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飞翔在南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革新潮流荡涤整个中国社会。珠三角的大规模开发，吸引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无数的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地涌进这片令他们新鲜、好奇、兴奋而又紧张的新天地。我所在的省份，同样不甘平庸的精英们也“孔雀东南飞”，加入时代的大潮。
南翔是其中之一。不过，他比最初的先行者晚了将近十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结果。寻求尽可能广阔的对时代的认知，一个能够纵情飞翔的空间，显然是他南下的主要原因。
其时，在大学任教的南翔，已在全国文坛崭露头角。他书写既往，钩沉扶奇，为上一代、上几代的人事和情调立传的《前尘·民国遗事》，凡二十余万字。那些“被大时代话语遗忘” 的“带着气韵的人”，在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中神形毕肖，呼之欲出，生动地注解着文学是人学的本质命题。
南下深圳后的南翔依然在大学教书，同时写作。
深圳，一个移民之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和浪漫气息的地方。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移民组成了一个生气蓬勃的社会，在封闭的传统和思想迅速消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在历史的转瞬之间，成就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业。深圳曾是一个边远寥落的渔村，但当最初的移民还健在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中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了。除了无论是面积还是规模都远远超乎想象的硬件设施，深圳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使命无疑是人的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以与整个经济开发、文化心理塑造与价值形成紧密相连，最终促成整个文化体系的形成与完善。
一个宏伟的社会工程的建设，谈何容易。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令人不免叹息：大量借助搜索引擎、堆砌原始资料的浮泛之作甚嚣尘上，无数缺乏深度却豪华精美的出版物汗牛充栋，众多只为淘金而来的写作者靠为企业和企业家作传腰缠万贯。
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一切又都是必须反思的。如果说物质建构需要速度和激情，那么文化建构则需要抽象和沉淀。作为中国最早开发的新经济区，复杂多样的文化成分和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其在构建文化体系、凸现自我文化价值与意义的建设任重道远。
那是一个开放、交流、碰撞、融会、火花迸溅、烈焰熊熊的年代，时代的特征同样体现在南翔身上。或有不同的是，他有足够的沉着，更多的思考。面对一个正在拔地而起的全新的世界，面对扑面而来的现代冲击和未来召唤，面对日益高耸壮丽的城市天际线和日益斑斓沸腾的街道河流，面对滚滚人潮中无数成功的狂喜和失败的悲伤、被簇拥的优越和被遗弃的惆怅，以及无数陌生的满怀热望与失望、追求与失落的面孔，他静观默察，蓄势待发。
教授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决定了南翔的知识分子写作；社会的磨砺与书斋的涵养，造就了他小说的生活质地和精神内涵。作为成熟的作家，南翔一如既往地一面潜心学问，教书著述，恪尽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之职，同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一面从容、平稳、坚执、自信地展开文学的羽翼，以崭新的姿态、鲜明的风格特征，进入写作的新的高度。
