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於可训的小说创作​

　　於可训先生高中时就开始写小说，大学时有小说公开发表，后来因为潜心学术研究而中断了小说创作，退休后重拾被耽搁多年的作家梦，近年老来发力，佳作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回想起来，我幸会於先生将近二十年了，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05年8月《萌芽》杂志召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在内蒙古海拉尔开会，会后主办方组织我们去看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前后近一周时间，我深度领略了於老师的浓郁魅力与独特风采。於老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跟我们一帮当时还算年轻的人打成一片。他充满童心，善于透过凡常的景象，发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新奇之物。譬如他跟向导交流，问当地牧民冬天怎么防风防雪和生火取暖，不同季节怎么杀羊和翻肠子，还有他对草原的各种野菜也表现出浓厚兴趣。他对风花雪月兴趣不大，重点关注的往往是跟普通人生存有关的细节问题，眼里有人间冷暖和俗世烟火。还有一点，他很会讲故事，几句话就说清了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还能穿插一些灵动的细节。大家围在餐桌前七嘴八舌地评点食物和当地的饮食风俗，他冷不丁地插上一句，恰到好处，画龙点睛，常常引发哄堂大笑。如今阅读他的小说，眼前时不时会浮现他微笑的脸庞，耳边响起他从容不迫而自带节奏的话音，从字里行间感受他内心那团慈祥的火。

　　一

　　在於先生的小说作品中，收入《乡野传奇集》中的那些笔记小说别具一格，我读起来就像咀嚼橄榄一样。一开始那些带有方言成分的语言，对于来自其他方言区的读者来说，会因为略感生疏而体会到一种涩味。可细细品味，才能领会那种简练而典雅的表达中的隽永蕴涵，回味绵长。当地人把杀鱼叫㓾鱼，把讲故事叫砍鬼，把沾染了畜生属性的人叫生人，把鳖叫脚鱼，还有抢滩、腊戏、搭头、猖日、翻湖、聱声话等等方言词汇，这些词汇把我们带入一个陌生化的世界，其中沉积了这方水土里一代代人群的生存经验与生命记忆，一个词就是作者推开的一扇隐秘的窗口，为我们敞开作者故乡一个或大或小的截面。与其说作者在讲故事，毋宁说在开凿一条幽深的时光隧道，将他自己传送回生命的来处。

　　在这些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作者以童年的视角重回故乡，描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鄂东南地区黄梅水乡的风土人情。《元贞》里的两个少年元贞和“我”用笼捕鱼，全篇童趣盎然，文字行云流水，充满流动的画面感，营造出天人合一的水墨画式的意境。鲜活的细节让人物跃然纸上，作者通过对细节看似随意实则用心的组合，赋予叙述以一种张弛有致的节奏感。作品临近结尾的文字，写出了日常琐事的戏剧感，抓住了独属于儿童的小心思，也凸显出两个小孩性格的差异性。

　　元贞送鸭子过来时，我才看清，他这天穿了一身新衣裤。我说，行呀，元贞，就过上年啦。

　　元贞龇着下牙说，要不是这，你就掉不了沟里啦!

　　我说，原来你狗日的晓得前面有沟哇。

　　元贞说，是。我七哥前年穿新的，八哥去年穿新的，今年轮到我，死也不能打湿了。说完，转身走了。那样子，是比往年神气。

　　元贞走后，妈说，比他妈还精。我说，妈，别怪他，他家人口多。

　　在阅读《归渔》时，我们从“元贞的嫂子”“元贞的哥”“元贞的十弟”等字眼，才能发现作品采用了隐蔽的童年视角，通过童年世界与成人世界的交错来制造一种叙述的张力。桂花“砍鬼”的片段活跃了叙述的氛围，并以“鬼气”的渲染，用类似于国画泼墨的笔法，既气势奔放地描绘水乡归渔的风俗画卷，又趣味盎然地刻画水乡渔民豁达乐观的性情。《国旗》中的国旗因为擅长捉鳝鱼，被时势打造成了“小小的鱼类学家”，出尽风头，但成也萧何败萧何，时过境迁后跌落尘埃，重回原来的生活状态。

