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犹如天命：文学与历史的缠绕
一
坊间隐约存在一种舆论，叶兆言是一个被低估的作家。他的文学实绩超过了普遍的评价。当然，所谓的舆论通常是查无实据的模糊传闻或者临时感慨，人们无法制定“文学实绩”或者“评价”的计量指标，并且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失衡。叶兆言跻身文学写作的队列四十多年，数百万字的作品赫然盘踞于当代文学史的要津；另一方面，叶兆言的许多作品似乎仅仅产生温和的反响，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搜索自己的记忆：哪一部作品曾经带来猛烈的一击？
我曾经遭受的猛烈一击来自叶兆言《枣树的故事》。这一部中篇小说盘旋起伏的奇异叙事让我深为钦佩，以至于觉得叶兆言相近时间发表的《状元境》《追月楼》或者《半边营》等等多少有些平庸。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先锋文学”的实验性写作正在成为一个重大话题。《枣树的故事》仿佛表明，叶兆言正在与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些作家共同组成先锋作家团队。但是，叶兆言后续的另一批小说很快显示出游离的倾向，他对于激进的叙事浅尝辄止。相当一段时间，我的很大一部分兴趣聚焦于叙事学，叶兆言的许多作品逐渐脱离了视域——我对于叶兆言作品显现的历史学识和烟火气息缺乏足够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迄今，我与叶兆言时常有机会晤面，或者私下交谈，或者在会议上聆听他的文学见解。对于一个如此著名的作家，我始终保持基本的了解。叶兆言是当之无愧的学者型作家。他博览群书，对于历史资料尤为兴趣，他的小说存在一种书卷气。或许由于不断地重温历史上各种人情世故，对于形形色色的兴亡成败见惯不惊，叶兆言很少流露出偏激乃至极端的观点。他的学识隐藏于和风细雨的语言风格背后。叶兆言善解人意，体察入微，时常替他人着想，不惮沉溺于庸常的世俗氛围。很少遇到叶兆言如同诗人那般发表惊人之语，或者锋芒毕露加入某种论辩，高调地炫耀自己的不凡个性。遭受若干来自网络的非议，他仅仅自嘲般地淡然一笑。世情如此，不必斤斤计较。叶兆言是叶圣陶孙子，家学渊源众所周知。但是，我从未见到他将家族的荣耀作为夸口的资本；另一方面，叶兆言也从未刻意隐瞒一个事实：他与叶家不存在真正的血缘关系。
在我看来，叶兆言为之疯狂的仅仅是文学写作。一本文学杂志曾经发表一幅叶兆言的相片：他盘腿而坐，怒目圆睁，满脸胡子拉碴，双手搏命一般敲打键盘，一副舍生忘死的气概。不过，对于叶兆言这种长跑型的作家说来，更为重要的是常规写作：每日得数千字，数十年如一日，完成一部作品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始另一部作品。文学写作犹如天命。没有什么可写的时候，他们焦虑烦躁乃至痛苦不安，仿佛生活丧失了目标。文学写作可能遭遇种种问题乃至挫折，解决的方式只有一种——持续不断地写下去。叶兆言在长篇小说《很久以来》之中写下这么几句话：
很多年前，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有着多年写作经验的父亲告诉我，写作就一个字，就是他妈的“写”。父亲从来不是个喜欢爆粗口的人，可是忍不住用“他妈的”来加重语气。似乎时不再来，写作的最大秘诀就是想写就写，想写赶快写。
由于一个大学的盛情邀请，我与叶兆言共同参与一个文学周活动。作为文学研究者，我试图发表若干叶兆言作品的观感。叶兆言寄来了四部作品：长篇小说《1937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和厚厚的一本《南京传》。三部长篇小说均以南京为背景，称之为“秦淮三部曲”。《南京传》为“南京”这个城市添加了漫长的历史注释。这是一个临时组织的文学单元。与此同时，我又在书架上发现了叶兆言一部中篇小说单行本《一号命令》——一个有些刺眼的标题。如同一个贸然拜访的不速之客，《一号命令》可以视为插入这个文学单元的偶然因素，但是，故事的空间背景也是南京。集中一段时间阅读这个文学单元，纷至沓来的感想意外地充沛。有趣的是，许多感想是由《南京传》——我最为陌生的作品——的阅读诱发的。我愿意将这些感想整理出来，札记的形式可以更为随意自由一些。
