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幻抒写信仰—访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

　　吴岩：王先生您好。首先让我代表北京师范大学负责科幻文学教学的同志们向您表示问候。正如您已经知道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已经继英美等国家之后，独立开发了自己的科幻文学方向，今年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也已经结束。

　　几年来，高等学校对科幻文学领域越来越有兴趣，去年还专门召开了“科幻与后现代”“想象力创造力与科幻”研讨会。作为国内90年代中期以后的领衔科幻作家，您一直是我们期望访问的对象。这种访问不但为我们未来研究您的创作道路、研究中国科幻文学的繁荣有着重要的作用，也为许多科幻读者、您作品的爱好者提供一种近距离观察您的好机会。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您是如何走上科幻道路的?您在从事科幻文学创作之前，到底在干些什么?

　　王晋康：文革之前我是高中66届，文理皆优，本以为当个科学家是囊中取物，但文革斩断了这条路。值得提及的是：我是“地主出身”，如今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个名词意味着什么，1958年，在初小升高小时(那时有初小升高小的升学考试，但一般不严)，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被放到“备取生”榜中。我至今还能回忆起站在录取榜下的耻辱感!我决定不再上学，班主任冯老师(她头年刚被定为右派对象，侥幸过关)喊我去，泪水盈盈地说：“上吧，你以后就会明白老师的心。”前几天冯老师来我家做客，我还谈到这事，对她由衷感激。我的作品中深深打着青少年生活的印记，比如：风格倾向于苍凉，常常郁郁不平，社会责任感太强，充满殉道者的激情，对科学心结的渲泻等等。

　　我还下乡当过三年知青，上山(一个铁矿)当过两年矿工，又调回南阳当木模工，7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交大，那是高中毕业12年后，我已年过三十。毕业后在石油系统当一名设计工程师。我是一个不错的工程师，是工厂修井机运载车的开拓者，但童年时的科学之梦却也就终结了。

　　吴岩：您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呢?真是“被10岁孩子逼的”吗?

　　王晋康：确实如此。大学后两年因严重失眠，不得不放松学业，遍览图书馆内所有文学杂志和名著，写过一些小说，也曾有人要拍成电视剧，但没有结果。不过，那两年的尝试对我文学水平的提高非常明显。

　　工作后，忙于专业，放弃了文学爱好。92年时，我45岁，儿子10岁，逼着我每晚讲故事，有时只得临时编一个故事给他。儿子很挑剔，对我的故事一般评价为“臭!”，只有一篇他认为很不错。后来我想，何不把它变成文字呢?就趁工厂放假写出来。写完后还不知道中国有没有科幻专业杂志，所幸在一个报摊上找到了《科幻世界》的地址，寄了出去。就这么非常偶然地走上科幻之路。有次在四川见《科幻世界》社长杨潇忆起这些情况，杨说：有些事真的靠缘分。

　　当然，偶然中也有必然。我想让我走上这条路的必然因素有以下两个：青少年时深种心中的科学心结，尤其是对哲理思考的偏爱，还有大学时打下的文学功底。

　　吴岩：　 您到底写过哪些主要作品，这些作品的发行量如何?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您是当前最著名的科幻作家之一呢?

　　王晋康：不能说“最著名”，说“90年代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家之一”我就很满足了。我的作品以短篇为主，基本都登在《科幻世界》上。这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科幻专业刊物，月发行量40万册，远远超过一般纯文学刊物，而读者人数恐怕至少还得乘上5;还有一些发表在《科幻大王》上，这个杂志起步晚，发行量几万册。也出过一些长篇和结集，销量一般，印数一般是一万册。在中国，长篇科幻(除了倪匡、黄易之类的大众性较强的作品。对这些作品是否科幻，仍然有人持不同意见)的读者毕竟还是一个小圈子。如何能拓展它，同时尽量不失去应有的品味，是我们正努力摸索的。我曾经蝉联了几届科幻奖项。

　　短篇小说包括：《生命之歌》、《养蜂人》、《失去它的日子》、《豹》、《美容陷阱》、《追杀》、《天火》、《替天行道》、《七重外壳》等近50篇。

　　长中篇小说有：《生死平衡》、《生命之歌》、《新人类三部曲》、《类人》、《死亡大奖》、《寻找中国龙》等近10部，有些是今年年底才能出来。

　　吴岩：　 您对科幻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它的创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您认为科幻创作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

