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塔加：寻找中的灵魂视角——马文秀长诗《老街口》阅读感言
《老街口》是90后青年诗人马文秀五次探访“百年藏庄”古村落塔加村、历时两年所精心创作的长诗，是诗人立足新时代对一个民族久远历史瞻望的反思式抒情，视野宏阔，情怀舒展，既抒写了民族怀古和想象的悠远诗思，又表达了现代精神所寓含的充沛活力和开放、进取的气度。
古村落塔加是有关藏民族精神血脉和印证迁徙足迹的历史遗址，作为在青海大地上出生的马文秀，对于这一方深切的民族记忆，是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机缘的。
塔加村是青海即将消失的一个传统古村落，有自己漫长的历史，曾是迎接文成公主进藏的重要一站。诗人马文秀用自己的灵异之笔和发自心底的诗情点醒了沉睡的历史，展开壮阔的画卷，在宏大的抒情中把漫长的跋涉之路伸展开来，从容地把往昔与当下自然地融为一体。
在漫长的时间河流里，青海高原、雪山是中华民族水脉的重要发源地，从地理样貌上关乎着一个多民族融合大国的江山社稷。从精神向度上看，地缘的高度指向了终极的沧桑与久远，是诗意苍茫、豁达蓄积和诞生的地方，有足够的空间驻足自然和人生的大美，可以容留生命的浩叹在此回旋。
马文秀选择了高原，选择了家乡的神秘之土，选择了一处历史风云过后归于平静的神秘古村落，在诗与人生的大路上，诗人把一首长诗的生命之重矗立在这里，于是有了《老街口》深切的怀古和生命反思的抒情。“老街口”是诗人选择的一个言说角度，她向我们敞开了诗意的襟抱，这是寻找中独特的灵魂视角。塔加村是历史进程中民族迁徙、融合的遗址，在遥远岁月连接现实人生的路上，我们陶醉于当下时代的美好，时时把先人的足迹纳入诗意的构想：
在这山脉连绵处
新的意象遇见诗人
神秘挤进，未出口的诗句中
溪流声、鸟鸣声、诵经声、嬉闹声……
争相组成惊喜的诗句
相互打闹，窃窃私语
却在冥冥之中
无比清晰地引导我
以诗人的胸襟
走进塔加村，这即将消失的古村落
当遥远的岁月留在远方，诗人马文秀从“老街口”这一独特的诗性精神和意象内涵切入了一部长诗的抒写，以优美的抒情文字表达了对于一个民族艰难跋涉的历史记忆的深切观照与缅怀。当年的人声远逝，岁月不断更迭，留下了后人繁衍生息的变迁足迹，山河常新，大自然深蕴的生命伟力和动人美感，与人生世界美妙地融合为诗意的景观，“溪流声，鸟鸣声，诵经声，嬉闹声……/争相组成惊喜的诗句”，一种精神的强大亲和力赋予了“百年藏庄”以全新的诗之生命活力。
长诗《老街口》不是在讲述人物故事，而是把写实性内容虚化、情感化之后的情思流荡，诗人着力于打开现实的窗口，把消弭于岁月远方古人的人情、事象、烟雨、跋涉等诸多场景在诗化的想象中呈现于今人的面前，把叙事的过程转变为诗化的过程。
阿米仁青加是吐蕃将军，是驻守塔加的领军人物，是诗中藏民族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马文秀在亲临古村落现场，进入了一个民族遥远历史的诗化情境之中，瞩望远方，神交古人。诗人马文秀是青海人，她的故乡民和县与塔加村所在的化隆县相毗邻，从小便有一种深入心灵的亲和感，选择塔加古村落作为长诗的表现对象绝非偶然。在《老街口》的后记中，马文秀深情地陈述了对于写作塔加村的诗性感怀：
去年六月，我再一次前往化隆，亲自走进笔下、梦中千百次出现的塔加村。我想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再看一眼山水化隆，从老街口走进去感受、书写这里的一花一木。从老街口走出来，我的长诗创作犹如画家在写生，以蓝天为背景，塑造一个充满活力、富有诗意的古村落。当然，每一次来这里学习和探索都是愉快的。
