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形象的多元变迁：论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美

发布时间：2022-02-11 来源于：作者：点击数：次

关键词：女性美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要展现美的观念和形态。文学表现什么样的人物美，如何表现人物美，既可以折射时代的政治、文化和审美倾向，也能传达出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以及作家的审美个性和艺术追求等。女性美是人类文学艺术美的恒久中心，因此，我们考察中国当代乡土小说中美的观念和形象，也选择以女性美为典型。

一

女性美书写的当代变迁

“十七年”至今，中国的社会文化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从文化角度说，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十七年”到“文革”时期，这是以革命为中心的时代，文化相对保守封闭；二是从1980年代改革开放到当前，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现代化方向是其基本特征。这种文化状况深刻影响到乡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美，其变化和发展脉络与之直接相关。具体说，当代乡土小说女性人物美书写大体呈现这样的特点：

首先，外表美从“土”到“洋”。

所谓“土”，就是带着乡土泥土气息，体现出乡村自身的审美标准。乡村生活的生产需要，决定了乡村审美体现出较强的功利性。比如，乡村女性美的首要是健康——健康意味着能劳动、能生育，这对于农业文明时期人们生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再如，乡村女性美不崇尚繁复富丽，而推崇质朴之美。这也与现实要求有关。农民离不开田间劳动，质朴简单之美显然更符合生产需要。

“十七年”乡土小说充分展现了女性外表美的“土”的特色，但总体来说，“十七年”乡土小说对女性美的描述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赵树理、马烽、西戎等“山药蛋派”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都很少描绘女性外表。

这是赵树理作品中的一段女性描写，其人物外表中只有朴素而几无美感，很难称得上是外貌描写，更难言为美：

王兰看见李老师一出门，便跑到他身边和他打招呼。李老师是个大个子，王兰的个子只能到他的腋下。他看见王兰穿着一件农村妇女们常穿的有大襟的夹袄走近了他，一时没有认出来是谁，不过听到王兰叫他李老师，便认得是王兰的声音了。“小兰！好孩子！你的外表已经打扮得像个农民了！”“李老师！不止是外表，我已经学会赶车了！”“那自然更好了！到家里玩玩去！”[1]

赵树理当然是极端个案，“十七年”乡土小说也有不少作家不同程度地展现了女性外表美。只是不同作家之间虽然存在着书写程度和艺术风格上的差别，但所展现的女性美特点却基本相似，那就是以质朴、健康、阳光为重要特征，“大眼睛”“长辫子”“红脸庞”是最典型的美的共像。比如：

银英抹一抹给风吹乱了的刘海。她那又胖又圆的脸，象五月里的蜜桃，一双大眼睛，挺会传情表意，身体长得也挺丰满结实，有一股青春的吸人的魅力，叫人见了一回就不容易忘记。[2]（陆地《美丽的南方》）

长的也很秀气：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两条油亮的小辫子一前一后的摆动着。[3]（孙谦《伤疤的故事》）

那时候，王三女刚满二十岁，脑后拖着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脸色红润，声音清亮，两只大眼睛滴溜价转，走起路来像是一阵夏天的轻风。[4]（孙谦《拾谷穗的女人》）

包括这一时期女性形象描绘最细致婉约的作家周立波，也没有超越这一倾向。如《山乡巨变》中对女青年盛淑君的描绘：“穿花棉袄”“两根粗大、油黑的辫子”“脸颊丰满”“一双睫毛长长的墨黑的大眼睛”“肤色微黑”“带着一种乡里姑娘的蛮野和稚气”[5]。青年妇女盛佳秀的形象也是这样：

体子壮实，两手粗大而红润，一看就象一位手脚不停的、做惯粗活的辛勤的妇女。她的端正、黝黑、稍许有些雀斑的脸上，又泛起了一层羞躁的红晕，显出引人的风致。[6]

然而，到1980年代后，以“土”为美的倾向迅速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对“洋气”特征的展示。在这里，女性外表的特征不再是“大眼睛”“大辫子”的健康美，而是换成了优雅、时尚和现代之美。传统乡村的文化气息不再存在，城市化审美色彩则相当浓郁。

比如《老井》对巧英外貌的描写：

小而挺直的鼻子，翘翘的，好一股儿傲傲的心气儿。凉水刚擦过的脸，红扑扑的，直透出山里妮子们所特有的俏爽劲儿。但衣着竟是一派城里人的时新打扮：紫红皮鞋，半高跟的；银灰色的筒裤，裤线笔挺；浅蓝色的西装上衣，大翻领里，露出一片猩红的毛衣和雪白的衬衣领；长长的黑发，油亮亮的，只一条花手绢在脑后随便一扎……