二
显而易见，《南京传》必须视为历史著作。《南京传》的篇幅超过叶兆言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叶兆言的写作状态十分理想：“没想到创作《南京传》状态会那么好，有段时间，每天工作将近十个小时，结束时天旋地转，仿佛云中雾里。真是很疯狂，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上岁数的老同志，能够这样，实在太美妙”[1]。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好奇：一个作家为什么放弃虚构的特权，转向了庞杂的史料辨认与考证？撰写历史著作的兴趣为什么会潜入一个作家的文学写作？
史官是一个古老的职业。很长的时间里，历史学被视为一门重要的官方知识。赋诗言志，为文抒怀，这些仅仅是闲暇的遣兴，历史学远比文学严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体系为经史子集，历史学著作占有一个大部类，文学仅仅是集部之中的一部分。许多人觉得，文学是历史学的补白，罗织各种细节充实历史著作粗线条的局部构造。相对于虚构的文学，历史学强调客观、严谨、真实。这也是历史学赢得“以史为镜”的荣誉的主要理由。然而，文学的虚构并非天马行空的恣意想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特殊的主题。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肯定了虚构的意义：“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2]因此，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更富于哲学意味。通常，骄傲的历史学家不接受这种观点；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作家仍然愿意尾随历史学家摇旗呐喊。他们反复重申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之中的说法：法国社会将要做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叶兆言也曾经在《一号命令》的扉页上写下一句话 ：“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总之，“历史”是主词，文学担任次要的形容词或者后缀。
但是， 必须在“历史”这个主词上稍作停顿：通常的用语之中，“历史”一词至少包含两种涵义；许多时候，两种涵义之间的界限并未获得重视。我在多年之前已经指出这种状况：
按照最为通俗的观点，“历史”可以解释为过往发生的一切；另一些时候，“历史”也可能指称各种历史著作陈述的内容，正如约翰·H.阿诺德所言，“语言会让人迷惑。‘历史’常常既指过去本身，也指历史学家就过去所写的内容。”现今，二者的混淆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或许，这种表述有助于摆脱纠缠：过往发生的一切均可充当历史著作的素材，历史著作的陈述意味了运用某种话语给予有效的处理——这即是历史话语。“过去发生的一切”相对于现状或者未来，权衡的要素显现于时间之轴；“历史话语”相对于哲学话语、经济学话语或者社会学话语，权衡的要素显现于话语组织层面。当然，历史话语并不是处理上述素材的唯一形式，另一些类型的话语也可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例如文学话语。[3]