自然山水的形态于神于灵于魂。山环水抱就是“藏风聚气”最理想的风水宝地，塔加村就深藏在山水化隆中。这一个典型的保存相对完整的纯藏族传统村落的“活化石”，在现代文明、科技手段发达的今天，我作为一个带着议题选项的诗人有责任、有义务走进这一个古村落。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文化自信让我进一步增强了挖掘百年藏庄人心淳美、文化底蕴丰厚、历史久远的信心。
古老藏庄的现实情境，与诗人的心灵构想，乃至神会与梦幻的遇合，让诗人有了从一个独特角度去感受、去表现这一富于神秘性题材的机会。自然山水与历史文化，在诗人的笔下与现实的时代、人生构成了具有纵深空间感的诗意画卷。面对花草树木、蓝天白云，诗人如画家写生，心力开张，融入了生命精神的张力，从这“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找到了一种民族根性的灵感，所以她的写作凭借的是古今深厚文化的底蕴和对人生世界的深切感悟，从而打开了“活化石”所涵纳的久远岁月的人文精神和民族发展演化的历史足迹。
长诗的整体格局是一条不断延伸的“寻找”之路，马文秀的诗意构想目标选择了一种重在虚化的灵魂视角。历史遗迹的颜色已在时间的流速中逐渐淡化，当年的行迹也在岁月的风雨中走进虚无，所以诗的行进就是想象构成的心理方式，从而打破了人物、故事的实体性框架，把诗中可能的情节性变成了诗人主观的独白和散点勾连，形成了近似意识流的线性推进式结构。
除了开篇的序诗之外，三个章节的篇幅几乎都是由诗人主体第一人称“我”的线索串为一体，总体上淡化了人物的描写，诗中几乎不见鲜明的个性性格的痕迹，而是以抒情、感怀性的倾诉为主要的言说方式。诗中人物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吐蕃大将阿来仁青加，至于他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其来历和背景都不清晰，是一个模糊了时代和生存现实清晰度的象征体，是为诗的情境抒写而存在的意象。诗人在序诗中这样写道：
在先祖阿米仁青加的指引下/那五百峰未命名的骆驼/以吐蕃将军的气势/在蛮荒行进/与山石为伴/守护着粮草前行/拒绝落日的挽留/将心底的诺言刻于脚下//驼峰一颤，离夕阳更近/头顶的火烧云/将这段迁徙的艰辛/绘制在苍穹之上/历经风霜/不停地在星辰下寻求答案//终于，多情的火烧云/环抱塔加村时/让英雄找到了一个好归宿//从驼背上，拿出一块/波斯丝绸壁毯/在将士们欣赏与赞叹的目光中/挂在墙上，显眼而夺目/似乎标志着迁徙的胜利/此刻，他们眼中/仪式感也成为了一种/特定历史下的荣耀/被子孙后代铭记的最直接方式
作为藏民的“先祖”，阿米仁青加是一个图腾式的人物，很有一些神话色彩。但他的出现并非诗中的主要人物，而是一个意象，是一个占据了重要位置的意象，甚至可以说，是与塔加古村同样具有象征、隐喻性的价值。诗中出现的其他人物也不是叙事性的，不是“故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如诗中相继出现的一些名字，老村长仁青看卓、老妇、卓玛、扎西等一些人物的描述，大多是一重简要的勾勒，而没有进入故事的状态。尤其像格萨尔、李白、文成公主、松赞干布等等，基本不是人物的形态，只是姓名的呈现。马文秀的内心独白式的直觉性陈说重在选择诗人主体的灵魂视角，而没有使长诗被“人物”纠缠不休，或者陷入“故事”的状态之中。
灵魂的视角，从总体上决定了《老街口》长诗体式的抒情性，诗人是通过一个行将消逝的百年藏庄的抒写、对于藏民族历史上的迁徙活动的情境追怀，走访、感受现有的实景、实物，以及通过藏民传说式的回忆与讲述，尽量用想象的方式构建一种心理、灵魂的“现场”，在“我”的直面式表达中，始终保持着主观的姿态。在书写古村落的同时，诗人的主体是站在现实人生的基点之上，以自己的感悟来凸显历史境界的神貌，其主观、心理的轨迹就演化为长诗整体性的脉络和线索。
在古村落
独酌一壶酒
足以让诗人放下羁绊
此时，塔加村的夜色
不再贫瘠与空洞
而是如探秘一样
越往上越能感受到新鲜