看得出，今晚她是特意打扮过一番的：一条白手绢束起的长发，稍稍卷了卷，在额上耳边翻卷起几个好看的小波浪，筒裤笔挺，一件大红西装领衣裳，晃眼夺目，使她从蓝、黑、灰色的人丛中顿时闪跳出来，很有些儿不协调。[7]

巧英虽然身份是农民，但在衣着打扮和外貌特征上却呈现出非常浓郁的城市气息，以至于我们很难将她与农村和农民联系在一起。

路遥《人生》对女主人公刘巧珍的描述也是如此：

刘巧珍看起来根本不像个农村姑娘。漂亮不必说，装束既不土气，也不俗气。草绿的确良裤子，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上衣，水红的确良衬衣的大翻领翻在外边，使得一张美丽的脸庞显得异常生动。

巧珍那漂亮的、充满热烈感情的生动脸庞，她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材，时刻都在他眼前晃动着。

巧珍来了，穿着那身他所喜爱的衣服：米黄色短袖上衣，深蓝的确良裤子。乌黑油亮的头发用花手帕在脑后扎成蓬松的一团，脸白嫩得像初春刚开放的梨花。[8]

可以看出，城市色彩的“洋气”是刘巧珍外表上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也是《人生》作者路遥所认可的女性美方向。

此后乡土小说的发展都是沿袭1980年代的书写方向，甚至可以说，时间越是往后推移，女性形象外表上的“洋”的色彩就越强烈，农村和乡土的气息就越弱。比如关仁山《九月还乡》所描绘的九月，从外表上已经完全看不出农村女孩的痕迹，而是与城市女性完全一样：

九月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苍白的脸，还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脸和眼睛很好看，真实而生动。看着看着，就被水浸湿成一片黑土地。印在平原上的脸不再苍白，变成红扑扑极鲜活的一张脸，分明是九月的秋风染就。[9]

2006年问世的周大新《湖光山色》，更明确地借助人物语言，表达了对具有“城里人”时尚外表的乡村姑娘的赞美：

开田笑笑，低了声说：我觉着你越来越会打扮了，比咱村里那些同龄的姑娘会穿衣裳，头发也收拾得好看，有点城里人的味道了。

你们这儿的水土真好，看看你的皮肤，细嫩得城里的女人都比不上，说实话，我真想找机会触摸一下！[10]

其次，精神上从传统到现代。

与外表美的健康质朴相一致，“十七年”乡土小说中的女性往往关联着勤劳善良等优秀的传统乡村道德品质。事实上，不少作品是将外表与精神结合在一起来展示的。如《队长的家事》：（乔玉霞）“她又能干，又泼辣。年轻时候，眼明齿亮，绣得一手好花，人们叫她一枝花。”（董其文）“身材壮实，粗眉大眼，脸色红得像火，嗓音粗得像锣，是个火气十足的年轻人。”[11]《新麦》：“她是个瘦姑娘。长着一双饱含热情的大眼睛。她的脸色稍许有点黑，可是黑得不难看，反而显得健康、潇洒。”[12]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塑造了著名的农村女性李双双，但作品对李双双的外貌描写并不细致，它只是通过丈夫喜旺的眼睛，展示李双双爱劳动、性格直爽等性格和品质。虽然作品特别提到李双双“美”，但是，她的美更体现在精神品质而不在于外表上：“他喜欢双双那个火辣辣的性子，喜欢她这些年变化得敢说敢笑的爽快劲儿。双双人长的漂亮，又做得一手好针线，干起活来快当利落。”[13]

同样，孙犁《铁木前传》对九儿的描写，也将勤劳和热情的精神品格作为描述的重点：

九儿今天穿得很单薄，上身只穿了一件蓝色夹袄，她把擦脸的毛巾绺起来，齐着脑门把头发捆住，就像绣像上孙悟空戴的戒箍一样。她的脸色是更显得明朗了，充满了工作之前的热情和虔诚，轻捷而又稳重地推动着风箱。[14]

但在进入1980年代后，乡土小说基本上不再表现和倡导女性勤劳善良、热爱集体等精神品格，而是着力展现她们对这种传统的背离和弃置。可以说，是否具有现代文明的品质及其向往，成为了女性最重要的精神品质，也是最核心的美的内涵。

路遥《人生》对刘巧珍的书写颇为典型。刘巧珍具有一个传统青年农民几乎所有的优点，外表美丽、性格温柔、勤劳贤惠……但是，作品对她更认可的，还是她对高加林身上所体现出的现代性品质的认可和追随——她冒着村人的压力，学会刷牙等现代行为，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比她身上那些传统乡村美德更为重要。事实上，高加林之所以抛弃她而选择黄亚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她过于传统、不够现代。当然，路遥在作品中对高加林的行为包含有谴责，对巧珍抱有同情，但是其认同现代精神的基本倾向是没有疑问的。作品对巧珍的感情有同情更是惋惜，对高加林是虽有道德谴责却更具精神认同。