　　更为触动人心的是那些小人物的生命轨迹，面对反复来袭的洪水的围困，在平庸无恒的命运怪圈中不甘屈服，就算是注定被忽略的微尘，也要发出弱小的光芒，活出自身的气势。《追鱼》中的细火有一手“杀脚鱼”的绝活，能够顺着鱼的足迹追到脚鱼，甚至把新婚的妻子丢在一边，结果追到了脚鱼，丢掉了老婆，但他并不后悔，还逢人便说这婆娘没福分，“本想杀个大脚鱼给她打副首饰，她没这个福分，就怪不得我了”。《歌子三嫂传》中的三嫂，在丈夫被湖水吞没之后，因悲伤而疯狂，她要么举着白布，要么点亮火把或提着马灯，守望再也不会回来的心上人，无意之中成了一座灯塔，为过往船只指引航向。《汉流大爷传》中的齐大爷在川军弟兄的帮助下劫获日本人的军火，当这些川军弟兄壮烈牺牲后，重情重义的齐大爷变卖财产，只身入川，挨家挨户寻找死难勇士的亲人，送他们的灵位回家。晚年的齐大爷生活潦倒，还是在家里安置从四川出来逃荒的盲流。《看相细爹传》中的细爹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一生飘荡，做过扒手，当过江湖牙医，摆摊看相，即使身份卑贱，也能始终持守不贪不骗的处世原则。

　　在“乡村教师列传”系列中，作者勾勒出乡村教师姿态各异的群像。《张先生列传》中的张先生在部队立过军功，为了抢救被洪水冲击的学生成了瘸子，后来被禁止上课，成了吹号扫地的杂工，他依然宠辱不惊，心甘情愿辅导顶替自己的小章先生，最终为了取出教室中的两块黑板，被压在坍塌的教室下面。《熊先生列传》中的熊先生有个外号叫“书腐”，不知道变通，凡事爱较真，不愿意作假，因为“大跃进”时带领学生毁了村民的一片梨树林，退休后承包下学校后面的荒山，栽种梨树后将收益都交给山下的村子。《梅先生列传》中的梅先生从小得了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父母又死得早，从小由爷爷奶奶养大，爷爷去世后过继给叔叔，后来又患了一种怪病——饿痨，他贪吃，为此坏了名声，但特别孝顺，好不容易从学校分得几点油渣，也要带回老家给年把没见过油荤的奶奶。他在画展上展出的《喝糠糊的少年》，用画笔记录了那个遥远年代的艰难，展现老百姓追求温饱的鲜活历史。《白先生列传》中的白先生跟刘先生情投意合，两人半夜对唱《蝴蝶泉边》直抒胸臆，白先生怀孕后，出身不好的刘先生被当作流氓押走了。白先生把孩子生下来后，溺水而亡。《小徐先生列传》中的小徐先生把所有心思用在培育学生身上，为了帮助陈细伢备考，他自己放弃了高考，后来顶替父亲成了民办教师，处境落拓，却无怨无悔，“虽零落成泥而不失其秀，辗转尘埃而不堕其志，故能假他人而成其夙愿”。《小张先生列传》中的小张先生为了守护只有一个年级的坝上民办小学，他在强拆队伍面前跳楼，断了两根肋骨，折了一条腿。尽管责任人被处理，但坝上小学的土地仍免不了被征用，小张先生成了在原址上办起的饲料公司的看门人。《吴先生列传》中的吴先生有自己的人生底线，那就是“人所要做的事应当会，人所要吃的苦，都应当吃”。她先在村里族人合办的私塾授课，只在年节收些束脩，后来成了民办教师，改由合作社记工分。她自己觉得教书不配获得一个全劳力的工分，就主动承担记工分和出墙报的任务，在缺少食物的饥荒年岁还主动接济族中老人。这些乡村教师性情各异，其生命轨迹都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时代烙印。他们身上都有种种不足和缺陷，但在面对压力和考验时，都不愿放弃自己的善意。像张先生和小张先生都是弱者，自身难保，要么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要么为了捍卫尊严而以卵击石。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些身处底层的小知识分子，在最为艰难的时刻，心中还惦记着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去改变乡村孩子的命运。