　　王晋康：我对科幻持相当宽松的态度。只要能满足读者的想象力和阅读时的愉悦感，就是好科幻。纯幻想小说、武侠科幻、推理科幻、唯美科幻也都可以归入。但我也同时认为，作为这个文学品种的骨架，或我称之为核心科幻的，应该是这样的作品：它能够传达科学本身的震撼力，使读者惊讶于科学之美，激发起他们探索科学的兴趣，同时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尽量向读者灌输一些科学概念。当然，科幻不负担科普功能，但如果能尽量兼顾就更好。

　　各种科幻品种没有高下之分，只要能打动读者就是好作品。

　　对科幻创作最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根据作品品种不同而大有分别，单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有：能够发现科学之美的敏锐目光，心态识见，能够组织机智情节和精巧结构的才气，语言能力，激情。

　　科幻创作是非常艰苦的活动，特别是在进行科幻构思和给文章搭架子时是最耗心力的。为了一个构思或架子，我可以睡在床上一天不动(我习惯于睡在床上进行最重要的构思)，完成后就如脱力一般。

　　吴岩：科幻作品一旦出版，作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文学作品是一种接受的欣赏过程，读者可以对作品做多元的解释，您期望读者完全按照您的想法理解您的作品吗?

　　王晋康：作品的被接受不可能是一元的。我曾在与读者见面时多次测试我的作品的被接受程度，结果发现差异很大，有些我认为不大好的却颇受欢迎，我认为好的却反响不大，而且有的读者认为是最棒的，有的人说最臭。所以我的态度是：按自己的意见去写，让别人评价去。

　　但如果过于不被理解，也会有点小情绪，比如我写的“可爱的机器犬”，那是一篇游戏之作，是因日本向韩国道歉却拒不向我国道歉之后给他们开个玩笑。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读者没能理解我的原意，很让我失望。我觉得，那篇小说的指向应该是相当清楚了。

　　吴岩：我觉得您好像很少在网络中出现。您是个网盲吧?您对最近网络针对您作品的争论怎么看?

　　王晋康：我是个网盲，主要是没有时间。由于我有很顽固的失眠症，不能熬夜，所以每天的时间是精打细算的，很少有时间在网上泡。网络是个好东西，它给了人们一种全新的自由，但有时也难免流于浮燥。

　　这种争论非我所愿，事情的缘起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了，这儿不再重复。但争论既然已经来了，也就随它。不过，这次的争论主要不是对我的作品，而是对作品中所表现的一些谈论医学的观点。

　　吴岩：您是科幻作家中喜欢谈论科学构思的一个。为什么您对一个文学作品愿意如此详细地谈论其中的科学细节呢?网络上有个朋友说，武侠小说不是为普及武侠知识的、历史小说不是为普及历史知识的，您难道觉得科幻小说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或者您也和某些把自己想象成科学法官的人那样，认为自己可以当科学家的“教练员”呢?

　　王晋康：在这里我真的有别于其他很多科幻作家。在我的作品中，虽然有时也把“科学”当成演绎故事的背景，但更多时候 科学是我的信仰。首先我被某种自然机理所打动，才把它介绍给读者。比如《生死平衡》受到不少人喜欢，当我问读者，是喜欢作品的文学性(人物、情节、结构)呢，还是喜欢其中所表达的哲理思考，大多数读者回答是后者!那种“平衡医学”的观点我是从一位带点狂气的民间医生那儿受教的，后来发现它与美国的“达尔文医学”非常接近。为什么它受到不少人的欢迎?因为它说出了曾经被忽视的真理，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观点也正是这些天网络所争论的东西。

　　再比如《养蜂人》中关于整体智力的思考，就是我在被托马斯感动后才努力把它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还有“生命之歌”中关于“生存欲望存在于DNA的次级序列中并终将能为人类破译”，“豹”中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都是我深为信服的。当然，我本人也对这些观点做了整理和深化。哲理思考是我小说中的强项，在国内外科幻作者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只是指品种而不是指水平)，很多读者正是因为文中所表达的科学震撼力而原谅了人物的单调。