指出这种状况的目的是，力图回收文学的空间。简言之，今日之前所发生的一切均可称为历史。历史话语有权利处理这些素材，文学话语也有权利处理这些素材。历史话语遵循一套叙事成规，文学话语遵循另一套叙事成规。如果将《春秋》或者《诗经》作为历史著作与文学著作的古老代表，那么，“春秋笔法”与“风、雅、颂、赋、比、兴”组成的“诗六义”分别成为两种叙事的源头。文学话语担任“历史”的记录员指的是作为素材的历史，正如历史话语同样担任“历史”的记录员。换一句话说，文学话语并非历史话语的附庸，作家不是历史学家的随从。他们分别从历史素材之中发现了自己兴趣的内容。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远远超出历史著作的补白或者充实。换言之，历史话语是考察历史素材的一种“装置”，文学是另一种“装置”。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一封信中写下一句话：“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4]许多人十分熟悉这一封信。但是，以往的译文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为什么将“历史观点”改为“史学观点”？我尚未查阅到翻译修改的说明。显然，修改之后的“史学观点”指的是历史话语。“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均为再现世界所依循的两种不同观念。两种观念的并举表明，二者在恩格斯心目中具有相近的分量。
人们时常有意无意地认为，历史著作揭示的历史如同自然一般客观、真实，往往忽略了历史话语是一种人为的显现。历史著作不是任意堆放的素材，历史话语隐含了各种事件整理、秩序设定、叙述视角、繁与简、褒与贬，如此等等。海登·怀特发现，历史话语时常与文学话语共享某些叙事模式，例如故事、情节以及因果脉络的完整性。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研究，西方文化对于“过去/现在”或者“古代/现代”这些观念的评价不断变化。“过去”或者“古代”是神圣的、辉煌的，还是落后保守的？这些问题涉及过去与现在的互动方式。对于现在说来，过去又有什么意义？这即是历史学家所谓的“过去的社会功能”[5]。“过去”或者“古代”赢得的文化价值不断渗透于历史叙述的末梢，甚至抵达遣词造句的修辞。
指出历史话语遵循一套叙事成规并未削弱历史知识的重要程度。独特的叙事成规毋宁表明，历史话语拥有独特的主题。尾随这个事实的是另一个事实：文学的叙事成规意味了另一些独特主题。因此，文学再现的历史是历史著作无法替代的——亚里士多德甚至在这个意义上肯定文学优于历史。
叶兆言如何徘徊于两批主题之间？他的历史著作处理了哪些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反哺文学写作，或者与他的文学写作构成特殊的紧张？
三
叶兆言《南京传》的第一句话是：“南京的城市历史，应该从三国时代的东吴开始。”对于历史话语的叙事说来，起点的认定举足轻重。叶兆言旁征博引，论证这个起点的合理性。即使一个作家撰写的历史著作，文献征引仍然不可或缺。叶兆言抛开了夸张、虚构、想象等文学习气而严格遵循历史话语的叙事成规。作家加入历史学家的队伍，考据兴趣的显露是一个特殊标志。考据是一门兢兢业业的手艺，分析材料，鉴定证据，这些工作不允许矜才使气，张扬个性。《南京传》之中几处考据颇为细致详实，显示出精确与明晰的追求，例如“新亭对泣”之中对于“新亭”原址的考据，“多宫制的建业”之中对于南京主城的考据。相对于左思描写南京的《吴都赋》，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差异显而易见。
然而，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的差异更为深刻地表现为话题的设计与选择。从国号与年号的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到行政区域的划定、人口的增减，这些多半是历史话语深为兴趣的题目。许多闲常的事情没有资格叩访历史著作，历史话语记载的必然是历史学家认为重要的情节。譬如，国号与年号远比一个人物的姓名来历重要。前者是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符号，必须郑重其事，与证明个人乃至家族的张三李四不可同日而语。历史著作之中获得详细描写的人物只能是掌管或者动摇国家、政权、江山社稷的帝王、重臣以及拥有足够分量的对手，农夫、士兵、工匠这些普通的小人物往往划归文学阵营。《南京传》稍稍辨析了一下“江南道”的行政辖区——政权分布形式通常从属于历史话语而无法成为文学话语的消费对象。人口数字也是历史著作擅长使用的一个指标：《南京传》指出，朱元璋时期的南京人口与遭受太平天国重创之后的南京人口存在巨大落差，二者的历史性对比显现出同一地域经济社会状况的起伏。总之，这些话题显示出叶兆言的身份转换：他顺利地换上了一副历史学家的目光。
