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的怕与爱 ——由《千禧年》论黄平小说
学者写作小说并不奇怪，有意味的是黄平近两年的系列小说写作，选择以《千禧年》这一篇“爱情小说”压轴。当下的纯文学作品中，自称写“爱情”的近乎绝迹。在这个时代谈论爱情，似乎在谈论一个过于古老的话题，爱情或是不复存在的崇高神话，或是流于套路的通俗娱乐，或是让原子化个人不适的神秘羁绊，或是内化着权力结构的规训机制，或是让现代人恐惧的本能，或是让机器人陌生的激情……总之，爱情似乎成为我们躲避而非直面的谜。
在这样一种时代情境下，《千禧年》来到我们面前。小说开场，公元999年末，上一个千禧年降临之际，冰天雪地的黄龙府外，宋辽鏖战正酣，通向死亡的垓下哀歌亟待奏响。已是史书正典的绝境，又有一场更绝的陨石雨落下，死伤无数的战场上，主将刘建云倚在天外飞石旁，在陨石所打开的时空罅隙里，瞥见千年变幻，宋朝灭亡。他蘸着自己的血，试图在雪地记下“靖康”。只是个人的书写太过渺小，字迹顷刻消失，血消失在雪中，一切似乎归于陨石所代表的洪荒寂灭。但千年之后流星重返，与已经化身为大学校训石的陨石遥遥呼应。在新的千禧年到来之前，一个也叫刘建云的大学生走过这块陨石，并且在死于2073年之前不断地重访，为了拯救恋人，耗尽一生光阴。围绕千禧年前后一段校园恋情，刘建云势要与天斗，与人争，以理性的力量布下好大一个棋局。小说不断地悬疑反转，谜中谜，局中局，请君入瓮，逆转时空。
以理性的方式拯救爱情，小说中这二者的混合形式异常奇妙，这是否意味着要以理性将强烈的非理性力量组织起来，塑造一种可收纳归置的爱情？赵毅衡曾以“新理性”分析作为评论家的作者，不妨借用这一说法，在黄平的小说中，“新情感”其实对应着“新理性”：这是一种反讽者的爱情。这种爱情有其内在的激烈，但又不似我们熟知的古典爱情。作为古典命题的真与不真，自然是一把重要的量尺，不过更有趣的问题，或许是当下写作爱情的可能与不可能，及至当代人摆置爱情的维度。
由此话转回来，一个理性主义者是如何做起爱情小说的？这场流星雨并不真的降自天外。我们且把目光投向作者近两年的系列小说写作。系列小说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乐于自指、自嘲，也即在人物中间频繁自我对位与跳跃的反讽之举。以反讽研究闻名评论界的小说作者，自由理性地探索着每一种可能，但又不陷落其中：《鲁迅遗稿》讽喻、入世，他既是小说中感性矜持的孟弧，亦是算计冷酷的王平；《松江异闻录》奇崛、荒凉，他既是小说中在理性的天真中追寻的邱致理，亦是在野性的蛮荒中沉沦的孙良；《不可能的任务》冷酷、超然，同一个小说人物王平走出《鲁迅遗稿》，同时客串起考研面试官王平及考研作品中的反派影佐祯昭。而作者本人，似乎正在出演叛逆的女学生与女刺客叶月。不像《不可能的任务》这样跳跃迅疾，《英魂阵》《大地之歌》中的作者，负重地沉入抗战中的东北与上海，沉入作者的家乡与丽娃河畔。说起来，《不可能的任务》尤为值得注意，这篇以其轻盈清新扛鼎的小说，其实是系列小说中的枢纽之作。前面诸多交叉情节在此汇合后，隐约有新的前景浮现，系列小说开始出现“异己”的人物。除了一位貌似发疯的机器人，这些“异己”的人物，《不可能的任务》中的叶月，《我，机器人》中的王般若，《千禧年》中的程菁，很巧，都是女性，她们似乎牵引出理性之下某种不可见的对象。涟漪在泛动，作为系列小说最末一篇，在即将合拢的时刻，《千禧年》见证了一个反讽的自我，如何被一个更深层的自我所打败。就像一个沉静的小提琴手，骤然拉长了命运的高音。
作者在一次学术访谈中谈到，写作应该“走进旷野，感受真实的洪荒、神秘与残忍”。这用来评价作者的文学创作，比评价学术创作更为合适。贯穿看来，系列小说的创作，有如一个理性主义者，矜持而礼貌地敲着非理性之门，如《鲁迅遗稿》所寓言的，在荒郊野岭筑起迷宫般的庭墅。曾著述《反讽者说》《自我的踪迹》等文学评论著作的黄平，决意凭小说形式打造一出反讽戏剧，也期许自我走出一条别开生面的“踪迹”。