同样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塑造的盘青青。她虽然长得很美丽，但在丈夫王木通的眼里，她只是一个精神和生活的双重奴仆。盘青青自己也没有对美的自觉，完全是传统女性观念的遵循者。在知识青年李幸福的感召下，盘青青开始了对现代生活的追求，也有了对美的自我意识。盘青青美的意识觉醒背后是现代意识在觉醒，这种现代意识使她从一个具有传统女性品德的女性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独立精神的女性。盘青青的人生方向，代表的是作品的价值方向，更是其日益走向现代化的审美方向。

1990年代市场经济实施以后，乡土小说中的女性精神转向更是明确。除了刘庆邦《鞋》、迟子建《亲亲土豆》、马金莲《长河》等个别作家作品依然在较为执著地表达传统女性的精神特征、并给予认可之外，绝大多数作家的女性审美观念是朝着现代性的方向前行。而且，时间的推移越是往后，这种倾向越是明显。

以贾平凹为例。他创作于1980年代中期的《浮躁》中的小水形象有着较多传统女性思想特征，作品也对她有较多的认可。但正如作品男主人公金狗对小水始终不愿意表达出爱的感情，而是反复沉沦于城市女性的诱惑之下，显然，作品对小水的认可并不彻底，而是蕴含着矛盾心态。《鸡窝洼人家》中的两个女性麦绒和烟峰，一个保留传统伦理，一个追求现代观念，作品也没有清晰表达价值判断，显然是在二者之间难以抉择。到1990年代后创作的《高老庄》《土门》《秦腔》等作品，传统的女性（包括外表和思想）都已经被严重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对现代女性美的追求与渴望。《高老庄》中的传统女性菊娃和现代女性西夏构成鲜明的对比，她们之间的差距不只是外表，更是整个的精神气质和思想行为；同样，《秦腔》中被作为美的典范的女主人公白雪不只是具有演员身份，更是完全的现代美体现，与传统乡村的美的品质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关系。

以“进城农民”为中心的乡土小说作品将女性精神与城市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得更为充分。这些来自乡村却在城市中谋生的女性，虽然普遍对乡村怀有或深或浅的感情，但都受到城市审美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在审美观念上，她们都在努力祛除掉自己的乡村特征，以混迹于城市女性中没有差别为目标。即使是在她们离开城市回到乡村之后，城市文明的影响依然深刻地存在，无法祛除。

关仁山《九月还乡》对回乡女性九月的描写细致展现了城市文化对她身心两方面的深刻影响。她虽然还是农民身份，但精神和外表都渗透了城市和现代的气息：“她身子消瘦，皮肤有些松弛。眉啦眼儿依旧透着媚气。她身子不板，腰肢柔软，在外面呆久了，连说话走路的姿势都活泛了，懈懈怠怠的样子很好看。九月头扎红头绳，一件淡淡蓝色的小背心，遮不住她鼓胀胀的胸脯。”[15]

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更深入心灵层面进行了细致表现。乡村青年女性李平，曾经在城里打工、接受过城市文化熏染。尽管由于在城市中受过伤害，她决定回归乡村发展，希望乡村的宁静能够给她心灵抚慰，帮助她平息伤痛：“她那样结婚，就是要告别浪漫，要跟乡村生活打成一片。”“我浪漫得大发了，被浪漫伤着了，结了婚，怎么都行，就是不想再浪漫了，现实对我很重要。”[16]然而，她已经很难做到这样。因为城市文化已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她。她不自觉地回归到城市的审美习惯上来，按照城市审美的标准来打扮和要求自己。于是，她回村后是这样的装扮：“空气凛冽得一哈气就能结冰，成子媳妇居然穿着一件单薄的大红婚纱，成子媳妇的脖子居然露着白白的颈窝。”在外人看来，“一点也没有乡村模样”“太洋气了”。到后来，进入乡村日常生活中，她也会下意识地被这种审美观念所影响：“穿了锈红色毛衣外套的成子媳妇，不管是在堂屋烧火，还是在院子里喂猪，或是到大田翻地，都希望有人看她。乍暖还寒，一件毛衣风一吹就透，可是越冷越能提醒着什么。”[17]城市，包括其审美观念，像一个摆脱不了的梦魇，深深潜藏在李平的心里，构成了她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