这些诗句中虽然没有“我”的出现，但其中的“诗人”称谓就等同于第一人称，是一次“独酌”而对塔加的夜色有了一种新鲜的“感受”。“诗人一抬头/便撞见北斗七星关切的目光/这或许是大自然的恩赐/马兰花将城市生活的急躁/卷进一阵微风中/再轻轻滑过我的面庞/所有的日子/不再那么匆忙”，除了“诗人”的自我称谓之外，并以“我”的最为切近感受塔加村的安宁、静谧诗意环境，表达了诗人对于久远历史风云渐渐散去的一种追怀和幽思。
从现实的时代和人生看塔加的百年藏庄，是对历史遗迹的瞻望与联想，说到底，最为主要的还是现实人生的一种反思情结和历史情怀。长诗《老街口》的问世，其重要性不是在于历史的发现，而在于诗人对于文化遗存的有力观照，是对历史往昔的透视和现实性的重构，同时也是对自我内在心性的掘进与拓展。诗人马文秀之所以选择百年藏庄的历史遗址作为长诗的写作题材，除了她的家乡民和离此地仅有一山之隔、童年时家乡就流传着藏民迁徙的传说而留下深切的记忆之外，更主要是因为对于一个英雄民族历史深处潜藏的神秘感的向往，是源自一个后来者诗人深入发掘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与使命，是时代精神激发了内在创造自信的结果。长诗不为历史事实和人物故事的内容所局限，以虚化与想象的心性方式重构历史情境，由远而近地映照现实，与人生命运的现实性融合，形成了亦真亦幻的诗意境界。诗人的笔下清晰地显现了心理贯通的思路，比如，“昆仑山脉尾处的措柯山下/有一段神话/那是在我的家乡民和/老人们常绕着毛洞山的丰茂/讲述山另一边百年藏庄的传说//吐蕃将领和军队守卫边防/驻守的藏军在那里繁衍生息/多年后他乡也成了家乡/我用陌生的语言去感知//这百年的风霜/一一对我敞开胸怀/哦！远去的事物就让它远去/静静平躺，用心去呼吸/纵使每个颤动的瞬间/模糊而有深意”，诗人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完全纳入到诗性的思考与构拟中来，百年风霜中的诗性感怀“用心去呼吸”，这种主体性的独特感受无疑加重了诗的灵魂性色彩。
清代诗论家袁枚在《续诗品三十二首》中有“即景”一章中这样写道：“诗如化工，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无故。因物赋形，随影换步。”这里涉及到诗歌写作的直觉问题，说到创造过程的“即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无故”，面对过去时，强调了在场的重要性，“因物赋形，随影换步”，即使是写往事和历史的情境，也必然是由诗人对眼前景的感受作为基础，是在现实的“物”和“影”中来“赋形”和“换步”，是以诗人的直觉体验来达成历史诗意的呈现。长诗中的塔加古村落、百年藏庄、戍边者的迁徙、后世子孙的生息繁衍都是在流逝的时间中发生的。而诗人马文秀的多次踏查走访，她所面对的只是前人留下的遗址，即所谓“有新无故”，传说的“赋形”，也自然是借助于直觉和想象来完成的，“逝者如斯”的人物和故事，自然被诗人的心象世界所融化。
如果说《老街口》得以成功地被创造，主要是诗人的想象决定的，而塔加古村落、百年藏庄所存在过的事实则是次要的，它们只是为长诗的完成目标提供了必要条件。如果说它们是基础的话，那么长诗就是基础之上的建筑，是诗人在想象中完成了诗，从而实现了对于基础的超越。诗人马文秀在长诗中抱有这样一种创造性情怀：
琐碎的事物是一种枷锁
套住太多假象
而诗人是多么向往
自由与真实
此刻，我想在白云外
与一座村庄谈谈心事
看看百草丰茂后是否也有叹息
或许在万里高原俯瞰苍生
诗句足以收纳
万物理不清的喜怒哀乐
并为此守口如瓶