学者小说常常调用的“历史”，作为“踪迹”的载体，承担了这出戏剧的关键角色——它是小说梦境的现实镜像，又是现实梦境的小说镜像。因此作者始终辩证采取一种引用和创造的历史态度，虚虚实实之间，令小说妙趣横生而不乏复杂，貌似真实的历史，亦如一场梦境。回顾《千禧年》之前的小说篇章时，我们往往看到一个腾挪自如、睥睨人物的棋手式的作者形象：《鲁迅遗稿》以“伪造”虚设梦境，《松江异闻录》以“并置”逼近梦境，《不可能的任务》以不可终的枪声击溃梦境。无人规定《不可能的任务》中的影佐祯昭必须合乎史实地死于病患，来自大夏大学考研现场的子弹如此冷冽，既击中影佐祯昭，也层层穿透了包含追名逐利的王平教授在内，影佐祯昭的无数分身。而这些分身，理性彻骨，亦如子弹冰冷。
“纵横捭阖，冷心为上”，叙述之手在理性中建构梦境，又不断以理性瓦解梦境。值得警惕，作者做了梦境的主人，小说难免有成为木偶戏的风险。系列小说中，《松江异闻录》创作时间最早。典型的大卫·米切尔式的剪辑风格，使三个并置的小说碎片由有限的互文通向无限的暗示，幽冥恐怖的克苏鲁故事向现实寓言铺开。它唤醒的是人心底无名的恐惧和恶意。很自然地，《鲁迅遗稿》将镜头由上海废墟的洪荒深海，移向西安密林的废弃别墅。作者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学者对微观史料的敏感与整合，既激活尘埃中的现实碎片，如日记、笔记、回忆录种种，又在现实与虚构之间勾连耦合，将隐动于二者内部的戏剧性通过悬疑衔接在一起。一个理性主义者在此付出了绾合碎片的努力，倒是印证了最好的悬疑作者，应是用心发现和连接的博物杂家。但《鲁迅遗稿》较于《松江异闻录》或许矫枉过正，叙述对人、物、事往往一咏三叹，旨在将一切或真或假的依据和设定，统统笼在主线之内。这样严丝合缝的特点一直延续到《大地之歌》《英魂阵》，闲笔寥寥，无半点枝蔓，利落的动作好似华丽的机械切割线，情节几次灵活反转，但走笔造物显得过于紧凑甚至紧绷。
就此来说，这些作品所面向的非理性，还只是思辨层面上的非理性。小说叙事在表面上交织着典雅的巴洛克纹饰，掩盖着深处的非理性裂痕。如《鲁迅遗稿》这篇绝佳的反讽小说中的一处细节：
“你们看那束光，一会亮起来，一会暗下去，但就是不走。”
“是啊，这有什么奇怪？”
“我在想，鲁迅在西安的二十天，有个地方，为什么鲁迅先生离开了又去，离开了再去，反复去了几次？”
主人公孟弧这一自我启发看似非同寻常，细究起来仍是训练的结果。评论家孟弧对“灵感”的依赖，是一种可预测的机械化习惯，最终作为一个独特的破绽，被同样是评论家的王平所利用。孟弧还是受困于理性的迷局，在虚空中苦苦连缀碎片：面对三个拆解后拼贴的鲁迅风的片段，过度阐释和自我暗示，驱动无数沉默的史料在误读中相互指认，连成一个子虚乌有的国宝秘密，一个充满反讽的逻辑闭环。最理性的大学教授，演绎着理性的荒诞。小说结尾那道阴魂不散的“白光”，化用了鲁迅先生作品的著名意象，指向知识分子不可理喻的人性幽暗。
无独有偶，春风得意的王平，在几年后继续充当《我，机器人》的主人公。《我，机器人》写理性到极致，机器有无限逼近人类自我的潜力；反过来，灵性的自我，也有无限趋近机器的一面。王平作为隐藏的主角，在小说结尾以一篇高度理性化的人文主义论文出场，却以一个名利炙热的项目号划上句点。他的“运行方式”并不比穿梭于四大名著追问真实的机器人，更像一个“人”。正是机器人的不满，机器人意欲冲出文本的游荡和自戕，催促作者寻找梦境织网的突破口。
作为转折，《不可能的任务》中的女学生扣动无限子弹的扳机，连绵不绝的超现实主义枪声适时响起，这正是《千禧年》最初的闪现。时空秩序伴随千年一遇的流星雨短暂开裂，释放出奔涌的情感，叙述之手化为情人温柔的手，从陨石的裂缝中伸出，将小说中人“牢牢吸附”。黄平这个“新理性”的精神世界，到此迎来破局之路。“新理性”内在有“反讽”这一意识强力，驱使自我不停变形跳跃。是不是来到这样一个时刻：将自我所历经的无数时空——在进取中不断遗失的无数生活——贯穿起来的时刻？