最后，女性特征上从纯洁到性感。

女性的性别特征是女性美不可忽略的方面。但是，在1980年代之前的乡土小说中，性别特征被严重遮蔽。如前所述，“十七年”女性形象审美的主流品质是健康和劳动，其女性性别特征自然会被弱化。一直被人们作为时代女性审美代表的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和《黑凤》中的黑凤，都表现出强壮、爽朗、劳动能力强的男性特征，是典型的非女性化，而具有一定传统女性特征的吴淑兰，则在前者的影响和改造下发生变化。

虽然并非每个女性形象都像张腊月和黑凤这样极端。比如在《山乡巨变》《铁木前传》等作品中，也存在有女性的柔情和烂漫。但总体来说，作家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很少去突出其女性身体特征，最多不过是突出其婉约和柔美等女性精神气质而已。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初。尽管大的潮流已经有所改变，但很多作家在塑造女性时，还是非常青睐这种以“纯净”为特征的女性特质。

如铁凝的《哦，香雪》对主人公香雪的描写：“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情感……”[18]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巧巧侧过脸去看她，只见她那双十分好看的眼睛里噙着泪，亮晶晶的。她发现巧巧在窥视着自己，忙扭过头去。月亮在水田里变成模糊的、破碎的了。”贾平凹《满月儿》：“我看见她又‘咯咯咯’地笑了。那满脸的泪珠儿全笑溅了，像荷花瓣上的露水珠儿一样。”

不过，对于1980年代后的乡土小说来说，这种淡化女性性别特点的书写已经很稀少了。书写的主流是彰显和突出女性的性别特征，展示其性感美的一面。这在“文革”刚刚结束的“伤痕文学”中就有所体现。

比如，古华《芙蓉镇》是这样描写女主人公胡玉音的：“黑眉大眼，面如满月，胸脯丰满，体态动情……镇粮站主任谷燕山打了个比方：‘芙蓉姐的肉色洁白细嫩得和她所卖的米豆腐一个样。’”[19]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对主人公荒妹的描述也凸显她的女性特征：“她脸上黄巴巴的气色已经褪去，露出红润而透着柔和的光泽；眉毛长得浓密起来；枯涩的眼睛也变得黑白分明，水汪汪的了。她感到胸脯发胀，肩背渐渐丰满，穿着姐姐那葵绿色的毛线衣，已经有点绷得难受了。”[20]

此后，作家们在这方面的描述更为突出和充分。作家们不只是努力凸显女性的性别特征，更赋予其较明确的性感乃至欲望色彩。

这是张炜《九月寓言》对乡村女孩的描绘：

肥简直羞于注视神奇的赶鹦：越长越高，身腰很细，又很丰满；眼睛黑亮灼人；唇沟深深，上唇微翘，像是随时都要接受亲吻。她嗓子尖甜，声音总绕着人打旋。

这个小村姑娘长得太美了，结实，光润，圆圆的臀部。[21]

贾平凹的《秦腔》和《乡下姑娘李美凤》同样如此：

那天穿的是白底碎兰花小袄，长长的黑颜色裤，裤腿儿挺宽，没有穿高跟鞋，是一双带着带儿的平底鞋，鞋面却是皮子做的，显得脚脖子那样的白。她从土塄下走过，我能看到她的脖子，她的胸脯和屁股上部微微收回去的后腰，我无法控制我了。[22]

她的手细细嫩嫩的，有些微红，又有些透明，连肉窝都非常显眼，这实在不像是一双劳动的手，李美凤有点不好意思。

她看见了自己圆润的肩膀，看见了自己鼓鼓的乳房，看见了自己光滑的腹部，她还提起了自己的脚看了看，脚是粗了点，但皮肤紧绷绷的，她忍不住撮了一下，放开来都好像有‘咚’的一声，弹性好极了。[23]

二

时代与个人的纠结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当代乡土小说女性美书写的背后，折射的是时代文化的变迁，以及时代审美观念的状貌。

以“十七年”乡土小说为例。这些作品中描写的“土气”和“精神美”等女性美特点，真实地折射出时代文化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乡土小说中美的内涵受到限制，就是什么人物适合美的描述，以及适合什么样的美的形象，都有了固定的模式。

比如普遍情况是：正面女性形象很少有细致的外貌描写，更不可能有婉约绚丽之美。这就像浩然《艳阳天》中萧长春所说：“我们不主张总是讲究打扮，也不反对打扮。话说回来，人美不美不在打扮，也不在外表，心眼好，劳动好，爱社会主义，穿戴再破烂，再朴素，也是最美的。”[24]其话语意思非常明确，打扮，及其密切联系的外表美，不应该成为正面人物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作品塑造女主人公焦淑红，虽然多处提到她“俊俏”，却很少细致的外貌美描写。开场的描写也相当简洁：“二十二岁的姑娘，长得十分俊俏，圆圆的脸蛋，弯细的眉毛，两只玻璃球似的大眼睛里，闪动着青春、热情的光芒。”[25]显然，这与她的政治身份——中心人物萧长春的未婚妻——有直接关系。