　　於可训先生描摹水乡风俗和勾勒故土人物的作品，具有精神还乡的意味。已经长年定居在都市空间里的作者对故乡深怀眷恋，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之根深扎于魂牵梦绕的故土，不忘自己的本色。在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追忆中，曲调深沉而淡远，作者对卑微而自重的乡亲心怀敬意，尽管作品的叙事克制而沉潜，但在面对折磨乡人的种种苦难时，常常会无法抑制地浮现出难以释怀的苦涩、感伤与忧愤。他笔下的几个书场艺人大都结局悲凉，《赵家姑娘》中的桂三元“是吃观音土和油树皮憋胀死的，临死前抓破了胸口，把那块万人瞩目的梯形也抓得稀烂”，寥寥数语，让人如鲠在喉。《决堤》中的房东大爷和房东大娘，他们的儿子最终没有回来，在防汛抢险中用身体堵住湖堤的决口。不同于启蒙倾向的还乡叙事和民粹主义的写作，作者既没有居高临下地指手画脚，也没有以代言人自居，而是以一种平视的人学立场，发现那些容易被漠视的脆弱的生命的价值，并透过生命的浮沉，观察时代的转折与激荡。这种源于生命深处的乡愁，就像无法剪断的精神脐带一样，既是对自我存在的确认和对母土的情感认同，也是对人民和大地生生不息的朴素力量的执着追寻。

　　二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变化多端的气候、茫无边际的湖水、奇峰罗列的山地激发了生活在黄梅水乡的人们的想象力，使他们具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情怀。得益于故乡的熏陶，於可训先生的创作想象瑰丽而奇谲，尤其当他的笔触回归故乡时，更是妙笔生花，点石成金。他笔下的渔人，譬如鱼精白鳝爹、拉索的卵生、摸脚迹的精古等等，“他们是捕鱼的圣手，也是太白湖的精灵”①。这些凡夫俗子在陆地上渺小而无力，潜入湖水后就被激发出奇异功能，在一个异空间中短暂地获得支配自己生命的自由。於可训先生笔下的爱情故事，大都写得凄美而动人。《金鲤》中的细女和水伢青梅竹马，在水伢被暴风雨吞没后，只有通灵的金鲤来抚慰孤独的细女。《地老天荒》中的白鳝爹和费小姐的爱情只有片刻的欢愉，却留下漫长的痛苦与折磨。作品中多次写到的古老的水柏林，既有象征蕴涵，也有一种魔幻色彩。《鱼庐记》为鱼庐立传，在鱼庐由私到公又由公到私的浮沉过程中，想生的太爷爷及其后人的命运徐徐展开，传奇性的物、人和事交相辉映，生发出一种神秘的历史感。於可训先生的小说具有扎实的写实功力，又能写意传神，以个性化的探索，开掘楚文化的神韵。

