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新作《人间世笔记》

　　摘要

　　本文通过对《人间世笔记》的细读，在作家创作脉络的背景下指出其创作新变，即样式更为多样，且更倾向于短制。作品同时借鉴了传统笔记小说的创作资源，传达了作家充满现代感的艺术观、人生观和历史观，包括对秩序感的追求、对人的生存和尊严的重视、对蓬勃生命力的讴歌，以及对理解历史的坚定信念，并积极实践对历史的深刻观照。

　　关键词　　蒋子龙 《人间世笔记》 短小说 历史观

　　蒋子龙这个名字已经同时代叠印在了一起，其影响已经大大超出文学领域。不过每当他有新作问世，又重新昭示着世人，蒋子龙仍然是那个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文学界的正典作家。《人间世笔记》不再以恢弘的制作示人，不过细读之后，很难不再次受到艺术和思想的双重震撼。正如有的关注者所见：“他的写作力道一如既往，激情并未衰减，血性依然激荡，同时，作品融入了更多的入木三分的观察和思考，更多的境界深远的悲悯与感叹。”1

写作方式的变化

　　蒋子龙以往的创作，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既有对以往写作模式的继承，又有自己立足新时期的发挥。能够成为新时期以来的典范文本，与其典正的叙事方式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蒋子龙相应地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创作，气势宏伟，节奏紧迫，笔触粗犷，充满着溢于言表的激情和切中要义的哲理。”2或者开宗明义直接指出：“悲壮美是蒋子龙小说人物所秉赋的一种重要的审美特征。”3然而当这类标签成为蒋子龙研究最基本的概括时，作家又一次表现出挑战的姿态。

　　《人间世笔记》全书分为四辑，体裁类型应该是分类的标准之一，分别集中了作者晚近创作的短小说、散文、短篇小说以及随感。从篇幅上就能感到与作家擅长的长篇巨制有了明显差异，更追逐于灵光的闪现。第一辑17篇短小说和第四辑的随感缀编，在形式上让读者嗅到浓郁的传统笔记小说的味道，精致典雅又妙语连珠，尤其最后的“碎思万端”似乎恢复了历史上的清谈传统，评点世间纷繁人事，坐而论道的人生境界呼之欲出。这种改变，与作家的生命历程若合一契。经历得多了，渐渐远离了年轻时的热血、亢奋和勇武，不再事事冲到前线，或者风吹草动便难以抑制内心躁动，虽然依旧充沛着雄浑厚重之气。《人间世笔记》呈现的作家形象，是一位胸有成竹、运筹帷幄的智者。这当然是作家在创作上寻求的新变，同样也是言为心声的自然而然的人文合一。

　　能够实现这种效果的保障之一，是作家基本选取了时空较远的书写对象，拉开了距离感。第一辑历史题材或者关涉到历史的大约占据了八成多，仅有三篇的故事时间较为模糊。历史题材自不待言，写当下的作品也是从容不迫。《幸福里》耐心体察着老年人的内心，以乐观和宽和的心态写内心焦虑，表面上是一个“难沟通”的故事，但却不是先锋小说写法，而是在叙事结束后达成了“沟通”的效果。《铁笔神探》着眼于迷恋侦探小说的刑警队长张道义，却没有紧张刺激的桥段，而是陷入了人情纠葛和世间俗务，于是转向养龟和文学，通过大量阅读和写作实践，走出了低谷。体现出了作者退后一步看人生的达观，对舍与得的相对性的照亮，不急功近利的人生况味缓缓流露。《名医》用类似的语调写了一个现代传奇故事，同样没有故弄玄虚和眉飞色舞，主要用力在一地鸡毛的现世背景。世事弄人，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却没有颓唐萧索，而是直面人间。世俗令传奇庸俗化，背后体现出作者的不平则鸣，对精神性的追求。《印度洋暗夜》则是一部新鲜的、现代的海洋小说，充溢着对干练果决性格的赞美。

　　能够做到洒脱超然，与作者对言论忌讳的克服也有关系。《名医》在言辞之间对社会百态的讽刺显而易见，包括等级制、潜规则、道德滑坡等现象。在《文怀沙与林北丽》一文中，作家回顾了两位世纪老人在重大历史变动下令人感慨万千的情谊，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历史题材散文的建构，更能看到作家本人的内心。由于文学史的惯常写法，蒋子龙小说因为与时代的紧密关联，与之前现实主义的关联，以及同后来先锋小说、新写实、新历史等流派的显著差别，特别是“改革先锋”荣誉加身，会自然给人以“主流文学作家”的印象。诚然，蒋子龙是一个帮助我们重审“文学与政治”这一重要议题的典型作家，不过他并非简单的“服务”“表现”这样单向度的实践。

