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等于零》：重返一个分裂时刻
有关杨庆祥的诗集《世界等于零》，我想从《荷的时代性》这首诗谈起[1]。在诗的第一节，对于“荷”的遐思始于一场听来的谈话。“我在荷叶里听到/一屋子的人在谈论时代”，诗人并未参与众人的讨论，却兀自联想到了荷。荷与荷所生长的环境构成了一个富有层次感和隐喻义的整体造型，诗人由此凝视荷与时代构造的相似：
时代是荷叶上的露珠
一晒就无。时代也是
荷叶底部的淤泥，它的上面是清水
它的下面是垃圾。它的各种层次
如根茎上的倒刺，处处都伤人。
这是典型的现代体验：置身于一个表象与真相分层的景观时代，具有欺骗性的景观无处不在，却又难以识破。信息过载，经验廉价而速朽，“一晒就无”里有太多因旋生旋灭难以把握的瞬间。诗人的目光自上而下，由明转暗，对荷的生命造型做了一次全景扫描。“露珠”与“垃圾”，“清水”、“淤泥”及藏匿的“倒刺”并置在一起，让可见与不可见、可知和不可知的边界，重新变得危险，也牵引出与荷相关的涉险记忆。在第二节里，诗人回溯了一桩发生在“1988年的夏天”的童年往事，它静躺在回忆深处等待被某个未来时刻召回。像这样的私人遭遇尽管具有偶发性，却并不妨碍其辐射为更大的时代寓言：
1988年的夏天，我和一群小伙伴为了
吃上新生的莲子，决定集体裸身下河。
这样愚蠢又凶恶的家长就不会觉察我们
嬉水的痕迹。
事实是，相对于父亲的戒尺和母亲的藤条，
那根茎上的刺，给我们留下了更痛的记忆。
“新生的莲子”光洁、鲜甜，犹如禁忌之果，引诱着无知无畏的孩子踏入一场违逆禁令的探险。在1980年代末的文化语境里，我们并不陌生这种“愚蠢又凶狠的家长”所指涉的威权形象，在杨庆祥和他的80后同龄者的成长过程中，两代人之间的紧张感一直悬而未决。“集体裸身下河”的动作与决心，带有尚未被冲击前，对世界向好的盼想。遗憾的是，孩子们最终不仅没有逃脱因嬉水而遭到的“父亲的戒尺和母亲的藤条”，更被荷花暗处的利刺所伤。这场意外事故之所以比其他的“更痛”，是因为相较于日常生活中确凿的、狰狞的施暴者，那些来自美好事物的背叛与中伤，往往会制造出更大的破灭感。
读者已经发现，诗人在这里叙说的，并不是一段轻松、天真的夏日小插曲，而指向天真时代的终结。它具有事件性。反复出现的“时代”一词，更提示个体事件与历史维度之间的藕断丝连。被骗、自嘲与暴力创伤，奠定了诗人内心对荷与荷所衍生出的历史的认知法则，后者长久地为一种虚无的后遗症所笼罩。所以，在第三节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诗人在成年后每每再看到荷花，依然“只觉得两腿鲜血淋淋……”，“好像我在时代的/触觉中，再一次成为顽皮而小心翼翼的孩子。”无论是因为精神层面的幻想崩解，还是肉身层面的幻肢之痛，被造物者愚弄后的愤怒和懊恼，长成了遍布全诗的疼痛神经。直至最后两行，诗人以“一个无比简单的真理”结束全诗：“我们终究看错了荷花，我们也终究会看错了时代”。
二
再一次“成为孩子”，也即想象性地返回儿时的裸露状态。将孩童特有的纯白与易碎再次敞开，让流血的创面暴露在历史空气里，检视未曾释怀的困惑——比如宿命般的“看错”，比如难以看透大时代的幻景与暗阱。这让人想起杨庆祥在一首早期的诗中大声宣称“我曾拥有错误的童年”，无意间翻到父亲笔记本里“鲜艳如血”的字迹，并确认自己永远长不成“一个散发甜味的孩子”[2]（《我曾拥有错误的童年》）。再次在诗中提及童年创伤，《荷的时代性》褪去了歇斯底里，转为一种将错就错、保持隐痛的微讽。我们当然不会忽略，在杨庆祥近年来的诗作里，伤口、疼痛、流血、心碎所具有特殊的抒情指向与抵抗意味。在他的诗学表述里，杨庆祥主张唤醒国人的“疼痛感”，让抒情主体在疼痛、眼泪与呼喊中，寻找抵抗虚无、穿透时代并疗愈自我的出路。
与之形成呼应的，是诗集里的另一首《荷祭》：“荷花和荷叶抛弃了我们。清水和淤泥/也抛弃了我们。我们的骨肉，再也不可能/清白与芳香了……”因为人心蒙尘羞愧不已，以至于想用荷叶“将自己的尸体包裹/可我觉得自己不配了”，如此语不惊人死不休，背后是清晰可辨的屈原的香草美人传统。在“君子和小人如今都沆瀣一气”的时局里，“我们把脸蒙起来，假装还是兰草和芰荷的后代”。在中国的古诗词中，荷本就是咏物诗的常客，能轻易唤起读者熟悉的情感结构与文化联想。“荷”在这本诗集里屡次出现，有时以古典的容姿闯入现代、后现代场景，有时则以莲的形象，出现在那些寓含禅意、东方性的玄思中。
