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的岁月静好》与鲁迅及知识分子及国民性之关系

发布时间：2022-08-01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关键词：《我的岁月静好》

《我的岁月静好》是杨争光最新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和鲁迅、知识分子、国民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小说中的“S城”仿佛是鲁迅《在酒楼上》《孤独者》《琐记》《父亲的病》中的“S城”；小说中“看的主题”又和鲁迅揭露国民劣根性的“看客”有内在的关系；而德林抽烟只抽中华烟，又让我们隐隐联想到《孔乙己》中的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①]因此，本文的题目就借用了鲁迅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是杨争光特别推崇的作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喜爱。“在作家中，我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和鲁迅。”[②]“我敬佩鲁迅先生‘困兽’一样的抗争和‘战斗’。他所存的希望，也是‘困兽’一样的希望。”[③]杨争光还在自己的文章中多次提到少年时和“鲁迅”的偶遇，以及多次重读《鲁迅全集》的经历。在2016年的深圳市民大讲堂上，杨争光专门谈论鲁迅和他的成就，他认为鲁迅是“一座无人企及的孤峰”。具体到《我的岁月静好》，鲁迅的“影响”无处不在。主人公德林和孔乙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俩都是读书人，他俩都会“为自己辩护”。当德林面对妻子所引发的“生活压力”议论时，特别像孔乙己辩解“读书人窃书”的问题；而边先生对“四”字的考证，仿佛是孔乙己所说的“回字有四样写法”；德林和马莉的婚姻状态，又仿佛是《伤逝》的“续写”。德林因忍受不了马莉“讨厌翻书的声音”不得不跑到单位去读书，而在《伤逝》中，涓生为了躲避子君的“目光压迫”只好跑去图书馆看书。《我的岁月静好》中李不害的母亲对村主任吐唾沫被打死，而在《阿Q正传》中，阿Q对着王胡吐唾沫时，被王胡痛打了一顿。《我的岁月静好》也有多处直接提到了阿Q和鲁迅的文章。

《我的岁月静好》中的“鲁迅因素”还有不少，但把它们全部罗列出来进行对比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可以说《我的岁月静好》是对鲁迅的“致敬之作”，但仅仅看到“致敬”显然是浮于表面，没有看到《我的岁月静好》的价值所在。杨争光很少写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很少写城市题材的小说。他曾说，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中国的城市归根结底还是“都市村庄”[④]。所以，他主要写农村，“不仅仅和我的兴趣有关，还因为，我们民族的根在那个地方。”[⑤]杨争光曾经尝试写过城市题材的小说《越活越明白》，但反响并不是太好，于是，他对城市题材的小说写作一直保持着克制和谨慎，这次的《我的岁月静好》主要写城市——S城，主要写知识分子——德林的生活，实际上是对鲁迅所揭露的国民性——“看客”的新思考。

“看客”在《我的岁月静好》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小说中几乎谈到关于“看”的方方面面。德林“看”上马莉，德林“看”马莉的身体，德林“看”书，德林“看”妻子出轨，德林“看”李不害杀人，德林“看”末末长大，德林“看”车祸事故，德林“看”老屋被强拆。德林仿佛洞察一切，但这种洞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是“一切和我没有关系”，是超然的。但德林真的能做到“超然”吗？答案是否定的。因此，德林的“隔岸观火”就带有了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麻木的看客。

