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念《大湖消息》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历史的产物,如同人类演化路径上遭遇的众多问题那般,文明的微光恰在于反思并克服这些历史问题。人类不仅拥有趋利避害的本性,还拥有这个星球上最出色的智慧和思想力,人所具备的理解力和反思性,构成了人与自然间必不可少的调节器。
我曾将田野经验视为生态写作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础,因为田野经验涉及到作家的审美呈现层面。田野经历会帮助作家找到那个观念与感性形式最佳的结合点,这个点位既有着声情并茂的内容,又具备观念敞开的功能,如同海德格尔所分析的梵高笔下的农鞋。农鞋何其多矣,而梵高的农鞋却是“独特的这一个”,它接通了历史、现实以及生活的本质,进而让观者被一种浩大和深刻所覆盖,确立一种前所未有的观念生发和美感触动。
田野经验与经验写作的区别在于,田野经验是一种有意识的寻找。阿来的重返阿坝,迟子建的重返森林,李青松的实地勘察,皆是这样的例证。而写出《大湖消息》的沈念,他的湖区之行显然不是为了唤醒自我的某种童年经验,而是有意识深入到滩涂、水道、湖区村庄之中,意欲在更宽的视界里理解洞庭湖,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坐标中把握一顷大湖的脉动。时针回溯到2015年底,身为作家的沈念参与一个小分队,从事越冬水鸟实地调查工作。在此之后,长沙-岳阳-湖区的循环往复,使得他积累了诸多第一手的资料,这些资料经过消化和重新打磨,就有了《大湖消息》这本生态主题的散文集。
如同盖娅假说一样,写作《大湖消息》时候的沈念已非当年的那个水边少年,洞庭湖在其眼中,在其笔下,已然是一个具备自主性的生命系统,它的自我生长和萎缩,它的自我修复和调节,恰好照应了“生生不息谓之易”这一古训。这一自主性的生命系统拥有向内和向外两副面孔,向内是内部生物种群的自我调节,向外则与人的生活形成互渗关系。《大湖消息》在结构上分上下篇,刚好照应了洞庭湖在历史时空中的两副面孔。
《大湖消息》的上篇由四篇长散文构成,作家选取了大湖生命系统的四大生物加以观照,它们分别是越冬的水鸟、洞庭湖麋鹿、江豚以及湖区典型的入侵植物——黑杨。四篇作品中,作家通过闪回、叙述主体切换的手法,将隐含的时间线剥离出来,而时间线中的特定对象,它们的起伏曲线和生命情状则与之应和。其中,越冬的水鸟和江豚篇,时间线上延到公社化时期,比如这个时期基层政府组织的打鸟队,利用冬季湖区水鸟众多的优势,产出带有地方特色的副产品。比如渔民对“江猪子”的熟悉和敬畏,进而附着了特有的民间信仰仪式。以上皆是历史的产物,也随着时间的后延,整体状况发生逆转。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源于大规模的盗猎、毒杀,长江中下游两大湖区的越冬水鸟皆遭遇了严峻的生存危机,而危机的深化方催发了民间和官方的环保意识和行动。麋鹿篇中多次提及1998年的洪水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尽管作家没有正面加以叙述,但对于这场洪水的产生原因,除了自然因素之外,这一时期长江中下游湖区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则构成了人为的因素。人与湖争地,湿地丧失,湖区动植物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皆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说起来,无论是公社化时期还是生态体系遭受整体破坏的时期,作家皆不在场,怎么解决这个时间线的问题?沈念采取了口述加多视角叙述的方式,一方面,以个体的真实经历为叙述对象,另一方面,通过多视角叙述加以验证和外扩。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大湖消息》与《湖上宽》中老鹿的故事形成了互文关系,不过是两篇作品中对故事的剪裁和处理不尽相同罢了。
最坚定的民间环保力量,往往来自那些专业性水平最高的猎手。这一二律背反其实隐含着人间正道。王族笔下新疆动物系列中的猎手,冯杰《北中原环保手记》一篇中最早的地方环保人士,傅菲笔下鄱阳湖的护鸟人,无不如此。《大湖消息》这一章中的老鹿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这种二律背反的后面,隐含着人与动物在某种生命绝境下产生的共振现象,一旦进入这种共振的频道,生命的顿悟和生态关怀都会被打开,而且这也是一个一旦打开便永远打开的故事。
让经历者去讲述,让在场者去呈现,这是《大湖消息》上篇的处理方式。而在具体审美方向上,四篇作品各有不同,越冬的水鸟篇宽阔而驳杂,里面有着世间万象。麋鹿篇则柔美而细腻,江豚篇有着时间的纵深感,黑杨篇则是现实感突出。这个散文集的下篇,同样由四篇作品构成。下篇的这些作品,从整体上观照的话,讲述的是一顷湖水对人们的渗透和影响,这些人间生活与上篇中的动植物主体形成一种映射和互补的关系。在渗透层面上,有劳作习惯的坚硬存留,有溺亡对家庭的转折性影响,有大湖对远方他者的接纳,等等。处理方式上,下篇中的四个散文叙事性明显加重,每一作品皆以个人或家庭为对象,由内而外地去呈现他们的悲欢离合,而大湖则如同黑夜里的山系,隐藏在暗处,却制衡着人们的生活。上下篇对照着阅读的话,就能够明白,人们的欲望改变着大湖的面貌,而大湖自身的自主性,同样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情感。人与湖间的关系如何安放,通过各种绵密的故事,作家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即动态平衡中的尊重、爱惜和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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