倒是那些在作品中不那么重要的人物，特别是一些所谓的“中间人物”、甚至略带负面色彩的人物，往往能够拥有较多的外貌描写，被赋予较多超出主流“健康美”和“劳动美”的色彩。如《艳阳天》中的孙桂英，其外貌就有很细致的美的描述：

细高个子，长瓜子脸，细皮嫩肉，弯弯的眉毛，两只单眼皮，稍微有一点儿斜睨的眼睛总是活泼地转动着；不笑不说话，一笑，腮帮子上立刻出现两个小小的酒窝；特别在她不高兴的时候，那弯眉一皱，小嘴一撅，越发惹人喜欢。[26]

同样，孙犁《铁木前传》也很充分地展示了小满儿的女性美：

她的新做的时兴的花袄，被风吹折起前襟，露出鲜红的里儿；她的肥大的像两口大钟似的棉裤脚，有节奏的相互摩擦着。她的绣花鞋，平整地在地下迈动，像留不下脚印似的那样轻松。

她那空着的一只手，扮演舞蹈似的前后摆动着，柔嫩得像粉面儿捏成。她的脸微微红涨，为了不显出气喘，她把两片红润的嘴唇紧闭着，把脖子里的纽扣儿也预先解开了。[27]

“十七年”之外的其他时期情况也大体一样。19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时代文化观念的深刻变革。从1980年代初期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到1990年代初《渴望》中的刘慧芳形象，女性美的外在和内在标准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更不用说女性妆容和服饰上从整齐划一到五彩斑斓乃至各种“奇装异服”。这期间乡村社会审美观念和特征上的点滴变化，都可以在乡土小说中事无巨细地展示出来。

文化精神层面上也一样。改革开放带来的对知识的尊重，对金钱财富的重视，以及19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来临，传统伦理崩溃导致的金钱文化主导，都清晰地投射在小说作品中。事实上，文学作品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本身也同时是时代精神的构成者和推动者。像贾平凹《腊月正月》、张炜《声音》、铁凝《哦，香雪》等作品，都是时代乡村改革的有力推动者，也构成了时代现代性追求的重要音符。而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女性美逐渐成为市场消费品，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美也难逃厄运。如人们曾指出过的，林白、陈染等女性主义写作被市场进行了“欲望化”改造，以及盛行一时的卫慧、棉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都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乡土小说女性美描写虽然与之存在程度上的差别，但想要拒绝时代潮流的影响，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

文学是作家的创造。也就是说，时代政治文化和审美观念对乡土小说女性美书写的影响，也要先通过影响作家的思想和精神，再进一步延伸到其作品中。

以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为滥觞的“十七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为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核心就是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评和改造，认为视牛粪为美的朴素农民文化和审美更有价值，要求知识分子向农民文化学习，进行自我蜕变和改造。在这一文化要求下，延安时期，周立波、丁玲等人就进行过自我检讨，表示对时代潮流的认可和追随，并创作出具有较强农民文化气息的《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名著。“十七年”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家在整体上也是遵循时代要求，对自己进行批评和改造，纷纷表示要克服“‘美丽’的个人幻想”，进入大众和现实，为时代和工农兵创作[28]。

在这种背景下，作家们的审美观念具有较强的农民文化色彩也就很自然了。如果说赵树理在1942年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对三仙姑注重个性形象、较多外表打扮品质的讽刺，还是比较突出的个例的话，那么，在“十七年”时期，这种情感立场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了。陆地在《美丽的南方》对村妇女主任的外貌描写就与《小二黑结婚》描述三仙姑如出一辙：

她，三十七八岁的人了，却做二十七八岁人的打扮。腰上缠着一条白净的带子，带子上还绣着星星点点的花边；眉毛修得又细又弯，脸上同没沾点灰尘的镜面似的，收拾得挺干净。[29]

孙谦《演戏的故事》也是将外表与人物品行密切联系在一起，将对外表的讲究视为品德上的缺憾：“贾得富的长相漂亮，衣着整洁，风度潇洒——浑身上下都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但是，不论是在村里，还是在学校里，贾得富都没有什么知心朋友……”[30]

当然，任何文学都不可能是简单的时代投影，一些作家具有更复杂丰富的思想艺术个性，他们的文学世界与时代之间，包括在作品内部，都存在着一定的复杂张力。所以，在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观念和表现中，还存在着一些与时代潮流不完全一致的内容。它们不一定那么鲜明和理直气壮，但也发出了自己的独特声音。

