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网络文学理论观察

　　2020年度网络文学理论建设趋于对网络文学内部肌理与外部机制相结合的整体观照，重在探讨网络文学如何与社会需求融合以及对研究方法的探索等问题，其中既有基于20多年中国网络文学研究史料的建设，也有对我国网络文学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与开拓。核心在于立足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现状，特别是对媒介变革背景下新文科建设趋势的积极呼应，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一如既往地稳步推进。

01   网络文学本质研究再深入

　　网络文学的本质研究不仅要回答网络文学是什么，还要明晰其价值主体及优秀网络文学的相关特性。

　　一是“人民性”作为价值主体。白烨认为，写作的问题、技术的问题都是表面现象，根本问题在于观念，也就是说，对于网络文学的认识，不能只盯住“网络”，或者只盯住“文学”，还要想到无论是“网络”还是“文学”，其立足点与出发点都在于“人民”这个根本。“今后网络文学的要务显然就要进一步解决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好不好’的问题。在这方面，依然要以‘为人民’作为基本的坐标来衡量自我和要求自己，这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1]周志雄认为，优秀的网络文学作者一定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开阔的文学视野，热爱人民、热爱时代、热爱生活，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从文学的创作规律来看，“优秀网络小说与一般网络小说的区别在于，作品意蕴、格调的高下，题材、故事的创新性与时代性，故事内在逻辑的合理性，人情事理的练达，细节、场景、对话描写的精彩程度，人物形象的独特性，语言的美感等方面的差异。优秀网络小说既让读者看得爽，又让读者在阅读中有所领悟，有感动，获得精神的提升，获得审美的享受”[2]。

　　二是媒介变革主导下的网络文学发展动因的再反思与再认识。由于网络文学受到媒介、技术以及互联网生态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较大，目前有人还对什么是网络文学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误。邵燕君在《以媒介变革为契机的“爱欲生产力”的解放——对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动因的再认识》中将网络文学定义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新消遣文学。她认为：“根据网络媒介的特点，发现其‘自由享受’和‘自由创作’的积极面向，将人从严肃文学/消遣文学这一等级秩序的延迟压抑中解放出来，同时与消费主义主导下的消费文学做区分。”“作为一种新消遣文学，商业性是网络文学的内在属性。”“需要强调的是，与爱欲劳动相关的商业性必须依托粉丝经济。只有粉丝经济，才能免除文学商业性的‘原罪感’，也能将‘精英文学’依靠的‘以输为赢’的‘颠倒的经济原则’再颠倒过来。”[3]这亦是她的一贯主张：在理想的网络空间，文学可以按照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分成两大类。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登录”不同的文学空间，自觉遵循不同空间的文学原则。遵循快乐原则的“爽文”也可以有情怀有教益，也能出精品出经典，“爽文”以消遣为第一目的，快乐原则是这一世界的基本设定。

　　三是在文学传统中寻求阐释资源。网络文学是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新变。周志雄认为：“网络文学在作品的文化意蕴、虚拟世界的想象力、人物形象的精气神、作品的类型风格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中华文化立场和审美风范。那些优秀网络作家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将中华文化的精髓融于精彩的故事中，以艺术的方式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4]房伟认为：“网络文学以网生性激活文学的基本属性，好的网络文学作品散发着醇厚深沉的传统文化味道，好的网络文学作品不断吸纳传统现实主义笔法与史诗性风格，好的网络文学作品以宏阔的时空意识彰显文化自信。”[5]网络文学一方面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又有现代性的转换。刘奎以烽火戏诸侯的《雪中悍刀行》为例，说明网络小说的文化传承。“该小说书写了一个江湖与庙堂相交织的世界。该小说的创作，汲取魏晋时期典章制度、文化精神与人物形象等传统资源，尤其是作品中人物的情态，颇得魏晋风流之旨。小说在书写人物之丰仪、钟情、重然诺、重生命价值之实现等方面，延续了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魏晋风流文化。小说对魏晋风流不只是效法，也有对话。作者借鉴鲁迅去伪士的精神，对风流文化的表演性进行了辛辣讽刺。小说对传统的借鉴、对话乃至再造，不仅丰富了网络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形态，也为网络小说如何借鉴传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6]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