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板斧的美少女战士
马小淘第一次见我，是2009年的春天。
那年我们硕士毕业，都来报考作协。我考《诗刊》，她考《人民文学》，两家单位在文联大楼的同一楼层。据说考试结束后，我像个前来视察的领导，大摇大摆四处乱转，朝《人民文学》的一间办公室探了探头，然后微微颔首：“这屋光线不错。”
马小淘当时就在那间屋里，据她后来回忆，若不是还没有入职，她真想一脚把我踹出去。
不幸的是，我对这个场景却毫无印象，总疑心是她杜撰出来的。
后来我俩双双高中，成了楼道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一次，我的研究生同学丛治辰组了个饭局，因为和马小淘都从单位出发，我就主动约她同行。没想到临出发前，我手机没电关机了，一时又没找到她人，我就丢下她，自己上路了……
一言以蔽之：人生若只如初见，在最初几次肤浅的接触中，我的所作所为让马小淘的心里不止一次充满了恶念。
真正开始变熟，是作协组织的一次延安之行。我们一帮入职没几年的年轻编辑，被拉到革命圣地接受思想熏陶。好几天时间里，一辆大巴车载着我们在各种纪念馆穿梭来往。为了便于管理，组织上强调座位就别换来换去了，都照首次上车的次序坐。而我，恰好就坐在马小淘的旁边。
也是因为那次延安之行，我们有五个同在文联大楼工作的小伙伴(《人民文学》马小淘、作家出版社李宏伟、《文艺报》饶翔、《诗刊》我和聂权)，臭味相投地走到了一起，给自己取了个没羞没臊的绰号——“神奇五侠”，隔三差五就约吃饭、赏花、交流八卦，甚至还去了一次柬埔寨。
从路人视角看，我们五个人很像是原汁原味的北京街溜子，总是无所事事地聚在一起，把方圆十里内的餐馆都吃了一个遍。有一次在饶翔家小区花坛边，大家正商量去哪儿吃，一个北京大妈好心地凑上来：“需要工作吗?底薪有三千呢!”
在这个小团体当中，马小淘自然而然居于核心地位。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看脸的团体，另一方面，我们其他四人都是刚刚入行的文青，而她却早在中学时代就获得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年纪轻轻就著作压身，加冕了种种荣誉，成为一代青年作家中的翘楚。
按照常人的想象，“国刊”编辑似乎应该法相庄严，举手投足气象万千。可你都不用见到马小淘其人，光是听听她给自己取的这个笔名，就知道此事断不会如你所愿。事实上，我和马小淘之所以能如此莫逆于心，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我俩都相当没正形。凑在一起，要不就是天上地下各种扯闲呱淡，要不就是涎皮涎脸地互相斗嘴。
也许是因为毕业于中国最好的播音主持专业，马小淘的语言能力令人叹为观止。她能连续一小时不重样地吐槽人，能把一件稀松平常事讲得妙趣横生且槽点满满，搁古代这大概要算妖言惑众，可谁让她这么幸运地生在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呢。
她仿佛胸中有万斛泉源，嘴上全是新鲜故事，但凡哪一次她不小心讲到了一件已经讲过的事，我便会第一时间跳出来打断她：“怎么，江郎才尽了?”
在我看来，马小淘简直是为“吐槽大会”而生的女子，无时无刻不在怼天怼地。人世间那些琐屑虚伪的繁文缛节，呆板乏味的人际交往准则，以及人人都低眉俯首的长幼尊卑秩序，在她嘴里都吃不到什么好果子。作为一个自性自足的美少女战士，她早已修炼出一个顶天立地的强壮自我，手持板斧，傲然矗立于世俗法则的围剿之中。纵然行走世间，免不了一路都有散花天女如影随形，马小淘就是能够做到，不染灵台不沾身。更神奇的是，这样一种待人接物的方式，却并没有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横生怨谤。
孔夫子说，这叫“从心所欲不逾矩”，而我觉得，应该叫“马小淘风度”。
我向来以为，和领导相处，有种种礼节与顾忌，是一件很累人的事，遇见领导总要远远避开。有段时间，我和马小淘以及她同办公室的刘汀，总约在食堂一起吃饭。三缺一空出来的那个位子，便时常会有其他报刊社的领导“不识趣”地横插一足。
一开始我挺无奈的，闷头吃饭，一言不发，后来发现，马小淘那么没大没小地和领导聊天，领导竟也眉开眼笑，我也就愉快地加入了“调戏”领导的队伍，并由此习得了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很多领导的内心其实也常是潮湿的，也渴望打开锈迹斑斑的心扉，只是长期的社会刻板印象，导致他们和年轻人之间无法建立起交互的信任，他们内心那些孤独昏暗的小角落，也便长期照不到青春的光芒了。
而马小淘就是那个随身携带手电筒的人，如今这手电筒，又传到了我兜里。
初次见到马小淘，你可能会觉得她和文联大楼颇有些不搭。来这个楼工作的大多是中文系学生，多多少少不怎么修边幅，甚至可能穿得比较土(比如从前的我)。而马小淘却完全就是一个百变时尚俏佳人，衣品之好，时常晃得我睁不开眼。我总疑心她家莫不是藏了一个两百平米的大衣柜，因为我感觉即便一周见她三次，也很难看见她穿同一件衣服。
在我身边的同龄人中，几乎没有像马小淘睡眠这么好的。拿我自己来说，凌晨两三点才能上床那是家常便饭，睡到一半醒过来，在床上翻来覆去硬躺着，也很常见。可马小淘只要不上班，她能一觉睡到下午三点。
人到中年这么能睡，说明身体真的很好。个人认为如此强健的体魄，很可能源自她一个癖好：买包。毕竟有句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嘛。每次我炒期货亏了一大笔钱，她就会龇牙咧嘴一脸肉痛：“这都够我买多少个包了!”