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是一个突出的典型。其形象的塑造、修改和褒贬态度都体现出这一点。在最初发表在《延河》杂志的版本与单行本版本之间，作家就对改霞形象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删去了初版本对其女性性别特征的凸显[31]。然而，尽管经历了修改，但在《创业史》第一部里，改霞形象，伴随着她具有现代气质的美丽外表，依然是作品中最具有艺术魅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显然，这代表着作者对这一形象的特殊喜爱，在这一人物身上包含着作家自己的审美观念：

但改霞白嫩的脸盘，那双扑闪扑闪会说话的大眼睛，总使生宝恋恋难忘。她的俊秀的小手，早先给他坚硬的手掌里，留下了柔软和温热的感觉，总是一再地使他回忆起他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一块的那些日子。[32]

但是，到了《创业史》的第二部，改霞基本上退出舞台，取而代之被作为女主人公塑造的是具有传统农民气质的刘淑良。通过与前面对改霞外貌描写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柳青女性审美观念的巨大变迁：

这回他看清楚了：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劳动妇女，前额宽阔的长方脸庞，浓眉大眼，显得精明能干。生宝再看她托在木炕沿上的两手和踏在脚地上的两脚，的确比一般只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要大。生宝看见她那手指头比较粗壮，心里就明白这是田地里劳动锻炼的结果。骨骼几乎同他一样高大，猛一看似乎有点消瘦，仔细看却是十分强壮。[33]

显然，改霞形象代表的是更多现代气息的审美特色，她是柳青个人精神世界的深层体现，而刘淑良形象则代表着农民文化色彩的审美观，呈现出时代观念的复制品特征。

还有一个作家同样值得关注，那就是浩然。前面已经分析过浩然《艳阳天》中女性美描写的缺失，“文革”时期问世的《金光大道》更是如此。但其实，浩然是一个并不缺乏审美能力的作家，对女性美的描述也很有功底。在他后期作品《苍生》和《山水情》等中都有对女性美较多、也很细致的描绘。特别是其晚年作品《浩然口述自传》，很多地方都细致地描摹了女性美。而且，其女性美能够将质朴和现代（“土”和“洋”）较好地结合，展现出较强的艺术魅力。比如以下描写：

我只能看到她小半边脸。那脸腮并不白，倒显着一种嫩嫩的健康的红润。披在脖根下的短发也不厚密，却墨黑墨黑的透着秀丽。一只轮廓分明的耳朵从发丛中露出，耳垂上的银环一闪一闪的。还能看到她嘴巴的一角，薄薄的嘴唇挂着一种嘲笑意味地撇着。

嘿，好一张俊俏的脸蛋！正面看比侧面看受端详，特别是那双不太大、杏核形的眼睛，如同闪光的珠子粒儿，十分的动人。

大襟儿、开气儿的白布小衫，宛如银星流动；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即使没有风吹，也要随着她的脚步一飘一飘的。弯腰采朵野花，插到头上，深受捋一颗草果实，叼在嘴唇上。寻食的山鸟被她惊动，飞飞落落。那情景那画面，那美妙身影的移动，实在让人赏心悦目。[34]

由此来看，《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的对女性美的忽略和政治化处理，即使不说是为政治写作，至少可以说是浩然才华的被遮蔽，其对美的感受和描摹能力没有全面充分地展示出来。

三

美的意义与缺憾

文学是人学，对于叙事类文学作品来说，人物形象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文学如何表现美，呈现什么样的审美观念，既是评价其品质高下的重要标准，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它所诞生时代的文化观念。

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塑造出了一些有个性、有深度的女性美形象，也有作家表现出自己鲜明的审美创造性。人物形象来说，孙犁塑造的小满儿、李准塑造的李双双，都是当代乡土小说中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前者在时代同类形象中显示出强烈异质性，也揭示了被掩盖的深层时代真实，特别是心灵世界的苦闷和追求，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后者则以乡村生活和文化的鲜活和质朴面貌见长，虽然在她身上也存在着较多政治先导的地方，但她的泼辣个性和强烈生活气息还是使她具有鲜明的个性美特征。