试看这几则：“不能再立誓、发愿、回梦了吗？/不能再在这苦心里长出崭新的莲子了吗？”（《我已经不能享受这孤独的春夜了吗？》）“嗅到的荷花在纸上/雕栏、石拱桥和飞檐恍惚/没有泥土的国度是空虚的……”（《清平调》）“而过经年，那荷叶的腰身为夏风倾倒了/高铁呼啸而过，竟也似一个世纪的乡音//……//不如爱她。一夜好眠。荷叶亭亭”(《不如爱她》)我们不难辨认出这些诗句中沉淀的古典诗意，以及汉语经过剪裁、排列重组后，“荷”所显现的陌生化的风骨与意韵。但我更看重的，还是杨庆祥用私人经验和当代人的敏锐心智，对“荷”的重新吞吐、编码与赋值。比如历史上咏“残荷”的最著名的句子，当属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这句诗为更多人所知晓，是因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借黛玉之口将其改为“留得残荷听雨声”。以突出外力摧折的“残”，替换掉了自然规律下的“枯”，一字之差，道尽黛玉在花样年纪里饱受摧残的心迹心声。与黛玉的“改诗”异曲同工，杨庆祥曾有一首《残荷》。本该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五月时节，诗人偏要写下“残荷也露尖尖角”。这里的“残荷”与其说是反自然的现实异象，毋宁说是象征与思辨的。
“残荷给人的感觉是，/花残了 果残了/叶残了/而且是一齐残了。”诗人不只是要借“一齐残了”表达对世界荒芜本相的顿悟，它传达出虚无的人生与美学取向，但也包含了对时代的强烈的忧惧感。“时代精神”一直是杨庆祥身为知识人的思考重心，对时代精神的探问贯穿了他的诗歌、杂文、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但在众多的文体中，诗歌或许最能践行他“在时代的琐屑中才能求证时代精神的复杂性”的野心。组诗《哀歌》将锋利的当代生活细节拼贴到古代帝王生涯中，面对抒情者“我”对“君父”一重重的吁请、歌哭与哀告，没有人能否认，这里面乱舞着21世纪的面影，或鬼影。当技术、商业资本、消费社会以及浸淫其中被异化的心灵，在威仪肃穆的宫闱中撞击出新的狂欢与警语，在古今两重时空中“溃烂的内心”，或有从噩梦中惊醒，而后奋起突围的可能？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去看那个双腿鲜血淋淋、充满愤怒与忧思的少年，他又何尝不能以稚嫩的嗓音，向“君父”发出质问？一枝荷的前世今生，此在彼在，使诗人的时代经验得以附着和显形。在新的诗意内涵、生命谜语乃至文化潜意识的层面上，我将“荷”视作杨庆祥诗歌的一个“基本词汇”，它通向本体意义上的，由诗人独有的诗感官、诗审美、诗哲学构成的诗性世界。这样的“基本词语”在杨庆祥的诗与诗论中还有一些，比如“冰”“雪”“树”“菩萨”等等。对于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质询，对语言、诗性的认知，也常常凝结在这些词中。
三
“人”与“荷”相对，另一个观察呼之欲出。像是这样的一些诗句：“看见一棵树很后悔/看见一池水也很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长成/一棵树或一池水呀”（《看见一棵树很后悔》）；“哎呀呀，鸟也好鱼也好蝴蝶也好，总之都/比人自由那么一点点”（《夜宿英德九州驿站遇雨》）；“树的脸是安静的/花的脸甜蜜/鸟的脸是花与树的相依//妈妈，为什么人的脸如此愁苦？”（《人脸》）；“不要将大海想象是一个人/以为这是它的愤怒和伤心/嘘，古老的大海从来就不屑于/成为一个人”（《大海从来就不屑于成为一个人》）。在熟悉了人类宣布要成为自然的殖民主人，这种狂飙突进式的工业化、现代化叙事以后，人在自然面前的示弱显得分外珍贵。“生而为人”面对植物、泥土与自然的虚无感，不同于香草美人传统，也即不同于“志洁而物芳”的浪漫主义寄情的路径。这种虚无感，是失去了土地的、无根的、悬浮的现代都市经验。