换上了一副历史学家的目光，很大程度上是改换一套衡量历史的标准。《南京传》不止一次地调侃李白。按照另一套衡量标准，这个令人崇拜的文学偶像拥有一副可笑的形象：“李白喜欢谈王论霸，好权术，好大喜功，不负责地酒后瞎出主意，充满了浪漫情调，根本不在乎老百姓死活。”当然，如果过多地迁就历史学家的观念，个别人物的意义可能遭到那些巨型景观的遮蔽。叶兆言认为，结束了三国的纷争，西晋有理由成为一个强盛的王朝。遗憾的是，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之后，众多司马氏为了一个皇位互相残杀，“兄弟阋于墙”，以至于外部强敌乘虚而入。这种状况“不正常得离谱”。然而，按照文学的洞察，这种状况再“正常”不过了。许多人物争权夺利的冲动如此强烈，他们决不会因为顾全大局而放弃一己的私利。这些角色充当历史主人公的时候，可悲而可叹的情节几乎不可避免。《南京传》出现一个历史事件：元朝的军队攻陷襄阳。元军耐心地包围襄阳六年，使之成为一座孤城。宋朝的援兵迟迟不来，元世祖忽必烈向襄阳守将吕文焕招降。忽必烈的诏书说，尔等守护孤城，业已尽忠，顽抗到底，“如数万生灵何”。权衡之下，无可奈何的吕文焕终于放弃。这种事件背后隐藏一个尖锐的矛盾：为了避免元军屠城，生灵涂炭，个人必须承受叛徒的千古骂名。投降之后的吕文焕是否经受痛苦的灵魂煎熬？叶兆言提到了文天祥对于吕文焕的痛斥。这种考验乃至折磨人性的题材往往赢得文学的青睐——然而，叶兆言并未大做文章。他宁愿恪守历史学家的姿态：仅仅负责记载而回避历史事件背后的复杂内涵。
如同多数历史著作，叶兆言遵循时间秩序记述南京的沧桑之变。尽管如此，三个特殊的主题不时徘徊于记述之间，仿佛提示时间秩序之外仍然存在各种可供品味的思想漩涡：
首先，南京的“金陵王气”问题。这是一种奇特的传言，无从核实。但是，这种传说具有强大而隐蔽的影响，以至于隋唐时期的北方朝廷开始有意无意地抑制这个城市的崛起。与这种传言相映成趣的是两个历史事实：一，南京从一个称之为“秣陵”的小地方成为首善之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三国时期东吴定都南京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孙权迁治南京多少有些心血来潮，他更为倾心的是武昌；二，南京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首都，“亡国成为南京不断演奏的主旋律，成这这个城市的笑柄。”也许，所谓的“金陵王气”与两个历史事实的交织恰恰是触动叶兆言写作《南京传》的重要动机。
第二，《南京传》的叙事不时会跳出一个匿名主人公“南京人”。“南京人”觉得是否存在“金陵王气”并不重要，能够过得上太平的日子就好；“南京人”没有想到，一个王朝就这么快结束了，如此等等。“南京人”显然泛指帝王将相之外那些芸芸众生。叶兆言的某些议论显然借助“南京人”之口表述。许多时候，叶兆言的立场与匿名主人公“南京人”相差无几。
第三，尽管《南京传》沿袭了历史著作的面目，但是，叶兆言偶尔还会对历史话语发表几句不恭之辞：“所谓正史，从来也就那么一回事，不可不信更不可全信。”历史话语行使“过去的社会功能”，人们的“信以为真”是首要前提。然而，历史话语的建构性质表明，纯粹的“本真”是不可能的。正如罗兰·巴特所言，历史话语的“真实”仅仅是一种“效果”。“信以为真”与严密的科学实验远为不同。也许，恰恰由于历史著作的撰写，叶兆言深知必须对历史话语的“真”以及“信”保持必要的思想弹性。
这一切至少表明，历史话语远未穷尽历史素材的内涵，文学话语还有巨大的空间。
四