在鲁迅的笔下，“看客”是国民画像的一个重要特征。鲁迅有一篇小说《示众》，描绘了大街上的“看客”形象——所有人都在“看”，既“看”别人，也被别人“看”，但这种“看”是无聊的，是不及物的，是不产生任何实际价值的。这种“看”的众生相恰恰是国人精神麻木的一个象征。鲁迅在日本读书时，曾经在课堂的幻灯片上看到那些围观的中国人，麻木、愚昧，这直接让鲁迅弃医从文，渴望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祝福》都是揭批“看客”的重要文本。《狂人日记》中“我的呓语”，揭露出“礼教吃人”的历史真相，但以“哥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却是历史的“帮凶”；《药》中“革命的血”并不能唤醒沉睡的国人，反而成为治疗“痨病”的“药引”；《阿Q正传》中的“精神胜利法”恰恰是阻止“看客”觉醒的隐形心理特征；《祝福》中祥林嫂对“我”的发问，恰恰是鲁迅对知识分子沦为“看客”的暗讽。鲁迅小说中的“看”既指向庸众之间的看与被看，也指向先驱者与群众之间的看与被看。但细究起来，鲁迅对“知识分子”沦为“看客”揭露的最深，也表现得最隐晦。比如《范爱农》中的“无路可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我的岁月静好》的主角也是“知识分子”，这样我们就看到一种历史的承接。一百多年过去了，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变成什么样了？杨争光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我的岁月静好》中，知识分子德林是一个“看客”。他以王尔德的名言作为生活的准则——“成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可以避免生活的很多烦恼。”他目睹了一场车祸，但并没有停下来施救，也没有打电话报警。他冷静地给马莉讲述自己看到的车祸现场，并让马莉不要对那些“看客”做任何“道德的评判”。他目睹了一场凶杀案，为了躲避成为目击证人的麻烦，他主动离开老家，回到S城。当妻子有了外遇之后，他也表现得很冷静，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马莉出轨的各种表现，并表示接受现状，不离婚。德林的这种表现特别像加缪的名作《局外人》——生活在生活之外。但，仔细分析，发现德林的行为还是“东方式的”，德林喜欢老庄哲学，推崇自然而然的状态，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难道杨争光仅仅是想告诉我们一个“看客式”的德林吗？难道在《我的岁月静好》中就没有其他的深层意蕴吗？如果我们读过杨争光的其他小说，比如《公羊串门》《黑风景》《棺材铺》，我们就会发现“看客式”的德林仅仅是一个表象，因为杨争光的小说总是会揭露现实的，总是能抵达历史的暗角并表现出一种“深邃的深”。具体到《我的岁月静好》来说，杨争光要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沦落”。

德林很显然不属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渴望通过改良手段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俄国知识分子一类，更不同于因“德雷福斯事件”走上历史舞台的法国知识分子。德林的最大特征就是“躺平”，不参与公共活动，不介入公共事务。传统意义上将知识分子看成“社会的良心”，这也和德林毫无关系，这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堕落性”。德林是个读书人，他的最大爱好是读书，他的好朋友听他讲“存在与虚无”“潘金莲与中国女性”，将德林看成是“精神的贵族”，德林自我感觉良好，并不断找各种理由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比如吕纬甫、魏连殳还曾经反抗过、争斗过、挣扎过，虽然最后败下阵来，但至少有过“绝望之反抗”。但杨争光笔下的德林，却自以为是，享受当下，得过且过，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如果知识分子胆小如鼠，那就是“衰弱的知识阶级”，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⑥]德林的表现，恰恰验证了一百年之前鲁迅的预言。

杨争光一直关注着知识分子群体，尽管他的小说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并不是很多，但他在文章中多次谈到知识分子：

“我认为中国没有知识分子，尤其是没有知识分子群体，知识分子的姿态是现存秩序的对抗者，它是一种对峙的态势，哪怕你现存的秩序再合理，他也要到里边挑出不合理的。他就是猫头鹰。……始终保持警惕和批判。”[⑦]

“‘知识分子’，不管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不是现存秩序的‘附庸’，更不是秩序中既得利益者的‘共谋’，他是现有秩序的变量，‘不稳定因素’。他的立足点是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提升和进步。”[⑧]

“鲁迅不应该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绝唱，但迄今为止，他似乎还是绝唱，难有续响。”[⑨]

“中国需要的是鲁迅，而不是孔子。孔子所有的‘思想’精髓，中国几乎每一个乡村的聪明人都可以合盘托出，并能身体力行。但在鲁迅的世界里，已是常识的东西却需要在中国普及。”[⑩]