有一天中午，我和马小淘、李宏伟到文联大楼附近吃饭。虽然只有几步路，但不记得为什么，马小淘却打扮得十分郑重。吃完往回走时，风云突变，一场大雷雨呼啸而至。令人悲伤的是，那段路全是戒备森严的各国使馆，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躲雨的屋檐。我们在狂风暴雨的无情鞭笞下，步履维艰地走到农展馆地铁站，距离文联大楼还有一站地。
三个人都淋成了落汤鸡。在地铁里，在所有人诧异的目光中，我们浑身滴水瑟瑟发抖地坐了一站地，回文联大楼。万分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当我们走出地铁站时，外面竟然虹销雨霁，云淡风轻，完全看不出刚刚有过一场暴风雨。
那是我生命中最神奇的一场雨，陪我晒过太阳的人很多，陪我淋这种雨的大概一辈子也难有几个吧。
作为一个正朝四十岁发起最后冲刺的男人，我在外人面前多多少少会比从前多几分成熟稳重。可唯有在马小淘那里，却还是从前那个逗比。
我有个恶习：嘴闲不住。主要是哼歌，有时也吹口哨。我不知道马小淘是真烦这事儿，还是刻意找茬，每次我刚一动嘴，她就无情镇压：“别唱了!”她耳朵还特别尖，即便在单位食堂打饭的队伍里，我和她中间隔着好几人，她都能精准地捕捉到我的歌声，越过人群冲我翻一个白眼：“别唱了。”
有时我气不过，故意设局，嘴里发出两个暧昧的声响，等到她像往常那样瞪我：“别唱了”，我就一脸无辜地回怼：“喉咙里有痰，清两下嗓子也要管的吗?”
除了不让我随时随地K歌，马小淘在其他事情上管得也挺宽。比如我沉迷股票期货，不干正事，她就苦口婆心地劝我回来写作。我谈恋爱遇人不淑，她担心我吃亏，居然气急败坏地在我耳边聒噪，让我赶紧分手。
一开始我对她这些行为感到十分迷惑，有一天我突然敏锐地意识到，作为一个已婚丁克族，她这是想从我身上找当妈的感觉呀!
谁能料到，我那么努力地学习，考到北京，终于远离了我妈的“魔爪”，却在工作岗位上遇到了马小淘……还好不幸中也有万幸：马小淘比我妈讲道理，在了解到除了当时那个女孩我也实在找不到其他女朋友之后，她选择大度地接受了那段恋情。
那是我人生特别穷困潦倒的时候，工作很多年了，还是负资产，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而马小淘则早已过上了在我看来十分腐化的生活。在某次聚餐打嘴炮时，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你反正也不要孩子，将来百年之后，偌大的遗产与其便宜了老家的亲戚，还不如留给我!”