叶兆言的长篇小说《1937年的爱情》完成于1996年，距离1937年六十年。按照叶兆言“写在后面”之中的自述，原先是考虑写一部纪实体小说，“写一部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的编年史”，结果却意外地写成一部爱情小说。叶兆言很早就显示出对于历史话语的兴趣，但是，撰写“编年史”的企图遭到了文学话语的劫持。叶兆言在“写在前面”之中说：“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有出息的小故事。”撰写《南京传》的时候，叶兆言才正式和历史话语结盟。
然而，《1937年的爱情》出现了历史与个人的剧烈冲突。这些“伤感的没有出息的小故事”意外地强硬，以至于无法随着时光流逝而烟消云散。
1937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对于南京说来，1937年的历史还存在某些独特之处：“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不堪回首。对于南京人来说，这一年最残酷的历史，莫过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作为这一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叶兆言还提到一个未必有多少人记得住的历史事实：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业已10年。众多南京政府的官员和军人均为这一部小说之中的人物。
雅克·勒高夫说过，他倾向于将一系列历史事件视为一个“体系”：“我之所以偏爱用‘体系’而非‘情节’，因为体系所拥有的特征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6]。显然，历史学家深刻地意识到历史内部存在一种强大的冲动。这种冲动很大程度地转换为历史的连续性，左右历史的延展方向，成为个人意志无法转移的历史逻辑。如同种种能量长期积聚之后的骤然爆发，历史之中的战争往往表现为这种冲动不可阻挡的强悍形式。战争机器一旦真正发动，即使发动者也无法控制和阻止。熊熊烈焰冲天而起，无数年轻的生命以及大量和平年代积累的财富充当了维持这个壮观景象的燃料。这时的历史犹如卸去刹车的列车呼啸狂奔，冲向一个伤痕累累的结局。
即使是这种历史时期，独特的个人生活仍然存在，譬如《1937年的爱情》之中那个半是天真、半是痴狂的主人公丁问渔。丁问渔1937年最为核心的个人事务是爱情。作为一种狂热的精神现象，爱情的箭头指向了个人。不可理喻的情感痴迷，性的快感，生殖，还有家庭。性的快感犹如造物主对于生殖与繁衍的奖赏，这是性包含的社会内涵。然而，当避孕技术将性的快感从生殖与繁衍之中剥离出来之后，性愈来愈成为个人事务。作为一个袖珍型社会组织，家庭带有强烈的个人烙印。家庭拒绝向社会透露各种内部信息，另一方面，许多社会信息同时遭到家庭形式的屏蔽。然而，丁问渔甚至抛开了性的快感和家庭。他已经阅人无数，不必在性的意义上纠缠女主人公雨媛；他也没有考虑世俗的家庭形式，婚姻无非一纸法律文书。丁问渔仅仅需要一个爱情对象。这种爱情不必依赖社会土壤的供养，他的倾诉和对方的聆听构成了完美的回环。对于丁问渔说来，雨媛愿意收下情书已经让他无限满足。1937年的时候，柏拉图的精神之恋业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
丁问渔多半会令人想到《红楼梦》之中的“情种”贾宝玉。但是，贾宝玉与环境的冲突密集而温和。贾宝玉仅仅留连于大观园，意识形态的全部枷锁由众多的姐妹、丫环和老祖宗、凤姐等人掌控，很大程度上诉诸宠爱乃至溺爱的形式。贾宝玉与这种意识形态之间最为严重的冲突形式是，他遭到了贾政老先生的一顿暴打。贾宝玉的终极反抗是“出家”。宽泛的意义上，家庭、家族乃至背后的皇亲国戚无不承担了正统思想的规训任务——“出家”就是了却尘缘，割断显现一切正统思想的社会关系。相对地说，丁问渔身后的家庭、家族仅仅构成微弱的束缚。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家庭或者家族节节败退；与此同时，爱情几乎成为一个神圣的概念，爱情名义之下的癫狂或者乖戾无可厚非。丁问渔仅仅辗转于欧洲、学院与几个声名显赫的家族，他并未遭到传统道德观念的严厉非难；令人惊奇的是，那种不可思议的爱情竟然修成正果：雨媛竟然和丁问渔走到了一起。然而，这种不可思议的爱情迅速像一个玻璃器皿摔得粉碎。1937年的日军枪声片刻之间结束了所有的恩爱。