作为诗人，杨庆祥身上有相对明晰的社会属性：一个脱离乡土、被抛入城市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当代人。除了“荷”以外，那些被杨庆祥大量使用的语词，像是树、花朵、星宿、风、大海、森林——诗人对明亮、纯真、轻柔的意象的偏爱，也许根植于他在乡间的成长经验。南方乡野的图画感与生命感，构成诗人诗学想象的原色，夹缠着对“媚俗”与“幻觉”的自省。
不过，杨庆祥绝不是要用诗歌还原一种稳固不变的前现代牧歌，他也不是那种携带乡情乡愁的诗人。与其说他流连的是逝去的乡村，不如说是浓缩于乡间童年里的一个“原初结构”。我更想分享的一个发现是，在杨庆祥的诗作里，有一个发生在少年时期深处的“分裂时刻”。那是童年幻景第一次产生裂纹，相对静止的童年开始向外部真相流动的时刻。不妨更大胆地说，那就是主体开始分裂的时刻——犹如把手探向新生的莲子，却被暗刺所伤的那个“瞬间”。冲动、诱惑、受挫与怀疑，在这个瞬间里内爆，构成少年通过裂变初识时代的痛感。如果可以寻找另一条进入杨庆祥诗歌世界的密径，其关键之处是指认这个“瞬间”，并分辨出诗歌与那个“分裂时刻”反复撞击、欲说还休的方式。
杨庆祥曾将个人成长比作“必须独自穿过生命的森林”的少年之旅，诗集中的那首《少年Chey的平常之旅》因此获得了“元诗”意义。“走过这个平川/就是湖泊，在湖泊的后面/是一片密林”。密林前的这片湖泊，是否是他曾写到的，那个11岁时发生“大湖之问”的地方？“他记起来在11岁的时候——那是1991年，社会转型的序幕即将拉开，数代人的迁徙和漂泊即将开始。在那个剧变前难得的平静中，在故乡的大湖边，他问父亲：艾青的诗和普希金的诗，谁教会我们更多？”[3] 1990年代伊始，在人口流动的暗涌与商品化的历史巨浪即将掀起的前夜，这个“大湖之问”，不仅关涉到诗学传统与诗歌遗产继承问题，更是人生道路选择的终极之问，它就摆在80后的青春期面前。正如人们后来所看到的，杨庆祥从11岁开始写诗，神秘的诗、青春、时代与命运的齿轮开始互相啮合着共同转动。此后他用自己的写作、求学与流动投入了这个难以看清的时代。父亲当年并没有给出像样的回答，或许什么答案都没用。道理早已预言过了：为了尝到莲子的滋味，就必须亲身付出流血的代价。
调动传记性的因素，并不是为了求证一片湖泊，一座森林在诗人故乡地图上的坐标。我想强调的，是道路分岔以前、主体分裂以前的“这一个”瞬间之迷人，值得读者为之停下脚步。或许连诗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它在他的诗与思与情动里，扮演了一个生命结构的支点。也是因此，我们才能理解杨庆祥诗歌中的诸多“虚拟语气”，和“虚拟”背后的分裂的想象——“我本来准备”“假装”“本来准备”“不如”“当初为什么没有”“我也曾期盼”等虚拟语气，构成了一种语言的装置，一种完全由语言虚构、由语气虚构出来的诗性容器。这里面盛放的，是无用的悔意和对命运应然性的否定，是以沉醉于或然性的方式作出的反抗，就像弗罗斯特有关“未选择的路”的经典之问。当诗人沉溺在这种语气的虚构之中时，他最想抓住的，是曾在那个“分裂时刻”被抛诸身后，沉入湖底的无数的“另一种可能”。
承担这种可能性的抒情主体，不正是那个采莲的，大湖边即将上路的孩子？杨庆祥已经在诗歌中演绎过多副面孔：游侠、浪子、旅人、情种、父亲、长子……而在多重的、变幻不定的“我”/诗人形象里，诗人胸中还住着一个独自穿过密林的少年。为了进入他的时代，他必须独自穿过密林。为了在诗中思考他的时代，他必须不断重返那个孤独、美丽、神秘的“分裂时刻”，不断咀嚼原初的禁果和疼痛，咽下可能的不可能的苦与甘。
注释：
[1] 杨庆祥：《世界等于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151页。
[2] 杨庆祥：《我选择哭泣和爱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8页。
[3] 杨庆祥：《“黄金时代”备忘录（2008—2019）》，《天涯》202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