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远方、温度与执灯而——周庆荣“意义化写作”的审美指向
关注诗人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是从《我们》组章开始的，那是一篇恢宏的史诗，勾勒了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而近10多年来，周庆荣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有理想的人》（2011）、《有远方的人》（2014）、《有温度的人》（2017）、《执灯而立》（2021）相继问世，作为诗人，他严肃的审美追求与公共话语承担者的清醒自觉，体现出对散文诗审美突围的使命性坚守和公共责任自觉担当。
周庆荣的创作整体似乎偏向于社会诗学，与生命诗学的创作特征是不同的审美路径。然而，从对于诗歌艺术的真诚与人的存在的思索之纯粹性而言，两种诗学在根本之处自然殊途同归。从周庆荣出版的一系列作品集中不难发现，他的创作具有创作思想上的系统性追求，他的思考基本都是直面当下中国社会现实而发出的良知提醒。“理想”是目标，“远方”是方向，“温度”是情怀，“执灯而立”则是作为公共话语承担者的负重姿势。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习近平总书记面向当代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讲话精神：“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1）周庆荣近20年来的创作，似乎就是秉承着这种精神自觉而进行的。他向这个理想失色、远方沦陷、价值观失衡的世俗化时代发出一系列审美呼吁。而这种自觉与呼吁，则源于他的时代良知与“意义化写作”的美学追求。
“意义化写作”对于当下的意义
周庆荣曾于1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并确立了“意义化写作”的诗学立场。他认为，践行“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从而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并能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2）这种美学追求也在周庆荣一系列散文诗作品中得到了有力呈现，同时，这种清醒自觉与审美导向也受到了诗歌评论界的高度肯定。谢冕认为：“他生活在当下，有自己生活的现场，但他心在远方，他的思念也在远方。”（3）所以，“他是一个心怀远方的人，他以自己的诗行、为自己的写作作了象征性概括”。（4）这种概括在周庆荣《关于黄河》散文诗组章的结句中得到鲜明的体现：“小小的渤海还不足以做黄河的句号，人类的天空如果圆满，这个句号应该是整个天空。”（5）而王光明则指出周庆荣的“意义化写作”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的审美价值：“为我们关怀与辨认自己的时代，提供了参照。”（6）
作为一个诗人，无论自己是否愿意，其作品一旦发表就自然成为“公共产品”，从某种意义而言，诗人就是社会公共性的承担者，自己的文字需要承担思考、审美、价值观与人生观引领的社会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住在柏拉图所描述的“洞窟”里，自己的思考在不自觉中都被洞壁上的“影子”所操控，是在被动地接受着那些公共话语引领者（即“洞内”搬运道具的人）的思考、审美，而无意识地形成似乎属于自己的价值取向。当下是中国商品化、市场化、城市化大发展时期，这就决定了人的社会性领域在不断扩大，而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无价值、无意义的日常消费与庸俗审美习惯的蔓延。汉娜·阿伦特曾经提醒过这种社会性领域扩大的危险性，指出一切崇高的、经典的审美价值，将会在这样以消费为前提的社会性领域中被市场、商品化所裹挟，或者被庸俗化所包装，成为低级趣味的消费性垃圾。（7）而随着这种无意义消费对于人的审美侵蚀，最终让人们的闲暇时光成为无意义的休闲，人将沦为社会性消费躯壳中蠕动的消费品，失去理想，失去远方，进而失去了作为人应该拥有的人文性温度。
人文主义humanism出自拉丁语humanitas，而humanitas则出自希腊语philanthropia，这个希腊语单词的含义是“仁爱、宽容、慈悲心”，拉丁语humanitas含义是“人间之爱、人的温暖”，也就是说，作为人因其所具有的对于他者的仁爱与人性温度，才能以宽容与仁慈之心拥抱他人，拥抱世界。所以humanism作为表现人文精神觉醒意义的单词被人们所熟知和倡导。从其词源的演变关系而言，古代希腊人认为，philanthropia植根于paideia，即通过教育而形成的涵养。paideia的本义就是教养、教育，即通过良好的人文精神教育，促进人性的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教育，不是现在随处可见且被人们所追捧的某种生存技能、技艺的教育，而是一种来自于家庭、社会对于孩童所进行的涵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之成为人所必须具备的一种人文教养。paideia这个单词源于pais，即“孩童”这个词，paideia的内涵是孩童的身心教育，即对于孩子作为人的涵养、教养的培育，所以具有“养育”之意。