诗人追求超越的“自由与真实”，马文秀在长诗的构建中拨去了琐碎和假象的遮蔽，进入到灵动而又不无神秘性的境界之中，在白云之外“与一座村庄谈谈心事”，“在万里高原俯瞰苍生”，正是这种趋于心性的思维模式决定了长诗内心独白式的实体形态。虽然有一些人物相继出现，其中不乏一定的情节性因素，但人和事的存在不能构成对整体抒情结构的束缚与限制。诗中人物不是构成故事情节的要素，而是作为一种碎片式的语词所携带的文化光影。马文秀诗中的叙事因素没有构成对于诗人心性抒写的局限，自然而然地跳出故事的窠臼，在情境和意象中实现古今融通的自由式往来穿行。“翻过海拔3820米的拉脊山/沿着黄河水的清澈/一路驰行，在碧水丹山之间/踩着夕阳边，跳起舞/在山路两边的红色砂岩间/迷失了方向//殊不知，这是屹立在河湟谷地/风化水蚀终成的丹霞地貌/经年累月/在高原的滋养下/以泼墨大写意，描绘出/一幅属于青藏高原的壮丽画卷/并在筋骨间/刻着高原人的“坚韧”/顺着滔滔黄河，穿行而过/将这份壮美送到天涯海角”,把母亲河“黄河”的意象从大自然的浩瀚上提取出来，内蕴着民族生存、演进的卓绝与坚忍，人与黄河一起，驰行于碧水丹山之间，在“泼墨大写意”中凸显了高原的壮阔与人的奋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质地。
对于现实的人物、情境的描述，是长诗整体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而这样的描述是以情境之美的大氛围为主脉并和谐统一的。重视意象的营造，使诗不是轻易滑入肤浅的“叙事”之中，从而削弱内心心性以及形而上的思辨力量。“高原红”是马文秀笔下营造的一个深入人心和与命意有着深度关联的重要意象：
高原红，属于大地颜色
从滚烫的血液里渗出
吉祥的色彩是胎记
诗人挖掘“高原红”的人生命运底蕴，赋予了深度思考的可能性，把人皮肤的颜色标志与“大地”、与人的血液热度联系起来，对意象进行了定位，是“吉祥的色彩”，是生命的胎记，使其进入诗人主观认知的范畴。“印有高原地区人们/不屈的坚守与自信/高原红甚至比血液/更快的速度——出发/站在雄鹰的翅膀上/越过高原、冰川、河流/怀揣着阿妈的嘱咐/飞往遥远的地方”，“高原红”作为意象包含着足够的主观内涵，充分体现了诗人的一种超越客观物质性的精神高度。特殊地域民族生存境遇的“颜色”印记，正是人类奋进和搏击的标志性色彩，是“不屈的坚守与自信”，是“站在雄鹰的翅膀上”的比血液更快的“速度”。
长诗的“叙事”方式不是停留在事象表层的描述上，在抒情的氛围中把人和事引向内心观照的空灵之境。马文秀善于避实就虚，做到主客合流、内外融通，把诗意的表达变得开阔、大气，纳天地万物于笔端，从容自如地抵达天地万物的纯然和至性之中。诗人极力克服堆砌的毛病，许多“事”性因素被情境化处理，在虚化中强化了思辨的作用力，形成了一种终极的、形而上的哲学内蕴，进而抵达悠远的根性深度。
横劈夕阳，一分为二
一半留给旷野
一半留给孤独
晒太阳的老妇
斜靠在夕阳的肩膀上
两眼微闭
静听风中夹杂的喧嚣
似乎风里写满了她
三十年前的人生轨迹
在这些不无写实性的描述中，诗人从“晒太阳的老妇”这一人物意象中开掘出对于人生命运的深切感怀，把“夕阳”的自然景观与人的生存、生命紧紧地牵系在一起，形成了走向深度的思辨性情境场域，在想象中为诗意的拓展打开了一扇主观性的大门。诗人把“旷野”与“孤独”的大境界在描摹中注入了理性精神，将感性的内容赋予了思考的沉重感。“老人除了守候/仅剩满目的萧然//叹口气，掏出压在/箱底的话/将三十年的光阴/来回翻晒、打量/梦中的她/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不小心将滚滚长江/弄脏了梦醒后，群山的轮廓/在她眼前瞬间变小/来不及沉思/老人便睁眼、闭眼/渐渐在夕阳中入眠/那是三十年的等待//等待一个答案/有时一句话比巨石还沉重/找不到一杆秤去衡量是否值得”，老人的三十年人生过程也是诗的意象化过程，感叹而“掏出压在/箱底的话”，与梦的幻化之境联系起来，在想象中实现了对现实的超越。叙事的实在性是在诗人的想象作用之下才能变得弘大、开阔，诗人的心性在想象之中可以获得足够驰骋的艺术创造空间。