南翔把思想看作文学的最高标准。知识分子小说的思想性和个人性是一个时代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代表着一种个性，一种品位，一种向上的向远方的精神。在他丰富的写作中，深圳题材的文字不足百篇，但都是深邃思辨的结晶。他把沉思的目光切入正在日益成长的新型都市的肌理，不撷取表面的元素，不张贴简单的符号，而是用知识分子的敏锐，洞烛幽微，追索疾速变化的生活留下的历史缝隙中那些尽管不乏悲情与遗恨却有权利永存的既往的美好、情怀与故事，使之不至于“随大时代的播迁而如同到处勃兴的建筑工地那样，随垃圾一道倒掉与埋没了”。小说名篇《伯爵猫》留下了日益边缘化的文学艺术与高速发展的城市物质生活相对照的另一个可能空间。大都市日新月异，车水马龙，城市角落的小书店里，岁月迟缓，颜色斑驳。簇新的时代里总有一些沉淀下来的记忆，属于当下的我们，也属于我们看不到的未来。为存在过的一切命名，只是为了在理想和情怀之间安放灵魂。《老桂家的鱼》是一个发生在都市边缘的故事，那里既没有现代高楼，也没有珠光宝气，生活在船上的疍民老桂，“没有户口，没有社保……他们的生活，随着潮汐变化而变化”。然而作家并没有简单地把老桂家看成现代化的代价而问责于现代化，而是从历史层面去探究老桂悲剧的成因，提醒人们避免阶层固化的悲剧。深圳文化特色尤其浓郁鲜明的《凡·高和他哥》，倾注了对一个行业、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在时代纵深发展和潮流激荡下充满矛盾、亟需创新、谋求出路的思考。这些作品虽然可能针对现实问题，也有一定的故事性，但其目的都在于思考人的命运、社会的症结，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便是环保、抗疫这样的热点题材，其笔触也是直指人心。《消失的养蜂人》中的阿强能成功地把中蜂和意蜂混在一起养，但无法克服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小说结尾，阿强突然消失，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无解的谜。这个谜提示人们，还有一个“生态”在困扰着人们，这就是不良的社会生态。
有忧虑，也有希望；是启示，也是慰藉。蕴藉着现实生活的质感，也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这赋予了南翔小说显著的个人特色。
“以学识为根基，以思想为触角”，建立在学术积累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对浅陋的、公共化思维的不迎合、不苟且，在一个变数频仍、喧阗浮嚣的生态中，显示出一种可贵的富于担当的知识分子立场，并且构成他四十年写作生涯的一贯性。
南翔构架小说，可谓精心：历史和现实打通，虚构和非虚构打通，自己的经历和父兄辈经历打通，在现实和形而上之间腾挪，让人在明知虚构的天地里，辨认出真实的元素。他对现实变化具有特别的敏感，善于从现实的细微变化中打探到历史与文明演化的脉搏跳动。书写现实不是呈现一个平面化的现实图景，而是从历史演进和延续的角度评判现实人物和现象，这使他所有书写现实的小说，具有了深厚的历史感。与此同时，他与他笔下的人物“并排起立行走”，亲近他们，理解他们，追随他们。小说无论是以第几人称的视角叙述，都会让读者清晰地感知到他的“在场”，甚至看到他真实生活的投影。在明知虚构的天地里不时辨认出现实生活的真实元素，是阅读南翔小说的一种乐趣。《伯爵猫》的叙述与故事中人的讲述错落穿插，小说的格局因此获得了更丰富的层次，灵动摇曳；《乌鸦》不过六千字的篇幅，却在倏忽间划过岁月的长空。往事在时间的滚轴之中时而加速，时而消散，不断进行着自我拼贴。小说的叙述时间和现实时间，在此对视、对接，令个体的经历和历史的齿轮交合，于是历史不再只是背景板，而拥有了触手生温的亲和力；小说也不再只是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有了最大限度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在南翔看来，好文学具有三大信息量：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创新的审美信息量。他的短篇小说，一直在探索如何在言短意长的体裁限制的间隙中回旋、游走。有评论家指出，他的短篇小说是“在时间中表演”的艺术：一边指涉现实，一边内化于小说的叙述。在有限的叙述中，眷顾绵延流淌的现实时间，在小说平静的表面下，生活的暗潮汹涌。
