的公共健康事业而奔走；出身贫苦大众的方三响在日俄战争中成为孤儿，这让他不停追问出路到底在哪里，在武汉看到革命党内部鱼龙混杂后他不禁深深失望，接触了辛亥革命志士萧钟英后，让他更深入地思考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等问题，并最终在延安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小说通过对三位主角的刻画与塑造，不仅让读者跟随主人公，走进辛亥革命的历史现场与战争现场，更丰富了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他们并不是苍白的、扁平的、只为串联起故事情节的工具人，而是有自己成长弧线、性格丰满的人物。
三、还原晚清民初武汉城市空间
马伯庸在创作谈《历史小说应兼容真实性与艺术性》里说：“我要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对生活细节的描摹和对当时社会观念的呈现。”武汉是辛亥革命阳夏战争的发生地，是小说中阳夏战争相关章节里人物活动与故事发生的背景，《大医·破晓篇》对晚清末年武汉城市的书写，建立在马伯庸搜集了大量清末民初武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研究整个辛亥革命的历程、当时武汉的地理环境，以及当地人日常会唱的歌谣等等”。小说通过强化故事时空的时代感、真实感，让读者如同置身当时的武汉，有着身临其境之感，主要体现在还原城市中的战争现场、表现武汉市民精神、描摹清末民初武汉城市地理空间等诸方面。
作为辛亥革命阳夏战争的发生地，武汉这座城市目睹了革命军和清军双方的血战，汉口的城市肌体也因大火受到重创，城市书写与战争叙事合为一体。《大医·破晓篇》还原历史事件的具体场景与细节，书写了阳夏战争中清军在汉口闹市区纵火烧城、繁华汉口沦为焦土这一历史之殇。阳夏战争中两军鏖战汉口，经过三天激战，革命军伤亡惨重，被迫后撤。清军为防止革命军藏入汉口民宅进行巷战，竟放火焚烧汉口华界城区，大火延烧了三日三夜。热闹繁华的汉口，被清军一把大火烧为废墟。小说用文学的笔法还原了清军这一暴行和汉口大火焚城的惨烈场景：
虽然天色已晚，但汉口华埠并不是一片漆黑。清军外攻巷战不利，索性放起一把大火，火势已经蔓延到了遇字巷和六渡桥附近。冲天的火光越是明亮妖娆，越衬出阴影的浓重与狰狞，整个城镇就像是伦勃朗的西洋油画，陷入一种半明半暗的荒谬中。
小说写出清军为了清剿革命军而犯下烧杀劫掠的暴行，不但夷平了半个汉口，更带给汉口百姓伤亡无数、流离失所等巨大的苦难。“只见沿途处处是断垣残壁，许多妇孺瘫坐在冒着黑烟的废墟中哭泣”，“窝棚底下还潜藏着幸存的市民，以妇女和儿童居多。他们像老鼠一样蜷缩在瓦砾之间，大多数又饿又渴，瑟瑟发抖”。马伯庸真实还原了战争中令人痛心的灾难场面，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反人性与毁灭性，由此对比，更反衬出红十字会医生们在战场上救死扶伤精神的崇高。
在以现实主义的悲悯情怀描绘汉口城区的毁灭、武汉市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后，马伯庸还挖掘了武汉这座具有鲜明现代市民文化的城市，在面对困境时迸发的坚韧的生命力。虽然受到了灭顶之灾，但汉口战事结束之后，华界城区并没陷入萧条凋敝，“许多商铺与摊贩就在断垣残壁之间重新开张，居民们三五成群地冒出头来，喧嚷闹腾，嘈杂不堪，就像雨后的小草迫不及待地纷纷钻出瓦隙”。历尽磨难仍然坚强不屈，在苦难的废墟上重新开放出生命之花，正是武汉这座城市的城市精神与文化基因。
此外，《大医·破晓篇》还原了晚清民初时期武汉的地理空间、城市空间，塑造了鲜明真实的老武汉城市意象。小说通过方三响、孙希、姚英子等中国红十字会医生在武汉的医疗救治活动，穿梭串连起汉口、汉阳、武昌三镇，从汉口大智门到花楼街，从汉阳龟山、月湖到梅子山，从武昌蛇山之巅的奥略楼到长江江堤边，展现出晚清民初时期武汉的地理空间与城市景观，如同绘制了一幅“老武汉”地图。作者对清末时期武汉的时代面貌的描写十分详细深入。一百多年前的武汉城市环境、建筑、地名到今天已有了极大的变化，马伯庸进行了认真的考证，真实还原了当年的建筑、街巷、地名等。如赤十字会驻扎的汉口邮政总局在江汉关附近的河街（今汉口沿江大道），汉口一度存在的英国工部局、华商跑马场、高尔夫球场、满春茶园等，甚至汉口英租界与华界相连的三个街口——花楼街、前花楼街与居巷等等都有详细的考证，介绍花楼街“位于六渡桥附近，毗邻汉口长江码头，紧连租界，分前街、中街、后街三段。沿街皆是银号、酒肆与烟馆等，极得兴盛气象，是汉口一等一的胜景”，在小说中展示了一幅幅近代武汉自然风光、名胜建筑、市井风貌的图画。
小说还通过方三响等人的眼睛，描绘了开埠后“五方杂处”，但租界与华界又壁垒森严的晚清汉口，在长江“江岸下游，是秩序井然的欧式建筑群，依次为日、德、法、俄、英五国的汉口租界，而江岸上游的汉口华界商埠，密密麻麻的低矮棚屋彼此交叠，杂乱不堪，如同一大片船底的藤壶”。辛亥革命阳夏战争后，经清军纵火烧城后的汉口华界空空荡荡、几成废墟，而与华界仅一门之隔的汉口租界，景象却天差地远，“这厢却是一片和平景象，沿街店铺照常营业，随处可见高帽绅士与洋伞淑女成群结队走在路上……街头与日常并无太大区别”。只隔着一条街，简直像是两个世界。这些书写是对晚清民初汉口城市的真实还原，也写出了汉口的屈辱历史：汉口租界作为《天津条约》后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但也留下被列强瓜分、丧权辱国的痕迹。这也引发了方三响“明明是中国的土地，却让一群洋人说了算”的愤怒与思考，为以方三响为代表的一代有志青年，今后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国家的独立富强而走上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轰轰烈烈、成绩卓著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阳夏战争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极为光辉的一页，也是武汉这座城市引以为豪的一段历史。在小说《大医》里，马伯庸用考古学家一般的态度和情怀挖掘了武汉的一段深层历史记忆，并以文学的方式予以复活，这本身就值得敬佩。虽然，《大医》中关于武汉的书写并不是为了表现这座城市的历史嬗变，或书写较长跨度的时代社会人生，而是截取了一段历史的剪影，但仍写出了历史的厚重感，以及武汉城市文化的历史脉络和精神内核。《大医》的武汉书写将历史风云、城市记忆与民族国家命运交织在一起，给予读者历史文化和文学双重的阅读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