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网络文学理论观察

04  网络文学研究资源的再开拓

　　一是“后人类”状况下科幻叙事的研究。由技术仿真、人工智能对人身体改造为代表的“赛博格”所引发的“后人类”状况日渐为亚文化跃入主流文化形态做了技术上的铺垫。特别是在科幻作品中已经为人类提前描述了那种巅峰快感，它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性的基本趋向。王峰在《后人类状况与文学理论新变》中提出了科幻叙事对当下社会伦理观念带来新的内容，并且与当前技术发展和社会文化观念结合为新整体，并形成特殊的伦理形态。他认为：“世界观念的转变将彻底给文学理论带来新的变化。我们会看到，在后人类状况中，人们关心文学的方式必将跟人类中心主义时代完全不同：他们会关心游戏，关心各种身体介入方式，关心一系列新书写和新影像，关心新的身体体验，比如，他们会以虚拟现实为文学和影像的基本载体，并以赛博格的形态加入文学实践之中，这时，文学真正是一种交互式的书写实践。”[26]因此，必须调整文化考察坐标，转换概念系统，按照转换后的新的方式去观照我们面对的后人类文化状况，同时以此反思此前的文化状况，寻找历史脉络，发现新的历史逻辑。

　　二是数字人文范式对网络文学研究增益的探索。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文明已经成功取代了传统的印刷文明，因此，整个文学生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艺术生产包括网络文学生产与互联网是重叠并置的。研究者认为网络文学是最早进入数字人文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以数字为基因的互联网生产，传播系统就没有网络文学。因此，数字人文自身就包含着网络文学，或者说网络文学是数字人文的先行者之一。

　　2020年数字人文与新文科概念开始应用于网络文学研究之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刊发了李强的《作为数字人文思维的“网文算法”——以“明穿”小说为例》和高寒凝的《网络文学研究中的数字人文视野——以晋江文学城积分榜单及“清穿文”为例》两篇文章。李强认为：“整体而言，目前网络文学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算法’，以可写性的‘设定’为基础，以‘超文本’的类型演进为脉络，以‘数据库’为具体生产、传播和阅读方式。这实际上对应着网络小说文本诞生的三个层次：‘设定’是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形成的，是网络小说最坚实的基底，可承托各种类型;‘超文本’是相对长时段内由集体协作的产物，对应着不同‘类’的集体欲望，指向小说类型或类型内部较大的‘潮流’;‘数据库’则是相对灵活的，具体落实到个人创作和网站传播过程中。”[27]作为媒介技术变革的产物，“算法”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性也包含在技术逻辑中。

　　高寒凝以晋江文学城颁布于2005年3月2日(正是“清穿文”最为流行的时期)的一版积分计算公式为例：全文点击数/章节数×Ln(全文字数)×平均打分+Ln(书评字数)×书评打分之和+精华书评特别加分。通过积分排序筛选出的作品，通常都是同时期最优秀、最受欢迎的，而有幸登上榜单页面，显然也会为它们带来更多实体出版和影视改编的机会。高寒凝指出：“上述一系列事实，集中体现了数字媒介和数字技术对传统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文学的生产机制的深度重构。归根结底，这种依靠积分算法评判作品优劣、筛选人气作品的机制，无论创造它的人是否有此自觉，但本质上都是数字人文思维的产物。同理，当这种数据化的、新媒体运营的理念开始与文学的创作、接受和传播等各个环节紧密缠绕，直面这一新兴文化现象的网络文学研究者，只要曾经直接深入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内部，那么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他其实已经在进行着某种数字人文式的研究了。”[28]

　　廖声武、谈海亮从计算主义为底层逻辑构建的理念出发，认为网络文学从生成的那一刻便具备数据化生产特征。其中，“在数据化生产模式下，因为数据的体量过于庞大，以及云计算、云存储所需要的巨额技术成本，个人用户无力承担建构数据化生产模式的成本，文学网站成为网络文学写作、传播、阅读和互动的平台，扮演着生产空间和生产资料的角色，并记录、存储和运营网络文学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所有数据，成为数据库的掌握者、文学生产模式的主导者，以计算主义为理念的数据化生产模式悄然重塑了文学的生产关系”[29]。同时，以数据化为实践路径的各种技术手段，正在深层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全新网络文学生态。计算主义技术手段将不仅成为网络文学生产、阅读和评价的智能助手，还将生成与人类并行的文学创作新主体、新文本形式与新审美体验。

　　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助教朱丛迁向第六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提交的会议论文《幻想元素在中西文学中的创意运用——通过〈天龙八部〉和〈冰与火之歌〉的文本比较与数据分析进行论》，通过数据对比的方式，分析两位作家如何成功地使用幻想元素，构建各自的架空叙事空间。朱丛迁认为，科幻文学和奇幻文学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克服这种不足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量化分析弥补、强化幻想文学的理论，在中西幻想文学的比较中得出可靠的结论。显然，数字人文介入网络文学研究目前进入尝试阶段，未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更需要将方法论上升为理论自觉，为建立符合网络文学研究规律的数字人文科学的理论建构做实践上的准备。

　　三是重视网生批评对新媒介文论中国话语建构的积极意义。网络文学诞生在中国，从一诞生就具有中国血统，需要立足中国语境和现实经验构建中国网络文学理论。首先，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立场。黎杨全认为：“在新媒介文论中国话语的建构中，应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作为考察问题的基本视域。在新媒介场域中，资本、媒体、权力、技术的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出，并形成了复杂的嵌套关系，它们甚至也突入了学术场域，这是人文研究未曾遭遇的困境，研究者应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立场。”[30]“在新媒介文艺的运行机制中，草根批评与群体讨论取代了传统的专家成为批评主体，他们由数量庞大的作者、编辑与读者构成。从‘龙的天空’、豆瓣、知乎等网站来看，草根批评与创作、阅读形成了密切的连带关系，并积累了较高水平的土著理论，流传着各种网文回忆录，也就是说，他们也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草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30]也就是说，建构新媒介文论的中国话语的前提首先要摆脱理论预设，“回到事物本身”，立足于中国网络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独特性，梳理网络文学的中国经验。这或许也是突破网络文学研究困境与当代文论危机较为现实的选择。其次，引导“网生批评”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程海威、欧阳友权指出：“‘网生文学批评’以技术赋权带动文学批评主体转换，以脱冕言说替代传统批评的严肃论述，以网络审判重塑在线批评价值标准，在颠覆中分享了批评话语权。这种‘人民的’、大众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促进了草根批评与精英批评间的竞争互动，推动了小众性、个性化批评的兴起与多元化审美取向的共生发展。网生文学批评彰显了文学批评的真我立场、间性对话与锐利表达，促使文学批评向形而下评说、重经验判断、审美体验优先的方向转变。”[31]作者主张重建网络时代的批评秩序，应引导网生“新民间批评”融入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不断走向规范化、健康化。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