然而现代社会却过于侧重人的生存技能、技艺，即对于生存有用的知识教育。在这样的现代教育现实中，人的生存能力确实提高了，但人的心灵土壤却越来越贫瘠了。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技术长足进步，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人的情感却越来越冷漠，性情冷酷，目光短浅、务实利己等被一些人所追捧。当这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盛行，人们则无法志存高远，失去了崇高理想以及人性的温度、温情、宽容与慈悲等，更看不到远方。从这个意义而言，周庆荣在散文诗中揭示的看似属于人们耳熟能详的“理想”“远方”“温度”等问题，绝不是一种老生常谈的说教性审美，而是呼唤人们重新关注这些本应该牢记的、能够体现人之为人的、呈现人文情怀的审美元素，从而提醒人们不要忘却做人的良知。
周庆荣“意义化写作”的美学立场，正是源于他直面当下社会现实的这种清醒认识。他说：“写作自身也应该走出空幻的灵动与纯粹小情小我的咏叹，应主动地关注当下的生命体验，应在寻常的事物和生活场景中发现意义，连接历史与哲学上的厚重及高度。”（8）因此，当人们不再谈崇高“理想”的时候，他提醒着人们“理想”之不可或缺，并告诉人们“理想，其实并没有走远”，而他自己则宣告“今夜，我要做一个有理想的人”。（9）在人们被眼前的苟且折磨得疲惫不堪的时候，他告诉人们“远方”的存在：“我学会通过望向远方为自己换换环境，为此，我忘了叹息。”“是的，远方，我依然朴素地需要远方。”（10）更重要的是，周庆荣的这种关于“理想”与“远方”的提醒与向往，并非基于某种对现实乌托邦式的期许与幻想，他明确告诉人们：“我呼唤不绝望的诗意生活，恰是因为现实生活里的诸多让人窒息的因素更需要我们的诗歌能发挥的作用最好与希望有关。”（11）
然而，当周庆荣意识到人仅有“理想”和“远方”的向往仍然不够，就进一步呼唤人性的“温度”，提醒人们“首先保证自己拥有一个人的正常体温，和外界关联时，不掠夺他者的温度。按此逻辑，社会就不冷”。“在经历无数次人间的冷暖之后，我坚持保持自己拥有人类的平均体温，不是简单地给他者以温暖，而更是让我自己不冷。”（12）而“执灯而立”则是他对自我存在的回顾与确认，是他为戴卫画作《执灯的印度老人》所创作的《让我们一起执灯而立》一诗中的诗眼摘取。“灯”的存在当然与夜色有关，现实生活中不会都是白昼，人也不会只享受光明，即使怀抱“理想”，胸怀“远方”，有时也会由于遭遇不如意而迷茫，所以他要告诉人们，如果发现生活还不能给自己一个完满的承诺，那就“划动生命之舟，彼岸有一盏灯，它不属于虚幻的光环”，并呼吁人们“当夜色如此庞大，一人执灯是不够的”，而他自己则“手里捧着一颗能够在黑暗中发光的心”。（13）
以上种种，都是植根于周庆荣“意义化写作”的追求，植根于他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性自觉担当。在当代诗坛，这种自觉意识尤为可贵。而他所执的这盏“灯”，与他所倡导的“温度”同源，最初“我坚持保持自己拥有人类的平均体温”，到新著《执灯而立》，他已经向“发光”的境界升华，从而坚定地让自己成为“执灯而立”的人。
真正认识周庆荣的读者与诗人们一定都会与笔者持有同感，那就是周庆荣的散文诗写作从来都不是基于个人的狭隘情绪与境遇的疗伤需求，而是作为诗人，他清醒意识到诗歌乃至一切文学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性、人文性与价值观导向的审美意义，从而努力实践着自己所具有的、作为公共话语承担者之自觉责任担当的积极审美呼唤。我们必须承认，活在人间，无论哪个时代，不管何处都会有“冷暖”的存在，更何况在当今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发展时期。如果社会上有更多的人能够捧出自己“发光的心”，那就不仅仅是“简单地给他者以温暖”，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我自己不冷”。那么，活在这样的时代，一个清醒而有公共责任自觉担当的诗人，其作品所秉承的审美立场与价值导向之“意义化”追求，则显得弥足珍贵，人性的光芒只有在这种追求中才能得以持存与绽放。
如何“画出一个好世界”
多年前，笔者曾谈到，无论是谁，都需要面对“日常事实”与“生存事实”，平日里自己周遭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种“日常事实”，而这些事实背后，被现实所遮蔽的那些更为重要的真相认知与意志选择则是“生存事实”。能够“透过日常事实追求生存事实认知的人，需要对生命的每一种日常拥有沉淀与反思能力，这可能就是文学、艺术追求者之所以创作的意义之所在”。（14）如上节所述，周庆荣散文诗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直面“当下生活”，通过“对社会场景的关怀与审视，从日常纷繁的事实中提取生存事实的核心因素，以极其朴素且平白的语言，敏锐、深刻地揭示着埋没在日常事实中的每一种必须坚守的生存事实”。（15）正是因为这一特点，笔者前述他的作品似乎具有一种社会诗学的审美倾向，这也是他的自觉社会责任担当的必然选择与审美归结。但即便如此，透过其社会诗学表象，其深层仍然不乏关乎生命诗学的厚重要素，只是这种审美意蕴潜藏在看似社会诗学的表象背后，人们不易觉察罢了。其实，周庆荣的散文诗是以社会诗学承载生命诗学，在“日常事实”中揭示人的种种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同时，一旦掩卷沉思，即可触及饱含着深沉、凝重之“生存事实”中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的强大精神内核。