　　於可训先生的学术领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难得的是他对中国本土文学传统了然于胸。正因为对搬用外来经验的现当代小说的优点和缺点都看得明明白白，不愿意再继续进行简单的移植，在反思疏离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文学创作倾向的基础上，他对肤浅挪用域外经验的误区有了清醒的认识，主张“回过头来，尝尝本土的家乡菜，回溯一下妈妈的味道”，通过激活本土资源来创造新的中国经验， “拾掇中国自己的食材，重操老辈子的厨艺，想做一些本土味儿比较浓的饭菜，写一点中国味儿比较重的小说”“在再造古代小说经验的同时，又吸纳史传、笔记、方志、辞书等的体例，进行转化创新的试验”②。在小说创作实践中，他对笔记小说和传奇文体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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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篇幅较短的“小品”，主要是收在我新近出版的小说集《乡野传奇集》中的一些短篇作品。有论者称这些作品为“笔记小说”，我也认为是受了中国古代笔记文体的影响。在古代散文中，我偏爱笔记，因为它自由，也像小说一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好脾气，所以它在古代就成为一种自由的著述方式。也有人拿来记人记事，这一部分就成了今人所说的笔记小说。我的这些所谓笔记小说，留有中国小说段子时代的痕迹，但比六朝以前的段子时代的小说完整，内容虽不事搜神谈鬼，但大抵也不出趣闻轶事的范围，所以读者都觉得好看，我自己也乐此不疲。

　　另一种类型，就是我同样偏爱的传奇文体。在《乡野传奇集》中，有两个系列作品，一个是“乡村教师列传”系列，一个是“乡人传”系列，是这种传奇写法的最初产品。唐人传奇受史传影响，以“传”为名的作品很多，即使题目上不标明是“传”，也多以人名。都像纪传体史书一样，是为人立传，叙写人的生平事迹的。只是这传大多不是完整的传记，而是生平事迹的片断，尤其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传闻，更是作者取材的主要对象。为人立“传”，又以“传奇”名之，大概就因为所“传”者，多属奇闻趣事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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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於可训先生的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自觉追求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值得注意的是，其小说创作并不排斥外来的文化与艺术元素，而是在兼收并蓄中进行开放性的艺术对话。《才女夏娲》用幽默和机智的笔触，描绘了近年学院空间形形色色的现象，写活了学术会议上各类学者的表演和“跑点”的闹剧。在时代涌潮的拍打下，大学校园不再是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世界和社会的缩影。女博士生夏娲纯粹而不通世故，在学术上求真求新，表现出一根筋的执拗，在爱情上犹如飞蛾扑火，未婚先孕并生下孩子，在困境中艰难挣扎。这部中篇小说既有钱钟书《围城》的幽默，又有戴维·洛奇《小世界》的反讽。作品中打动我的是作者的恕道，他对那些作妖的师生怀着一种理解的同情，叙述中既有戚谐与婉讽，也有悲悯与痛惜，展现出悲喜交融的风格，这一点接通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艺术传统。

　　中篇小说《移民监》用细腻的笔墨勾勒出居留海外的中国人的众生相，老曹夫妇和老李夫妇是亲家关系，他们退休后跟随儿女到英语国家生活。两对养老的夫妇和一对小夫妻凑在一起，磕磕碰碰，磨合的过程充满了戏剧色彩。作者基于自己身居海外的亲身体验，感同身受地写出了这些老人们内在的隐痛。老曹兴致勃勃地淘换各种旧货，在他女儿家却不遭待见，但他依然乐此不疲，并渴望找到理解他和他的爱好的知音。在作品中，这些旧货具有一种特殊的象征蕴涵，它们和这群老人拥有同样的境遇，处在被遗弃和再利用的边缘。作者在创作谈中说道：“自觉自愿的移民却被称为坐监，我觉得，这个充满悖论的名词，足以构成一个文学意象。我用这个意象制造一种隐喻，这隐喻是指向这群年老的中国移民的，也与你我有些关系。我不知道，当你我有一天也被‘关进’这样的‘移民监’，或与这种‘移民监’近似的放你自由却又处处受限的人生处所的时候，你我将会怎样。”④这部作品文气连贯，情感真挚，但又注意把握分寸感。作品中的一些生动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异国吃春节的年夜饭时，老曹摆上了一盘用木头做的红烧鱼，其中的阴鱼是他从国内带出去的，阳鱼是他在当地二手店买到的，这顿团圆饭集中凸显了漂泊海外的老人们内心无法割断的文化乡愁。