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由于兵荒马乱的战争氛围，社会道德放松了爱情的监管。许多人存在醉生梦死的心情。还能看见明天吗？这种情况下，反复的权衡、斟酌与顾虑显得多余。无论是交往、婚姻还是离别、分手，战争仿佛调快了所有事情的节奏。雨媛与她的飞行员丈夫余克润之间即是如此。丁问渔从一个花花公子转变为情圣，他的爱情穿行于疾速逼近的战争乌云缝隙，格格不入，专心致志。他听不到战争动员令，听不到空袭警报，滞留南京的理由仅仅是企图陪伴在心爱的雨媛身边。然而，历史洪流没有给如此反常的爱情留出空间，丁问渔很快被淹没。
指向个人的爱情几乎不存在阻挡历史的因素——古希腊海伦导致的特洛伊之战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海伦是国王的妻子。然而，历史从未放过爱情。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生累积而成，无数的意愿、追求和言行实践的混合。奇怪的是，历史的累积隐含某种神秘机制，残酷的一面可能意外地浮现，轻而易举地碾碎个体的人生。强大的历史逻辑无视个体的悲欢，血与火大咧咧地洗劫了他们的生活，包括肆意践踏所谓的爱情。执行命令的士兵毫无愧疚地开枪，命令之上还有命令。无数的命令衔接起来的时候，运行的轨迹与无数个体累积的历史存在巨大的距离。人们只能期待未来，期待两种轨迹有朝一日可以重合。
五
我想重提这个概念：“人生”。多数人按照自己的经验注释这个概念，我是在相对于“历史”的意义上重提“人生”。“历史是由无数个体的人生累积而成”——尽管如此，历史并非人生的简单叠加；描述二者的范畴远不相同。长时段的历史显现出大势所趋的曲线，小小的人生只是曲线内部一个短促的线段。历史话语的分析单位是整个社会，历史著作之中个体的人生通常以社会细胞的面目出现。尽管如此，我力图补充的是，“人生”仍然存在独立的意义。作为社会细胞，众多个体共同组织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革命与战争等历史的宏大景观之中，另一方面，众多个体分别拥有大量日常的琐碎经验。从脸颊上的黑痣、嗜好某种啤酒、一阵偶然的幻觉到令人满意的晚餐、一声例行的问候、蒙蒙细雨打湿了眼镜，这些不可能撬动历史的细节恰恰是“人生”的基本构成。当“人生”作为分析单位的时候，历史话语不屑一顾的内容可能彻底改变“人生”的线路。对于一个政治官僚说来，耳朵形状长得如何无足轻重；但是，当他的妻子开始厌恶这一副耳朵的时候， 双方的“人生”均遭到了致命的颠覆——这是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之中一个细节诱发的巨变，或者是一个巨变借助细节开始燃烧。相对于历史话语，文学话语的分析单位是“人生”。邂逅，误会，惊吓，窥视，一阵意外的微笑，一次火车误点，一支共同拥戴的足球队，若干微不足道的细节闪亮起来，它们的意义愈来愈重要，直至汇聚到“人生”的平面上。这时，文学开始出手捕获它们。文学多大程度地复制各种生活细节——是用一句话还是一万字的篇幅描写一个房间？许多批评家和哲学家曾经严肃地争论过这个问题，例如卢卡奇，罗兰·巴特，或者朗西埃。叙事学研究证明，许多生活细节并非单独作用，而是互相聚合为一种人物置身的环境。所以，还原真实气息之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当生活细节隐藏了撼动“人生”的意义时，它们将进入作家的视野。《1937年的爱情》之中，患感冒的丁问渔勉强参加一场婚礼。他偶尔瞥见新娘子雨媛，瞬息之间一见钟情，从此交出了余生。这一瞬间改变了他的“人生”。
文学话语之所以关注“人生”，显然基于一个认识：“人生 ”是历史素材之中一个重要范畴，有必要给予单独的显现。如何想象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之间的紧张？很长的时间里，批评家将文学作品视为历史的寓言。作品之中的重要人物称之为“典型”——“典型”意味了某一类型人物的概括；作品之中诸多人物构造的情节犹如社会关系演变的缩微模型，这种模型与历史同构。换言之，一部微小的文学作品即是认知宏大历史的镜像。