《我，机器人》关于心灵有无的困惑，意味深长地在《千禧年》结尾回响：“心脏和心灵不一样。”或许，作者已意识到遗失的是什么。遗失紧接着寻找。但照理性主义者的习惯，他仍先做个实验，在小说中举办一场辩论赛，看看双方谁能胜出。DM公司和刘建云之间遍布疑云的交易，只是小说外层的一个悬疑入口。真正的情节，是历经沧桑的刘建云通过“Deepmind技术”，召唤记忆深处的曾经（小说中的“程菁”）。
《千禧年》之前的小说，似乎梦境皆由作者主宰。但在这里，理性的锋芒被收敛起来，如刘建云所言“清醒地访问梦境”。访问是一个柔情的动作，清醒则意味着审视和摹画。由此带来的小说中的印象化描写，前所未有地接近感官；又因是遥望，必然遍布细节和呓语：“多么年轻的一张脸啊”……我们仿佛听到双重的声音，一个来自人物，一个来自作者。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出离”，没有比“出离”更能证明情感的踪迹。
这是一场属于理性主义者的流星雨。这场情感强烈的戏剧，源自理性尽头的救赎：重新爱上一个具体的人，是否将使自己更像一个具体的人？诚如小说中的辩论赛决赛主题：爱情是有价的，还是无价的？程菁可视为刘建云假想的理想自我，就如小说可视为刘建云的一场梦，程菁永远扮演着正方：“爱不是成全自我，爱是放下自我。”然而正方战胜了自我，却没有战胜反方。这不算遗憾，从程菁的角度，她的论辩逻辑已然闭合。在作者笔下，程菁略带古典色彩，过于认真地出演自己的角色。可惜，这不能说服一个理性的反讽者，没有什么“纯粹”是反讽所不能消解的。反讽者接受某种纯粹存在，但在反讽者眼中，纯粹必然转瞬即逝，就像本雅明所说的灵韵。陨石打开的时空裂缝终会闭合，流星雨仅仅是千年来临一次的短暂时刻。“写下什么，就消失什么，就像海水淹没沙滩”，似乎是一代人已然自觉的命运。小说结尾，垂死之年的刘建云翻开被隐藏起来的那页日记，向“曾经”投去遥望的目光。理性的写作者如此感伤，意识到命中注定远离本真。唯独翻寻个人记忆的片刻，他放下了以戏仿进入历史情境的偏执，既严肃地保持了距离，又在这种距离之间迷失。
研究“80后文学”而登上文坛的“80后”评论家，吊诡地以自己的小说，细腻地为一代人画像。《千禧年》是一代人的怕与爱，是他们反讽地清扫历史、理性地塑造自我后，午夜梦回的思绪，内心不安的低语。“我，机器人”的时代，岂非求仁得仁？在千禧年迎来成年礼的当今中坚，是否感受到一代人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虚空？反讽所释放出的理性，终究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无论是对于小说中的人物种种，还是对于黄平及他所怀念的“80后”一代人。
“人终将为其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小说结尾处的刘建云，背靠时空的裂缝，疲惫地回顾着一生的激情和惶惑，一路看似逍遥的鼓盆高歌：“他并不恐惧，而是释然，迎接即将到来的酣睡，结束这一生的不安。”最后的最后，除了非理性最后的堡垒爱情，或许没有什么值得留存于永恒一梦。正如《我，机器人》戏仿四大名著，唯独爱情“破题”：“仙子这一滴泪，让《石头记》这一程序，真而不真，假而不假。”程序中的泪滴，如同今日文学中的爱情。为年少之物而困扰（《千禧年》中的对应物象是胸口的吊坠），反证一代人历尽反讽的焚烧，依然有残存的少年心。正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言：“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表格的时代，激情多么可贵，我们燃烧过，但终究残存着没有被烧完的部分。”这也许是文学深处真正的驱动，驱动着《鲁迅遗稿》中在秦岭深处别墅门口矜持的敲门者，走到《千禧年》，来至神秘粗粝的陨石前，在恋人的胸口刻字，对抗宿命般的遗忘。无需千年，上古的裂缝会再次开启，流星雨如万千银星垂落，如同巨兽低沉的咆哮，在理性的深渊中隆隆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