　　如果说生命的乡愁指向家与母土，那么文化乡愁更为深广与辽远，它具有整体的意义，是对文化传统的回溯与探究，指向民族不绝如缕的共同记忆。当然，对于小说创作而言，不可能在景、物、情上展现文化乡愁的内在脉络，而是通过对人与事的鲜活叙述，描绘具有鲜明地域特色、气韵生动的乡愁画卷，从人物的口音、口味到审美偏好、思维习惯，揭示嵌入生命深处的文化密码。作者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宝库，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象系统，也是一片茂密无边的‘象征的森林’，当我们打开这座巨大的宝库，向这座茂密无边的‘象征的森林’输入更多新的精神营养，相信在我们面前，将会展开一片更为壮观的莽莽苍苍的文化绿原景象。”⑤

　　三

　　生命的乡愁因人而异，每个个体对于故乡的情感指向，都与自身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而文化的乡愁则是群体性的文化认同，这既是文化母体对文化个体的精神召唤，也是文化个体经过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之后的精神回归。生命的乡愁偏重于情感的归依，而文化的乡愁不止停留于情感的共鸣，还可能上升为一种理性自觉，推动个体投身于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实践。

　　生命的乡愁与文化的乡愁相互激发，使得个体的成长融入民族文化复兴的征程，获得强大的精神依托。个体对于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认识与认同，不应是抽象的逻辑过程，而是具体可感的生命过程。只有这样，文化才能像流动的血液一样滋养生命，并因为薪火相传的生命体认而不断更新与发展，突破既有的定式与陈见，被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时代内涵与现实需求。

　　汪曾祺从唐人传奇中汲取养料，通过文化再造引领新笔记小说的热潮，寻求中国文体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更为年轻的贾平凹、韩少功、莫言以扎实而不羁的探索，推动了文学创作向传统回归的旅程。这些作家的艺术实践给於可训先生带来启示，他的小说创作具有自觉的文化取向与文体追求。他以故乡为精神起点，打通个体生命潜入文化传统的隐秘入口，从民间的“小传统”扩展到国族的“大传统”。在延展的视野中，故乡成为一种文化缩影和精神标本。他的双重乡愁是其文体探索的精神支点，而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元素的文体形式就像太白湖上的渔船鱼篓渔网，就像《地老天荒》中禹王湖区的渔民用来捕鱼的“拉索”一样，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承载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语言与文体经过形式化和内涵化，成了文学主体的另一种故乡。

　　在文学史上，不少作家笔端负载的乡愁，其情感态度与价值目标往往指向过去，表现出背对现实与疏离时代的倾向。於可训先生的小说创作与其学术研究互为生发，他对文化传统的回视，并不是单纯的怀旧，更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从中发现生机与力量，让我们更为自信地定位自身，更好地面向未来。正如作者在一篇论文中所言：“这种文化自信，较之20世纪80年代从域外输入的‘新儒家’用西方观念诠释中国文化不同，也与流行的所谓‘国学热’一成不变地搬用古代典籍有别，其意在回到中国文化的原初精神和固有形式，从中发掘于现代中国有意义的东西，予以复兴再造、发扬光大。其旨迹近韩少功所言，‘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只不过这‘现代观念’，不是从西方趸来之物，而是‘民族自我’的文化诉求。故而这一轮的‘转向’‘回归’，就包含有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再造之意，即今之所谓‘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将是未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新趋向，也是这一轮文学‘回归’的意义之所在。”⑥

　　注释

　　①於可训：《后记：黄梅有个太白湖》，《乡野传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97页。

　　②③於可训：《小说的耐性和无奈》，《大家》2022年第1期。

　　④於可训：《〈移民监〉创作谈：一个人和一个词》，《才女夏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64页。

　　⑤於可训：《松竹梅与中国文化风骨》，《人民日报》2018年10月3日。

　　⑥於可训：《“回归”的意味——论一种文学趋向》，《写作》2019年第4期。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