这种观念存在许多未尽事宜。首先，许多作品无法达标，例如，相当一部分唐诗宋词令人头痛。更为棘手的是，历史的寓言往往隐含一个理论前提：人们已经预先知悉历史的整体蓝图。只有事先预知蓝图，人们才能评判一部作品是合格的历史寓言，或者仅仅是一片无足轻重的历史碎屑。一些宗教神话按照创世说或者末日审判构思历史的整体蓝图，另一些哲学家认为历史是某种形而上观念的外在显现，历史整体论与后现代“星丛式”碎片的争论远未结束。这一切均是“历史的寓言”不得不接受的理论挑战。另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是，如果历史的整体蓝图事先存在，人们为什么不去阅读宗教神话著作、哲学著作或者按照二者撰写的历史著作，而是沉溺于文学话语？
也许，文学话语没有必要纠缠历史整体这种问题，“历史的寓言”可以视为一个存而不论的理想。文学话语更多的是俯身察看历史如何与曲折起伏的“人生”相互缠绕，相互展开。个体竭力改善置身的世界，世界时刻重塑个体，两个系列的事实分别转入历史话语和文学话语。当然，宏大历史落入“人生”的具体内容往往无法预想。叶兆言《一号命令》之中的赵文麟是一个职业军人，曾经慷慨激昂，出生入死。然而，几经历史的颠簸，他的英雄气慨荡然无存。妻子的自杀让他遭受重创，赵文麟再也摆脱不了黯淡的内心。他成为一个谨小慎微的角色，甚至无法让幼稚的女儿正视自己的存在。由于历史的重负，初恋的情人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与丁问渔的积极行动相反，赵文麟逆来顺受，郁郁寡欢。这些历史造就的无奈和感伤不可能进入历史著作的概念、数据、图表，而是存留于文学之中。
六
“人生 ”是历史素材之中一个重要范畴，有必要给予单独的显现——重复这句话的时候，我愿意补充的是：叶兆言对于历史素材的兴趣以及熟悉程度超过了许多作家。
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素材的兴趣往往显现为叙事时间的特殊处理。回想叶兆言《枣树的故事》，时间的剪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由自在的叙事穿行于故事缝隙犹如流动的阵风穿行于一幢大楼内部。“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第一句话包含的多种时间维度曾经为众多作家带来巨大的启示。《枣树的故事》不断地出现“多少年来”“多少年后”等等类似的时间状语。《枣树的故事》另一个异常之处是后设小说的叙事，叙事人作为主人公堂皇地出入故事情节。时间状语与后设小说叙事表明了叶兆言对于历史素材的关注——二者均是摆脱编年史刻板叙事的修辞策略。事实上，叶兆言后续的众多历史素材小说无不延续了这些修辞策略，例如《很久以来》与《刻骨铭心》。
《很久以来》与《刻骨铭心》共同关注的主题镶嵌于时间秩序之中：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造就了哪些曲折的“人生”。因此，叶兆言的历史兴趣首先表现为，《很久以来》与《刻骨铭心》漫长的时间跨度。如果说，多数长篇小说往往保持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巨大张力——作家选取若干戏剧性段落放大、充实甚至精雕细琢，更多常规性情节隐在幕后，那么，《很久以来》与《刻骨铭心》似乎相对均衡。叶兆言仿佛不屑浓墨重彩的章节，甚至耗费整整一部小说的篇幅描写一个人的二十四小时，例如《尤利西斯》。叶兆言擅长娓娓道来，半是叙述半是描写，叙事话语缺少强烈的内在波动，《刻骨铭心》甚至有泥沙俱下之感。或许，这恰恰是叶兆言的追求——强调人物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之中随波逐流地翻滚，而不是由于某一个决定性的瞬间一蹴而就？