马小淘十分爽快地批准了这个动议，但也附加了一大堆苛刻的条件，其中有些是为了保障她的人身安全，另一些则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折射出她不为人知的邪恶内心。
这个游戏我们乐此不疲，简直就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助我趟过了人生很多黑暗的路段。考虑到我就比她小一岁，至少有两周时间，我坚持每天下楼跑步，多次提醒她深夜才是创作的黄金时间。
都说好朋友之间最好的状态，便是砥砺前行，交相颉颃，共同进步。我拿不准我和马小淘之间，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大约五六年前，我们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深感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而自己却每每因循度日，虚掷年华。为了抵御这种虚无与恐慌，我们建了个微信群叫“月入一万”，入群者每月必须完成一万字的文学创作，否则便要按人均一百五的标准请其他人吃饭。
这个契约订立之初，大家都热情高涨，往往才到月中就捷报频传。可在几个月后，其他人还在高歌猛进，我和马小淘已经开始压线完稿。再往后，我俩都请了好几次饭，这个轰轰烈烈的行动便渐渐无疾而终了。
去年九月，“月入一万”的原班人马聚在一起，再次深感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而自己却仍在因循度日，虚掷年华。为了抵御这种虚无与恐慌，大家群情激动地复活了当初的契约。考虑到通胀带来的影响，我们把惩罚的标准提升至人均二百。如今半年过去，其他人还在安然无恙地履约，而我和马小淘已经各请了一次饭。
上个月在单位食堂，马小淘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从前我是个懒作家，最近为了完成任务，我已经快变成一个烂作家了。”
古人云：闻弦歌而知雅意，我想，重生不久的“月入一万”计划大约又快寿终正寝了吧。
最后，聊聊她的最近的两篇小说。
读《有意思的事多了》，就仿佛身临其境地观赏了一场由马小淘主讲的“吐槽大会”，其中充满了种种马小淘式的槽点。
在体育大学教俄语的父亲，被所有人叫“汪姐”的母亲，“诗失禁”的老诗人，本想臭美炫耀一番却惨遭碾压的白胖阿姨与黑胖妹妹……一切人、事都在马小淘独有的话语系统中，呈现出怪诞滑稽的状貌。
对人世间矫情、虚伪、可笑的事物，马小淘总是充满了战斗、穿刺与爆破的欲望，那些社会给定的价值体系与言说范式，经过她的重述，总带给我们一种只此一家的荒谬的喜感。
《被猫带走的夏天》给了我极大的震撼。首先，马小淘式的机智精辟的语言，在其中发挥到了极致(我从前码字陷入停滞状态时，经常会翻一翻马小淘的小说找语言感觉)。其次，作为一个中篇，它的信息含量可谓惊人。其中有对理想婚姻状态的思考，对复杂亲子关系的探讨，对疾病与死亡的凝视，还有对宠物与人之间的深刻羁绊的呈现。
小说叫《被猫带走的夏天》，却花了几乎一半的篇幅，在写姥姥的疾病与死亡。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绿绿(猫的名字)是蓝蓝生命中特别重要的宠物，而姥姥则是蓝淇生命中特别重要的人，人生在世像这样重要而美好的东西很多，可即便母女俩心中有万千不舍，该失去的终于还是黯然失去。
不同之处在于，成年人阅历纷繁，对于失去挚爱之物早已见惯不惊，故而小说用了相当的篇幅来消化蓝蓝失去绿绿后的情绪反应，而对于蓝淇丧母，用笔则十分俭省。
一篇强大的小说往往拥有多层面的艺术感染力。《被猫带走的夏天》对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冷峻刻画，一次次令我耸然动容。也许你已经看过了许多《我脑海中的橡皮擦》一类的电影，习惯了关于这种病症的文艺的、感伤的表达，那么在《被猫带走的夏天》中，你看到的将是人类在命运面前令人绝望的处境：尊严尽失，自我沦丧，“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马小淘惊彩绝艳地“反”用了两个成语来形容这一状态中的姥姥：
一个是“集腋成裘”——如果把她(姥姥)的一生比喻成一件袍子，毛正一根根从袍子上脱落，直到最后光秃秃一根都不剩。
另一个是“聚沙成塔”——她就是一座沙子做的塔，正被看不见的风缓缓吹散。
绿绿失踪后，姥姥也随之而去，一猫一人，孰重孰轻，不言而喻，然而小说却叫《被猫带走的夏天》，这仿佛是种失察，却暗藏着作者的一份深沉婉曲的慈悲之心。毕竟“姥姥好像是挡在她(蓝蓝)和死亡面前的一堵墙”，墙倒之后生命的荒唐、狼狈与残酷是那么的一览无余、触目惊心。
“能理解大人事情的小孩都不快乐”，如果在蓝蓝的记忆里，这个美好的夏天不曾在疾病和死亡的凝视下瑟瑟发抖，而只是被走丢的绿绿带走的，那对她来说该是件多么幸运的事。
在我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马小淘刚刚度过她的四十岁生日。
池塘边的榕树上，时间都去哪了?
曾经，马小淘是那么着魔地喜欢hellokitty，别说日常的穿着了，就连她的婚礼上，负责在大门口迎宾卖萌的，都是一个穿着hellokitty套装的玩偶。玩偶里面的真人，就是当时还能塞得进去的我。
如今，我已经很久没听她嘴里蹦出过hellokitty这个词了(我也很久没听到她叫我“小敏”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马小淘正在成为马大淘的一个标志。
从我们两人的健康状况来看，我想必是没机会在想念她的时候嘴里念叨着“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了，对她身后庞大的遗产我现在也已经不再抱期待。最近几年，我感觉自己明显慵懒了，堕落了，做事情没法像从前那样集中精神了。我猜，马小淘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
所以我还是希望，马小淘能拿出当妈的样子，带着我多忍耐一些像“月入一万”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衣食住行消磨、吃喝玩乐老去的同时，还能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乱曰：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径须从此去，深入白云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