　　《三年一梦》或许不是全书技巧性最好的一篇作品，但却是深刻理解蒋子龙及改革开放前后历史的重要篇章。作为一篇小传性质的散文，作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选取代表性事件。当然作家似乎没有想单纯写成写人记事的散文，因为加入了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这就决定了全篇是通过“我”的眼睛观看并记录，不可避免带入了很多主观情绪和主体思维，如此便不仅能够帮助读者洄游历史长河，更能洞察作家本人内心。文章讲述的历史并不轻松，不过作者用轻松诙谐的方式讲出来，就有了一丝从容与宽和。笑看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同时展示了工人群体面对不合理现象时的自我调适能力。从中可见，蒋子龙在新时期走了一条与“伤痕”“反思”不同的路，乃是缘于其自身经验和体会，不控诉，不是刻意闪躲，而是延续当时的群体性自我调节行为，用生活再造完整的“人”。他是发自内心认同改革开放和新时期，因此也就没有必要再扭过头去进行群体的自我二次伤害。反省的任务留待后来，也就是《人间世笔记》这本书中的创作。事实证明，蒋子龙的这种安排符合民族情感，也顺应历史发展。可以说，《人间世笔记》的完成，提供了我们更深切理解蒋子龙这位当代中国重要记录者的必要环节，丰富了我们对这位作家、整体文学史以及近50年当代中国史的认知。

　　从这一类散文中，可见一个重视政治与历史的作家，他的态度是不回避、不逃遁、不卑不亢、不畏惧特别是不设限，承认其重要性，但并不拘泥于某种特定思维模式，而是在重大事件、重大题材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也许在今天看来，文学史中的蒋子龙并不那么“时尚”，但当我们回望20世纪中国革命及其实践，就会越发感到王蒙、蒋子龙这样贴合着中国历史发展，且有自己独立文学旨趣的作家，对理解历史、社会、文化发展脉络的重要意义。可以说，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不断深入，蒋子龙的典型价值就越会得到彰显，由此推动对当代中国的深刻理解。

新颖的短小说创作

　　新作呈现的诸多变化中，短小说的大量创作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一点，且被放置在全书第一辑。虽然此前他对长中短篇小说均有涉猎，但读者更多记住的是其新时期开端时刻的系列中短篇和后来的长篇。《人间世笔记》对短小说这一艺术样式的拓展，不但丰富了对作家本人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史的发展变迁。

　　长久以来文学史书写拘于一格，且并未特意突出时代迁徙与体裁之间的互动，比如1950、1960年代的短篇小说、新时期的中篇小说以及1990年代以后的“小长篇”和长篇小说，乃至于“长河小说”、多卷本。短小说在其中更居边缘，甚至连称谓也没有约定俗成，“微型小说”“小小说”是另外两个常用名。曾有研究者梳理过其难见于常见文学史的端倪：“1958年初，我们还觉得大多数的短篇小说写得太长，可是以后这种情形迅速改变起来。以‘小小说’的名称经常出现于各种报刊上的二千字左右的作品，放射了惊人的光芒。这些‘小小说’的作者绝大部分处于业余作者(包括工人和农民)之手。这是一股新生力量。”4后来这股势头有增无减，越发多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园地百花竞开，争奇斗艳。在小说领域内，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中篇小说大放异彩，兴旺、繁荣，令人美不胜收。二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微型小说勃兴，五年来发展活跃，蔚为大观，人们对其产生一种特殊的兴趣……五年来，微型小说以其创作之活跃，内容之新鲜，形式之丰富，手法之多变，质量之提高，理论之深入，刊物之猛增，征文之广泛等等，从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一九八四年，全国经常发表微型小说的报纸、刊物有四百余家，还有专门刊登微型作品的刊物两家。全年共发表微型小说达七千篇左右(预计今年要突破万篇)，出现了一批思想和艺术都相当优秀的作品。已经出版微型小说的选本、作品评讲集近十种，不少选本一版再版，国外也有了我国微型小说的选本。”5由此可见，蒋子龙一直生长在一个短小说创作颇有气象的环境中，甚至可以大胆设想，在《人间世笔记》之前他便有过短小说创作实践，才能一出手就有如此气魄。

　　短小说通常与“笑”的运用相关联，二者共同点相叠加能够在尺寸之间强化艺术效果。俄国民俗学家普罗普研究认为：“笑是由于突然发现某种掩盖着的缺陷而引起的。”因为笑具有爆发性，“幽默最忌冗长”，体现出的是简洁的力量，重复则会削弱小的力量。即使是《堂吉诃德》这样的长篇巨著，也是零散的组合6。在康德看来笑是“一种情感，它来自紧张的预期突然转变为乌有”7。篇幅不宜过长，也是最大程度发挥“笑”的艺术与社会效果的必然选择。