具体地说，这个世界究竟怎样与人的心象密切相关？心中有风景的人，在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风景。这些风景是个人心灵的外化，也是人对于世界的重构。世界仅存在于人心的重构之中，所谓的客观世界，其实就是自己的主观世界的影像。王阳明所说“心外无物”就是这个道理。“山中花树”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人与外界的关系形态。而这种认识已经被量子力学所证明，“不确定性原理”证实了世界存在的这种真相。
那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生活和经营生命，才能做到“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就取决于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在此，所谓的“社会诗学”与“生命诗学”已然殊途同归。外在于人的世界，具体到社会、境遇怎样，其决定性因素则源于人心怎样，人心决定社会的形态、色彩与冷暖。周庆荣的散文诗看似是面对社会性问题的提醒与呼吁，其本质则是对于人心的呼唤，是对于生命的人文信仰，是对于人的内在生命激情与自我审视的点燃，因为他相信“那些懂我的爱我的，他们正向我身边走来”。（16）他甚至宣告：“落进深渊我就成谷！努力装下我之外的全部，如果我坚持最后的判断，我就留意让一些内容在谷底淤积并且腐烂，让另一些内容依偎在泉水畔，看春天，听到鸟鸣。天空搬家，深渊也不全是万劫不复。”（17）诗人李犁评价周庆荣时说道：“他的散文诗中总会看到一种光芒，这光芒深沉而醒目，它执着地引导着我们的灵魂在激情澎湃之后，走向思想与觉醒。”（18）在周庆荣的散文诗中，这种光芒、激情与觉醒的内容俯拾皆是。比如，他告诉人们：“我怀揣暖色的记忆，一路走过来。/冷落、绝望和善良对面的凶恶，它们是生活的另一种真实。”（19）他宣告：“给我三尺龙泉，唤醒梦境中的千军万马：一路上天，封杀卑鄙者升向天堂的后路；一路入地，绝不让地狱继续歌舞升平；还有一路呢？给善良的人们奉上鲜花，给饥饿的人们种上庄稼。”（20）而面对“迷雾”时，他则豪迈写道：“潮湿和阴暗蔓延在天空下，想念一把火，它烘干我体内的这些恍惚，然后燎原地烧开去，一切干爽后，再腾起灼人的光芒。”（21）当置身于后工业时代废弃工厂里一座座寂寞高耸的烟囱下时，他提醒人们，那些挺拔屹立的烟囱早已“习惯了天空下的高度，炉火熄灭之后，站着，成为它们最后的尊严”。（22）在这里写的是业已成为静物的烟囱被废弃的生命形态，抒发的却是自己或者他人，作为人而存在必须秉承的人格与审美理想。
就这样，“理想”“远方”“温度”表面上似乎都是对于当下社会问题而发出的审美呼唤，其内在却是植根于人的心灵，是生命审美、生存省思在社会现实的直接投射。由于周庆荣对于人性的信任与乐观，他明确表明：“我是一个清醒现实又不愿轻易放弃理想的人，期待生活中人性不冷。”（23）犹如堂吉诃德战风车，那是认真的、执着的，尽管许多人并不在意那根长矛刺向天空所留下“空气的伤痕”究竟如何，（24）而堂吉诃德的意义就在于他那严肃而不放弃的坚持。周庆荣告诉人们：“从理想、远方到温度，我一路前行”，（25）而这种“前行者”的姿势，就是他的写作态度，也是他对于自己“意义化写作”美学立场的践行。而这种10多年来不忘初心的践行，就是他对于散文诗一如既往的热爱与创作实践的坚持，他说“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我们的世界看上去越来越物质，但再物质的状态最后仍离不开精神，对我而言，散文诗就像一块带皮的和田白玉，在漫长岁月中平静地述说纯粹而圆润背后的坚韧”。（26）这何尝不是周庆荣多年来坚守审美理想的形象写照？
那么，从一路而来的“前行者”到近年所抵达的“执灯者”的自我定位，周庆荣究竟要做什么？或者说，他想向人们揭示什么？虽然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他对于“日常事实”的审视与超越，努力把握“生存事实”之社会与生命的相互确认所致，但是，仅此还不足以抵达他的生命秘境，而他的这种生命秘境，其实已经呈现在他那些俯拾皆是之看似平淡无奇，却蕴含着宇宙暗物质般质量的朴素诗句里。曾经沧海者，有故事、有阅历的人，投身于现实生存又努力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者等，每一个人都会在他的诗句中，发现某种可对应的生命经验，并不断被激励与鼓舞。李犁对此评价道：“他把理想主义的光辉，人道主义的体恤，还有批判主义的犀利融进他的文字中，也就把血性和阳刚补给了疲软的人类，把温情、关怀和热爱还给了人性。这因现实之痛而产生的深沉真挚、勇敢担当的人格力量，使周庆荣的散文诗显现出青铜剑一样的力度与厚度。”（27）