一个世纪左右的历史天翻地覆。革命、战争、解放、建立新的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这些醒目的重大事件标出了历史的基本坐标。叶兆言注视的是，这些重大事件如何彻底地改变了人物——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而且改变了他们的内心感觉，例如重新认识家族、名声、财产、爱情、性。《很久以来》的欣慰出身名门望族，在神户与伦敦度过了童年，回国之后的课余生活是跟随名角研习昆曲，与公子哥儿进行无伤大雅的调情。她肯定没有料到，日后竟然嫁给肉联厂的杀猪师傅，与浑身猪肉腥膻的汉子安然地同床共枕。欣慰被一个情人牵累，祸从口出，因为几句不合时宜的议论而遭到逮捕，很快被枪决。欣慰的闺蜜春兰一直以冰清玉洁的姿态寂寞地生活。她帮助欣慰照料女儿，被欣慰的丈夫强奸，继而不得不违心地公开控诉欣慰，最终竟然与欣慰的丈夫结合而成立另一个家庭。欣慰的父亲、母亲、女儿到昔日的公子哥儿，那么多的人物从一个角色转换为另一个相反的角色。历史仿佛在变魔术。
造化弄人——历史调转个体命运的力量令人震惊。《刻骨铭心》之中，这个特征更为强烈：汹涌的历史洪流之中，众多人物忽左忽右，变幻不定。从革命家到阔太太，从汉奸、特务到地下工作者，从凶残的警察厅长到面对侵略者大义凛然的英雄，种种大跨度的转换司空见惯。《刻骨铭心》聚焦到一个特殊的领域：这些人物身份大跨度的转换带来了性关系的剧烈震荡。担任刺客的女革命家嫁给了刺杀的对象，电影女明星的婚姻关系眼花缭乱地周转于资本家、进步导演与侦辑队队长之间，一个身为地下党的进步学生同时让另一个女性职业革命家与一个医院的护士怀孕，一个穿梭于苏联、重庆、南京的多重间谍拥有多个性对象，甚至同时占有一个大家庭内部的母女，而且几乎与母女分别成婚。多重间谍被判死刑之后，他与女儿的婚姻落空了——后者庆幸的是，她终于回避“乱点鸳鸯谱”的混乱：“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个人与继母的关系：不管怎么说，与继母的情人结为夫妇，与自己一个弟弟的父亲公开结婚，这个关系太乱了，太有违人伦。”总之，他们的政治身份与他们的性关系反复多变，而且相互交织，动荡的外部世界与内心的隐秘形成某种不对称的呼应。
叶兆言的“秦淮三部曲”未曾出现那些强悍的英雄性格。这种性格立于历史潮头，指点江山，睥睨天下，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甚至不惜为某种事业而将生命付之一炬。叶兆言似乎不太信任这种性格。这让我又一次想到了《南京传》之中匿名的“南京人”。考察历史的时候，叶兆言不知不觉地站在芸芸众生的位置上。那些挣扎于生活下层的升斗小民几乎未曾出现左右历史的念头，他们只配接受历史。对于叶兆言说来，缺乏强悍的英雄性格会不会是缺乏强烈反响的原因？
《很久以来》与《刻骨铭心》对于叙事时间的特殊处理是，来回穿行于时间之轴，往返于过去与现在。《很久以来》的章节标题几度出现1941年与2008年的时间刻度。《刻骨铭心》的第一章是叙事人的自述而与后续的情节毫无联系，但是，叙事人的自述显现了现在时。现在时不断地将人们从历史的车厢之中拽出来，返回现代站台；现代时恰恰显示人们身在此岸，梦魇一般的历史往事已经落入时间之流一去不返。如果只能接受历史而不是左右历史，身在此岸的状况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很久以来》的小芋甚至对母亲欣慰这一代人的苦难深感不耐烦。割断历史之后，她毫无负担，随心所欲，并且在跨国婚姻之中迅速进入后现代状态。然而，许多人对于所谓的后现代充满疑虑。“过去的社会功能”消失了吗？沉淀于无意识之中的内容会不会以另一种方式无声地重返？这些疑虑远远超出了叙事学范畴，重新开始考验作家的历史意识。
注释
[1]叶兆言：《南京传·后记》，《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509-510页。
[2]参见［古希腊］亚理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 28页。
[3]南帆：《无名的能量》，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3页。
[4][德]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5][6][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1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