贴着生活展开，握住生活现实的实在，这是南翔的小说之所以让人感动不已的原因。由此，体现出他对文学的专注、尊重和严谨。
南翔小说的文风温文尔雅，恰如其人，典型的一介书生，瘦削，平和，文质彬彬，没有攻击性，即便愤怒，也透着谦谦君子的困惑和斯文。他表现底层生活，不刻意表现冲突对立，没有怒目金刚、慷慨悲歌，没有剑拔弩张、你死我活，没有阴谋、杀戮或仇恨。其中人物，以他们的质朴本分承受生活，有困窘和无奈，更有相濡以沫。苦情中透出暖色，平实中彰显美好。点点滴滴的故事，也许平凡无奇，却让人拈出人性的分量。他把愤慨、忧伤、轻蔑置于光亮的背面，锋芒内敛，却充满了张力，“自如中透出火候的力道”。（陈晓明：《“绿皮车”的底层书写论略》）即便是挽歌，也不只是哀丝豪竹，让人伤时感事，却反而在看似平静的现实观照中，更其发人深省。《打镰刀》以一个小场景触碰到关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重大问题，秉持着人道主义立场，给一个涉及文明衰落的沉重故事带来了明亮的色彩。《伯爵猫》是一篇关于记忆、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小说，有限空间里容纳了众生百态，人们冷眼观照，又满怀热忱，证明着，人类生存于物质基础，而生活于精神和情感世界。
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南翔对社会脉息充满敏锐的感知，又对同质化和流行化保持警惕，极力避开流行的叙述套路。
不追求剧烈的矛盾冲突，不追求情节的戏剧性，是南翔小说刻画人物的独到之处。他笔下的人物常常处于平实素朴的日常生活，却活得有声有色。《钟表匠》结尾，钟表匠让收藏的所有时钟倒转，祝福老友的生日，两个老人的友谊是那么令人动容。讲述深圳油画村故事的《凡·高和他哥》，集中显露出他的特有气质。两兄弟奋斗挣扎又相互取暖，仿佛是凡·高和提奥在当世的影子。对人的善良性格本色的表现，是南翔小说内力与魅力之所在，也是他写作的意义与价值所在。相对那些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的笔法，南翔更愿意在平实中自然地透示出人心的温厚。他不过多地渲染小说的氛围和情绪，在故事复杂而丰富的层次中，精神的超越和人文的光照，交织着温暖的人性气息和淡泊的书卷气息，让小说获得了一种诚悫从容的气度。
南翔认为文学语言是一个作家修养的集中体现，他几乎每一篇小说的语言都用心讲究，文字干练、精致、确当，将含蓄的艺术特点隐藏其中，与他叙述的温和格调正相匹配。他的城市题材的小说，集合了强烈的时代感、都市感和审美感知，具有思想的魅力，人物的魅力，同时还有语言的魅力。
“南翔的小说很好看，也很耐读；他可以在不同的时空里展开想象，而最终又都凝聚于思想性和文学性，这得益于他的学院气质、民间情怀和南方立场三者的完美结合。”（贺绍俊《南翔中短篇小说阅读散记》）
南翔的创作力旺盛，四十年来始终活跃在当代文学前沿，出版有长篇、中短篇小说集以及散文集十多部，被转载的作品亦十分可观，几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佳作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更是声名鹊起。“（南翔）不仅置身于喧闹的都市社会依然不改乡土情怀，而且把人文学者与小说作者的两重角色作了很好的化合。这使得他在小说创作中，始终保持着一种稳步前行的进取姿态，而且每每写作，都有新得，每部新作，都有亮色。”（白烨《流淌着人文气韵的写作》）2021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等杂志上的六个短篇，全是短篇专栏的头题，被《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被好几个出版社文学年选收入。“身为作者，只要笔下那些逝者如斯的生活摭拾，能在读者诸君眼中淌过的一刻，映现出些许共鸣的波影光斑，我也就知足了。”（南翔《大江茫茫去不还》）
深圳，产生于时代大潮的巅峰，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在无数满怀巨大成功热望的表现者中，南翔以他出色的才华和辛勤的努力，对这样一个新型城市形态的文学叙述，提供了新鲜的经验，给当代中国文学的深圳版图带来了令人瞩目的鲜明印记。
南翔高高地飞翔在南天。他的确是值得欣慰的。
愿他飞得更高。
2021.12.14 岭南
（《文学自由谈》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