从作家层面来说，“十七年”文学中孙犁和周立波最为典型。他们都有对人物美较执着的坚持，努力将时代要求与自己的文学个性相结合，特别是将现代精神与传统乡村伦理相融合，在艺术上也充分借鉴西方文学的细腻心理描写与中国文学传统的淡雅简洁风格。特别是周立波，他充分尊重生活，主张还原时代环境中朴实、生动、带着泥土味的乡村女性美，因此其塑造的盛淑君等形象内涵也超出了时代观念的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的作家中，莫言的美学观最具个性。他不拘泥于现代伦理标准，充分借鉴和吸纳乡村民间文学传统，创造出具有原始野性色彩的女性美。其美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学主流观念有一定冲突，但却是来源于中国广袤乡村大地，带着乡村的粗野和蛮性，揭示了乡村世界为人所忽视和遮蔽的一面。它惨烈却真实，特异却深入，是时代审美观念中的特别者和突出者。也正因此，他塑造出了如戴凤莲（《红高粱》）、上官鲁氏（《丰乳肥臀》）、金菊（《愤怒的蒜薹》），眉娘（《檀香刑》）等具有独特个性的美学形象，为当代乡土小说女性美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以《丰乳肥臀》对上官鲁氏的描写为例。其展现的不是传统的女性美，而是呈现出某些怪异乃至“狰狞”色彩。这些描写，伴随着作品书写的上官鲁氏叛逆传统道德的大胆行为，引起了人们对其“母亲”身份的较大争议，却也塑造了中国当代文学形象系列中独特的“这一个”：

窗棂上镶着一块水银斑驳的破镜子，映出脸的侧面；被汗水濡湿的鬓发，细长的、黯淡无光的眼睛、高耸的白鼻梁、不停地抖动着的嘴唇枯燥的阔嘴。一缕潮漉漉的阳光透过窗棂，斜射在她的肚皮上。那上边暴露着弯弯曲曲的蓝色血管和一大片凹凸不平的白色花纹，显得狰狞而恐怖。[35]

但是，就当代乡土小说整体来说，女性美的呈现还是存在着较大不足。具体表现有以下两点：

其一，审美形态和形象内涵上的不足。也就是没有展示出真正自然本色的乡村女性美，没有塑造出具有真正乡村气息和鲜活生命的人物形象。

美是多元的。乡村女性的自然朴素美具有自己独特的美学品质，而且，乡村生活具有其深刻内涵，人物形象也有其丰富的独立特征。如果能够真实地反映时代生活和观念的面貌，让美丽的乡村女性形象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思想和美，完全可以构成乡土小说一种优秀的美学特征，形成一道靓丽风景。

但是，审视整个当代乡土小说，这样的形象却是非常之少。最突出的是人物形象大多都是承担时代观念的内涵，或者只是作家思想的体现，却普遍缺乏独立的精神个性，不具备独立的性格、思想和鲜活、自在的面貌特征。这就给我们造成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农民的思想是浅薄的，精神是单纯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农民也有自己的丰富的思想愿望和精神欲求。只是我们的文学没有将它们表现出来罢了。

在生活写实之外的浪漫型书写也是如此。文学不局限于写实，女性美的展现也一样，可以是不局限于现实的超越性或浪漫性书写，表达作家的理想和对生活的想象。当代乡土小说中，孙犁《铁木前传》中的小满儿、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张炜《九月寓言》中的赶鹦等，就具有一定的现代文化色彩和理想气息，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这样的超越性。但在当代文学史上，这样的形象数量很少，成功者更是少见。

当代乡土小说女性美的塑造总体成就不高，而且更值得指出的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就并不比“十七年”时期突出。甚至说，在个体人物美形象上，1980年代后还不一定比得上“十七年”时期。我们很难明确指出近年来哪个农村女性形象塑造得比小满儿、李双双、徐改霞等更成功。

其二，审美观念上的肤浅化和模式化。

文学美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创新，就是显示出个人对美的理解，蕴含着作家独立的思想意识和文化态度。但是，除了前面所提到的极少数作家，当代乡土小说作品多受时代观念的局限，停留在再现生活这个层面，没有表现出对生活和时代观念的超越和突破。美的观念也因此表现肤浅，并有模式化的局限。

在“十七年”时期，作家们多局限在时代政治观念下，遵循为现实服务的原则，其对美内涵的理解和表现都以现实要求为准则。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虽然作家们展示的女性美形态有了很大的丰富，但内涵却并没有大的深化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作家们的书写局限在欲望叙事的影响之下，朝着性感乃至性欲化的审美方向发展。这是商业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和制约，是文学对观念的另一种屈从。

这就使当代乡土小说很多人物美的书写存在着较突出的模式化缺点。比如男性视角的叙述模式就表现得很普遍。特别是近年来商业文化背景下对女性性征的有意凸显，就包含着强烈的男性中心视角。它看似与“十七年”时期对女性性征的淡化构成两个极端，但实质上却非常相似，都是从外在视角来看待女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女性性征的遮蔽和张扬都是一种对女性本质的异化，也具有很强的模式化特点。