然而，笔者想用一句话概括周庆荣的散文诗创作所呈现的整体精神气质与思想内核，那就是：周庆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这正如人们认为中国传统主流哲学话语仅关心政治，仅是关怀现实社会生存与治理的实用主义哲学，即使道家哲学也存在这种倾向，更何况儒家哲学似乎只注重现世有用的事物而言说，但冯友兰对此则明确指出：“中国哲学主要精神……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28）周庆荣的创作何尝不是如此？他始终直面“日常事实”而揭示“生存事实”，他审视社会与心灵的种种问题，看似属于“社会诗学”中对于入世性审美的倚重，但实际上却是通过对于现实社会的冷静审视与作为人之生命品格的自我升华，提醒着远方的存在，揭示着理想的坚守与温度的意义，以及自己如何自我定位之责任意识的树立，从而让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浑然一体，即以“执灯而立”的形象达到自我存在的隐喻。周庆荣“理想”“远方”“温度”“执灯而立”等系列作品集中所呈现的创作思考与审美倾向，我们用他的一段诗句，就能够形象地概括：“把一张大大的画布留给我。/我就要开始画画了，世界这么大，我不能把它画小，我想画出一个好世界。”（29）
是的，周庆荣的“意义化写作”所执着的审美追求，在于他要为自己也为人们“画出一个好世界”。而这个“好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画，这就取决于每一个人的内在格局、情怀之幅员与心中的风景有多美、有多么辽阔。
注释：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引自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1015/c22219-25842812.html?from=androidqq。
（2）周庆荣：《理想，其实并没有走远》，《诗刊》2010年第5期。其实，早在2008年创作的《我们》组章中，周庆荣就已经深情地宣告：“世界成长着意义，我们终于为意义而活着。”见《诗刊》社编：《中国当代诗库·2008》，第47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3）（4）谢冕：《序》，周庆荣：《有远方的人》，第1、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5）周庆荣：《关于黄河》，《有远方的人》，第2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6）王光明：《关怀与辨认我们的时代》，周庆荣：《有理想的人》，第1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7）见林美茂：《公共哲学序说》，第75-7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8）周庆荣：《理想，其实并没有走远》，《诗刊》2010年第5期。
（9）周庆荣：《有理想的人》，《有理想的人》，第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10）（16）周庆荣：《有远方的人》，《有远方的人》，第2-3、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11）周庆荣：《等号关系：我与我之外（代后记）》，《有远方的人》，第21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12）（23）（25）周庆荣：《寻找人间失落的温度——散文诗集< 有温度的人> 代后记》，《有温度的人》，第168-169、168、169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13）周庆荣：《让我们一起执灯而立》，《执灯而立》，第10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
（14）（15）灵焚：《“意义化写作”——论周庆荣的创作》，《诗刊》2010年第5期。
（17）周庆荣：《深渊：真实及虚构》，《有远方的人》，第1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18）（27）李犁：《周庆荣：堆积是海，放开是江——读周庆荣散文诗< 有远方的人> 》，周庆荣：《有远方的人》，第208、21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19）周庆荣：《有温度的人》，《有温度的人》，第72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20）周庆荣：《深夜，突起的心事》，《有理想的人》，第3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21）周庆荣：《迷雾》，《有远方的人》，第44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22）周庆荣：《静物》，《有远方的人》，第7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
（24）周庆荣：《想起堂·吉诃德》，《有理想的人》，第5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26）周庆荣：《理想，其实并没有走远》，《诗刊》2010年第5期。
（28）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7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9）周庆荣：《大画布》，《有温度的人》，第31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