　　总体而言蒋子龙在小说里的“笑”并不是泼墨挥毫一般放纵，大多较为节制，基本是在结尾处作为点题的升华，或者文中灵光乍现似的一闪而过，令作品显得精致干练。《幸福里》“老马捡破烂，还捡了个老伴”，让一个严肃的社会话题变得温暖，由此搭建了理解体谅的桥梁。《醉马列》充分展现了短小说的精妙，通过前半舒缓后半局促的节奏，表现时代背景下人的突变，更能深刻认识时代的突变。《文人的富豪梦》结尾用不尽孝之人的口吻说：“我没有王春那么多钱，没法孝顺!”段子似的尾声看似结尾，又好像没结尾，看似与情节相关，细想又无关，却引发出了关于社会现状的诸多漫想，显得意味深长。《雨夜南瓜地》对传统“师道尊严”模式的反写，在欢乐背后折射出关于时代的忧患。《王爷求画》写了特殊年代中人们对旧时代“王爷”的颇具错位感的尊敬，如实反映了历史的复杂内面。正是这些笑意的铺排，让蒋子龙的短小说有了非常好的读者接受度，并由此传达出作者对人生、人世、历史的艺术化的多层次思考。此外，那些坚硬的历史年代也变得亲切可触，不再陌生而冷峻。

　　作家并没有将透露了他人生智慧的“笑”局限于小说中，写作散文也是轻松诙谐。《地书》通过自我后退半步，承认寡闻而短暂自我滑稽化，引发对方老工程师前进一步的主动调侃，展示了作家对生活的热爱，也呼应了回忆过去时对历史的包容。《美女的宿命》笑谈世间荒诞，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讲了很多小故事，与其短小说不同的是，笑的运用主要是在故事之外的品评中，而非故事里。《老警察》则更像体裁边界上的作品，既有短小说的风貌，又有散文的观感，寥寥数语写活了一座城市。《老而妖》则通过一正一反的大段对话，让原本以为理所应当的“对方辩友”显露出滑稽相，更接近散文，但也未必不可视为大胆试验的短小说。在最后的“碎思万端”中，比短小说更小的思想或故事片段本身包含了笔记小说的色彩，也笑得更为直接和随性。大抵可以认为，整部《人间世笔记》其实是作家运用并挑战自己的创作经验，在短小说、散文、短篇小说之间闪转腾挪，其中不变的，正是笑的历史观和人生观。

历史与现实的衔接

　　蒋子龙以往的作品大多以处理当下题材而名世，产生重要文学史乃至社会影响的大多属于此类。当其小说成为并且推动了历史的同时，他的历史读解和再现能力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人间世笔记》在这方面作得依然出色。

　　在记录历史方面，短小说往往从截面切入，将一些关键场面或时刻逼真呈现。比如《老神仙和小神仙》对韩羽和贾大山的描述，让二人的文人性格跃然纸上;《收税员》简洁明了展现了社会转型期特定职业的生存状况，寥寥数笔便有史家风范;《晦气是什么“气”》则保留了一段珍贵的地方文学史料，当然这样可以当作文学回忆录的篇目不止一个。这方面散文有其独特的体裁优势，如《钟馗——裴艳玲》，看似一篇包含着艺术评论的记人散文，其实寄托了作家更多的历史之思。因为扮演的是钟馗，所以有人入鬼蜮之感，但即使如此尚能感受到温情，相比之下人世当时的历史，就被映衬得毫无温情。这是一种双重的倒置，形成了残酷与仁善的强烈对比。当然其中的艺术评论部分也传达出作家的艺术观，即艺术需要共情，包括内容、思想和体验等方面，其艺术追求则是壮美、深厚的底蕴以及艺术表达的爆发力。这样，该文也就从表层的听戏过渡到了寻觅知音的内里。

　　更多的作品是对历史进行加工，以艺术品的模样呈现。《薛傻子》写1958年的大食堂故事，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的薛傻子在口粮最短缺的时期收留了让村里发愁的“疯女人”洪芳，靠自己提前私藏的粮食救活了一家五口，并且还让洪芳变回“正常”。与一般裁截片段的短小说写法不同，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体现了蒋子龙在这一体裁创作手法的多样。其中蕴含着一个“傻子”的辩证法，通过守拙抱朴和民间性实现了生活的稳定，用一个“疯人变正常”的故事改写了传统小说模式。从中可见蒋子龙的两个基本意向，即对稳定秩序感的追寻和对生命的尊重，这两点在《人间世笔记》中反复出现。《雨夜南瓜地》故事发生在1960年，同样是因为基本生存权受到威胁导致人格尊严、身份、道德、秩序和信念信仰全都不复存在，仅有五六百字的篇幅内人物从求生转向求死，写出了一部荒诞的时代悲剧。同一年代背景的《饿》是一副残酷现实主义的面孔，丈夫外逃后杨二芬用药毒死自己和儿子，于金桂因为担心女儿已经饿至呆木恐怕不会烧锅，放弃了用自己的肉延续后代生命的想法，采取牺牲大女儿以救另外两个女儿的途径，却被工作队以杀人为名枪毙，结尾是两只食腐疯狗逼近尸体。作家用咬牙切齿的讽刺控诉丧失秩序的时代之恶，描绘人不像人的人间地狱场景，蕴含着自噬与“吃人”的隐喻。与此相对应的，是《绅士》写的1999年地震中临危不乱、不失仪态的刘琼，正是在歌颂秩序感、人文精神以及人的尊严。