著名诗歌理论家孙绍振先生强调了想象在情、理相融上的重要性：“诗要有理，有情，情理交融，就必须摆脱那种浅而直的理，追求那种深而曲的理，也就是一种变幻的想象的‘理’，关键在于留下想象空间，也就是采取表面无理的形式来表现那种奇妙的情理。”（《论诗的想象》，《审美价值结构与情感逻辑》第4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武汉。）离开了丰富的想象的情境，情和理就会在局促中变得直白和肤浅，而要追求“深而曲”的理，追求“变幻的想象的”理，甚至是追求“表面无理的形式来表现那种奇妙的情理”。马文秀在长诗中这样写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愁：
现代机械缺乏情感
勇往直前，奔赴未来
不懂俗世的温情
殊不知，对一代代人来说
老房子脚下连着故土
每寸土写满守候
就连房顶的那朵云
也是故土对游子的牵挂
沉甸甸的乡愁
在渐渐被改造的故乡摇曳
摇曳，像失去母亲的孩子
慌乱间，奔跑着、哭泣着
看到一片秋叶，迅速
写下自己的名字
让凋零的叶子来年化作春雨时
记住故乡的符号
远去的事物，并非远去
携带的基因将故乡
镌刻在每个入海口处
水流到哪里，故乡就到了何处
在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中，一切都在发生改变，故乡、故居乃至故人，都会在不断改变、更新乃至最后消逝，这是不以人们的意识为转移的。诗人把老屋、古村落的拆迁改造置放于诗人的想象之中，故土上云朵牵挂，乡愁摇曳，情感与理性交融，在现实之上指向诗的远方，那些“远去的事物”，被诗人赋予了大海、流水的想象，“水流到哪里，故乡就到了何处”，诗的场景是由主观心性打开了现实的局限，走向了一片无法穷尽的大境界。
马文秀的长诗《老街口》是一部自然与社会、现实与心性、情感与理性浑然融合的优秀诗作，充分体现了诗人以诗性之思把握历史大题材的开拓精神。正如著名诗人吉狄马加在题为《塔加村，心灵的最后一片净土》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诗人对诗歌写作，不应该作为一个旁观者，因为当你创作出一部长诗的时候，诗歌就不再是诗歌，他的性质和功能就具有更宽泛的社会化。当然，诗歌写作中的同质化现象，也是目前诗坛困境之一，如何突破这些困境，则是每一个当下诗人写作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做为回族女诗人的马文秀，能抛开以前常用的诗意逻辑，深入生活，发现美，挖掘美，用文字来拯救一个将要消失的百年藏庄，值得称赞和鼓励，让我们感谢并祝福她用诗意来守护心灵的最后一片净土。”
在马文秀的笔下，诗人的眼睛和心灵完全融入了笔下的事物，做到了以全身心的生命状态拥抱万事万物，用灵异的思辨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境界：
在这里，万物皆是路标
羊群熟悉阴坡、阳坡
哪一面的虫草更加茁壮
牦牛也会用一炮牛粪
掩护一根虫草
这里的万物在食物链的一端
生长的速度高出了欲望
却极力守护这片无瑕的大地
在漫长的历史长途中，诗人把一个从远方跋涉而来的民族的繁衍、生息的神秘过程化而为诗，自然、生命、土地、人生皆成歌者吟咏中行云流水般的深情音符，为我们深入地理解一个民族前行的历史提供了情感和审美的文本。而这一题材的独特性，也给了诗人马文秀一个良好的创造机缘，为一个多元性、多民族的大国的诗与文学的多姿多彩增添了美好和赏心悦目的一缕云霞。诗人敞开的情怀和襟抱，为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奉献了一笔精神财富，这样的古村落塔加，正在成为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遗迹，但《老街口》寻找中的灵魂视角，却让我们远望历史的后人们看到了美好的诗意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