杨争光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也是绝唱。鲁迅是“中国的良心”，比孔子更有现代意义。杨争光认为孔子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论语》是一本“怎么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让政权稳定的书”[11]，并没有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抗议性”和“独立性”。《我的岁月静好》中，德林这样说：“在人人都用钓竿钓鱼的时代，孔子是丧家狗，很快，又成了我们的先哲。现在的人类虽然已经离开了海岸，还在浅海和深海之间。”这其实是杨争光借德林之口在讽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杨争光说：“我们国家所谓有说话资格、有说话能力的人，所谓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大面积、群体性的堕落。”[12]《我的岁月静好》中的德林就是“知识分子堕落”的典型代表。更让人难堪的是德林的“堕落”与“躺平”，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佛系”，这不仅预示着当今知识分子的“衰弱”，而且还沦为了“帮凶”，成为帮忙与帮闲的工具。鲁迅在《京派与海派》中认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而已，归根结底，都是“扯淡”：

“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13]

在杨争光的笔下，德林是“扯淡”的代表。我们不能将德林看成是时代的正面形象，德林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帮忙与帮闲之下的“扯淡”。举一个例子。德林的老家离县城很近，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将德林的老家纳入到城市的范围之内，于是，德林家的老房子就成了博取一大笔拆迁款的“道具”。为了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赔偿，德林一家开过好几次家庭会议，最终接受了德林的建议——让铁匠大大打铁来获得尽可能多的筹码。此时的德林并没有“袖手旁边”，他是出谋划策者，也是参与者。但铁匠打铁的行为并没有阻止房子的被拆迁，于是德林的行为就成了彻头彻尾的“帮闲”，而他所提出的建议也被认为是无用的“扯淡”。而事后面对全家人的口诛笔伐，德林的“据理力争”就显得有些滑稽和可笑了。

我们的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当德林鼓吹躺平理论，甘愿做一名时代的“帮闲”，最后沦落到“扯淡”的地步时，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去哪了？杨争光给知识分子把脉，他将知识分子抛入到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的不安定状态中，分析知识分子的成色，分析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发现，一切都是“乏”的。工作、婚姻、家庭、亲情，包括父女关系、婚外情，一切都黯淡无光。更难能可贵的是，杨争光将知识分子放在“被审视”的立场上，由读者、甚至是小说中的人物直接进行评价。在《我的岁月静好》中，马莉最开始处于被德林“看”的状态，他们的爱情以及婚姻都来自于德林“持之以恒”的“看”。女性被看，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当马莉和德林结婚之后，马莉开始占据主动，她主动地去“看”德林，这样德林就处于被审视的位置。马莉讨厌德林“看书”，觉得知识无用论，这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马莉出轨，也因为感受不到德林所的“情感”。德林的“读书人”形象彻底成为一种“灰头灰脸”的存在，这也间接地隐喻了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

在《我的岁月静好》中，杨争光还对“故乡”作了现代性关照。鲁迅笔下衰败的故乡依然回响在21世纪，诗意不在，美好不在。鲁迅在《社戏》里感叹的“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14]变成《我的岁月静好》中“我家的屋檐水再也结不成长长的冰溜子，像一根巨无霸冰棍一样”。德林的父亲在由农民变成市民之后，认为城里的自来水像“药水”，虽然饮用很方便，但让人感觉每天都在喝药。

时代在巨变，但“看客”的身份依然没有变化，这是鲁迅以及杨争光一直在书写的主题。将知识分子作为小说的主题，让“躺平”的知识分子成为我们审视国民性的一个视角，从而引起我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这是杨争光在《我的岁月静好》所要达到的目的。杨争光一直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写作者，他说：“我的写作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关怀，也没想过要离开，就是想离开也做不到。”[15]他对这个时代有看法，对知识分子有看法，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躺平，他希望我们每个读书人都不要去“扯淡”，这也许就是拒绝平庸，拒绝乏味的应有之意吧。

但愿我们都能不做“看客”！

注释

[①] 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458页。

[②]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九·交谈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8页。

[③]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九·交谈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17页。

[④]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十·回答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112页。

[⑤]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十·回答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269页。

[⑥]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28页。

[⑦]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十·回答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41页。

[⑧]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九·交谈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38页。

[⑨]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九·交谈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42页。

[⑩] 杨争光：《杨争光文集·卷九·交谈卷》，海天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