　　刘芳坤分析劳马小说时引用《史记·滑稽列传》中的“谈言微中”，认为其小说是一种独特的体式：“劳马提供了太史公所谓的‘谈言’，你完全可以跟随着他的笔触，进入天道恢恢的一种大境界。”8恰好说出了短小说这一体裁的局限及其优势，即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内传达尽可能多的理念，就需要作者充分调动读者发散思维的能力。《蛇安》就是这样一篇饶有意味的作品，蛇年春节闻达非题写了“蛇安”二字，被前来拜年的易学专家、文史馆馆员且妻弟廖昌明看到，认为是不祥之兆，劝说前者更换。闻达非不以为然，直到大年初五妻子病情加重抢救失败，才追悔不已。小说没有明确具体年份，也几乎没有暗示，农历对应生肖蛇的年份有1965、1977、1989、2001、2013等，但综合贴春联、买字画等细节看很有可能写的是1977，加之出现了“牛鬼蛇神”一词，这样就令作品富含了很深意蕴，书写了特殊年代过后群体性的民族创伤与“民间”的复苏。另外，小说最后出现的主角因为情人用妖术害死原配的传言，又在这最后数字之间蒙上了志异的色彩。

　　传统的笔记小说，主要分为志人和志怪两大类，《人间世笔记》都有所呼应借鉴。《狓子客》同样写1960年的饥荒，写了传说中的动物狓子，并且会说人话，获得人的认可(“像人”)便可成精。所谓“狓子客”就是民间作法除妖的人，类似于野闻杂史中的道士，最终降服了吓死过人的狓子。里面包含了民间传统的语言崇拜和道德化倾向，也包含了对他者认同的渴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用怪诞之事写异样历史传达出的寻求秩序感、反对极端的历史观。《道爷》写1958年“大跃进”前夕，燕山深处的奇异自然，和一位云游道士阻止乡民砍伐植物的行为，奇谈怪论尽皆应验。当运动来临，个人之力难以挡车，便消失于山林。小说虽然用了志异的外壳，却有着强烈的现世精神，有对包括社会和自然在内的整体秩序感的看重，以及对失序的深深失望。《树精》如同续篇，只不过时间变成了全面市场化的阶段。

　　志异营造出的神秘感，甚至溢出了小说，在第四辑的随感中也多次出现对自然力量的敬畏顶礼，似乎作家想要做的不仅仅是描述、重现，而是重建神秘感。或许这是出于对民间文化丰富性的尊重与向往，以及伴随的宽广浩达的人生境界，当然不可忽视的是作为一种历史认知的艺术方法，即将“未知”和“已知”融合起来的技巧。此外，神秘感中透露出的对生命力的尊崇也可见一斑。《白霞与莫里斯》《桃花水》《死刑犯》等作中体现的热爱生命、崇尚勃勃生命力、追求生机、关注生命与生活、重感情，表明作家是一个积极主动乐观的历史虚无论反对者。

　　通读《人间世笔记》，会发现蒋子龙在纵横各种体裁之间的旺盛的创造力中，始终不变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认真严肃的思考，以及对人的关怀和对秩序感、人性、人文的追求。通过这部新作，不但能重新发现一个丰富的作家和一部更为全面的文学史，更重要的是近距离观摩一种接洽历史的意愿和能力，这一点无论对于青年作家或是青年读者，都是一件非常重要且有启发的事情。

　　注释

　　1 黄桂元：《蒋子龙的“文学频道”》，《文艺报》2021年9月24日。

　　2 金梅：《试论蒋子龙的小说艺术》，《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3 张啸虎：《燕赵悲歌 发为雄声——蒋子龙小说人物的悲壮美》，《文艺理论与批评》1987年第2期。

　　4 茅盾：《一鸣惊人的小小说》，《微型小说艺术初探》，许世杰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6页。

　　5韦啸：《崛起兴旺 勃勃生机——微型小说五年》，《微型小说艺术初探》，许世杰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267页。

　　6 [俄]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杜书瀛、理然译，刘保瑞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79、180页。

　　7 [英]詹姆斯·萨利：《笑的研究——笑的形式、起因、发展和价值》，肖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109页。

　　8 刘芳坤：《谈言与狂欢》(代序)，《无语的荣耀》，劳马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6页。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