与之相应，乡土小说作家们在对人物美的内涵方面却缺乏足够的探索。比如外表美与内在美的关系，比如究竟什么是人物的内在美，以及现代审美与传统乡村审美的关系和价值评判，西方审美观念与中国民族审美观念的纠葛，等等。这些具有历史性和哲理性的内容，与文学所应该关注的人性内涵和历史文化内涵都有深刻的关联，应该成为作家们人物审美书写的重要内容。但是，既有文学作品对人物美的书写，却基本上局限在外表，最多涉及到思想观念（传统与现代）和基本的行为模式（是否文明），却很少进入到美的范畴之中进行探索和思考，也因此看不到美的哲学之光在文学中得到闪现，也没有作家塑造出像俄罗斯文学中的娜塔莎（《战争与和平》）、达吉雅娜（《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蕴含民族精神气质的女性形象。

其三，艺术表现上的简单化。

当代乡土小说在人物美的展现方面并非没有自己的特点和贡献。典型如“十七年”时期丰富的乡村生活和人物写实，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学对乡村生活的表现范围，其中也包括对乡村女性美的展现。但是，如前所述，相比于对生活场景的描述，其对人物美的描述明显薄弱很多。这与时代对“美”的理解有直接关系，但客观上却构成了对文学表达高度的制约。

此外，结合整个当代文学史看，对女性美表现的方法都不够丰富。包括改革开放后的最近几十年，虽然相比“十七年”时期要丰富了很多，但作家的个性化特征并不突出，对文学史的拓展也很有限。以对女性内心世界描画为例，作家们的艺术表现相对单一，缺乏将中国传统文学含蓄美、诗化美进行融合的特点。所以，在近年来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到像废名《竹林的故事》对三姑娘、沈从文《边城》那样对翠翠细腻复杂心理的描摹，也因此难以塑造出像翠翠和三姑娘那样强烈个性化的人物形象。

我们试引废名和沈从文对少女外貌的描写，其含蓄隽永之美在当代乡土小说作品中很少能够看到：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36]（《边城》）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新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式，不过这也不能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37]（《竹林的故事》）

当代乡土小说女性美观念和形象塑造背后显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讨论。文学无法要求时代，但对自身的批判性反思却非常必要。更重要的是，女性美背后折射出当代乡土小说的缺憾，不只是存在于过去，而是依然存在于现实。甚至，在当前乡村文化日益崩溃、社会逐渐解体的背景下，这些缺憾表现得更为普遍和严重。它对乡土小说创作的危害是持续性，也是亟待解决的。具体说，以下两方面问题是最主要的：

其一是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当代乡土小说之所以塑造不出真正鲜活而具有深刻内涵的女性美形象，最重要的原因是作家缺乏深入的乡村生活，特别是有俯视乡村和农民的习惯性姿态。前面说过在乡村美真实、鲜活的展示方面，近年文学还不如“十七年”。这一状况与“十七年”时期乡土作家普遍拥有深厚的乡村生活积累有直接关系，反映出乡土作家与现实乡村之间日益遥远的距离。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就是思想的独立、坚韧，而不是矛盾、犹豫。作家没有形成独立的审美观念，与作家的生活积累和审美素养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作家缺乏稳定、深入的思想意识，对当前乡村社会的问题缺乏理性而深刻的认识，而是存在内在的困惑和矛盾。因为对乡村美的认识问题深刻关联着对乡村文化、乡村伦理的认识问题，也关联着如何看待乡村文化的变迁问题。只有拥有了独立的坚持和稳定的文化立场，作家才可能形成坚定的文化立场，才能孕育出独立的审美观念，呈现出个人化的审美形态。

时代始终在变化和发展中。今天中国乡村的变化比较以往更大也更快。但不管怎样，女性美都始终是文学艺术不可或缺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乡土小说审美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如果乡土小说缺少了女性之美，失去了生动而个性化的女性形象，绝对是乡土小说审美的巨大缺憾，也会对乡土小说的美学特征构成严重损害。我们期待乡土小说创造出当代的翠翠（沈从文《边城》）和翠姨（萧红《小城三月》），中国的苔丝（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和凯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只有拥有丰富多彩的乡村自然美和人物美，乡土小说的价值才不会随着乡村社会的转型而消失，而是可以始终保有其独特价值和魅力。

注释

[1]赵树理：《卖烟叶》，原载《人民文学》1964年第1期、第3期，见《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

[2][29]陆地：《美丽的南方》，广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77页。

[3]孙谦：《伤疤的故事》，《孙谦文集》（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1页。

[4]孙谦：《拾谷穗的女人》，《孙谦文集》（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0页。

[5][6]周立波：《山乡巨变》，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6页、321页、313页。

[7]郑义：《老井》，中原农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页、119页。

[8]路遥：《人生》，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48页、74页。

[9][15]关仁山：《九月还乡》，见郑电波编《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第25卷），中原农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页、6页、7页、27页。

[10[周大新：《湖光山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5页。

[11]孙谦：《队长的家事》，《孙谦文集》（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1页、2206页。

[12]孙谦：《新麦》，《孙谦文集》（第4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