　　我知道您常常说，科幻小说不是科普。但我的确认为，至少硬科幻一定是借用科学本身的力量才感动读者的。历史小说不是普及历史知识的，但总不能把清朝放到元朝之前吧?它也应当借助于历史本身的厚重，借助于被历史所浓缩了的人物和情节，如果全部抛开历史真实，那只能是“戏说”而非历史小说。同样，如果所有科幻作品都没有科学核心，那也就没有了科幻小说本身。世上所有事物都应分层面去看，我完全赞同把科幻作品从科普功能上松绑，但也注意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

　　教练员我是当不了的，也不想当。但我想做一个清醒的观众，在必要时喊那么一嗓子。比如，我认为“平衡医学 ”或“达尔文医学”恰恰点出了目前医学所忽视的症结，而大多数过于精深的专家还没能跳出圈子来看到它，那么我就有义务喊几嗓子，把我看到的观点告诉大家。当然我也可能喊错了，喊出了外行话，或者医学科学家们实在不愿意听，反正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内心责任。

　　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科幻作品千人一面，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中，有那么两三个注重哲理思考的人也就够了。如果端出来的尽是一道菜，读者很快就腻味了。比如，刘慈欣、何宏伟、王亚南等都给科幻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吴岩：　 我觉得您的早期作品过分凡尔纳化了，缺乏威尔斯的批判性。在文学描述方面，好像也没有追求过分的人物命运的艰辛。我想起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在10多年前，一些人在报纸上说科幻作家对社会主义失望了，思想有“黑影”，还把一些作者的科幻作品说成是精神污染。其中的个别人，文革中受过别的知识分子都曾受到过的迫害，但却在文革后一反常态，左得要命。四处写诬告信不说，还以自己是“上级领导”的身份，跑到下面的省市的科协去大兴问罪，要求他们停止报刊发行，清理精神污染。等诬告被澄清之后，人们看到当时的信件，这才知道许多莫须有的东西是怎么出笼的。有趣的是，这位好人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没有任何忏悔，大大方方地移居国外，摇身一变，成了维护民主自由和加强对中国进行文化监督“新人”，还建立起自己的网站。网站上还大开纪念韦君宜的专栏。说实话，我只读过韦君宜一部作品，叫《思痛录》。我个人感觉，韦老最大的贡献就是能剖析自己，忏悔自己的作为。但上述那位仁兄却毫无忏悔之意。象这样的“个性丰满”的人，在您的作品中，怎么那么少呢?您是否承认您的作品在剖析人性、给青年人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缺憾呢?或者，您是否认为应该保护青年，不让他们这么早就接触到生活的严酷和复杂呢?

　　王晋康：我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历来较弱，这是我自知的。有不少女读者对我文中女主人公形象薄弱啧有烦言，实际她们不知道，我文中男主人公的形象也比较单调。我是以哲理思考为主而不是以社会批判为主，人物难免受局限，所以写得较成功的是那种有殉道者激情、性格沉郁的哲人──偏偏大多是男人。

　　你说我的早期作品过于凡尔纳化，这个评价不大全面。与凡尔纳不同的是，我从开始就在进行着对科学的反思，但缺少社会的反思，亦即你说的威尔斯的社会批判性。

　　你说的那种宝贝到处都有。前天刘兴诗老师来信，说他有一篇小说“美洲来的哥仑布”，构思达20年，看书，参观博物馆，甚至连岩石的颜色都作过考证，但某些人却组织一个小青年把它骂得一无是处。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刘老师批驳之后，那些组织者道了歉。这一点真难得呀，那些用种种卑鄙手段给中国科幻使绊子的人，那些说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科幻会议就是里通外国的人，今天有谁道过歉呢。今天的大学生恐怕不知道这些。

　　我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可能你还没注意到，那就是：极少出现反面人物。即使反方主角，也大都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非人格的卑劣。我确实是把社会过于理想化了，也许，我该把现实中存在的这类角色写进作品中去?

　　吴岩：中国科普界有很多大师，但几乎没有大的作品。我们的一些研究生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期望做出一些成果。但我想，结果可能是有限的。这一点，文学专业比起科学传播专业来，有很多缺陷。许多学生来自中文专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或者技术方面的训练。科幻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存在了多年，您觉得是否已经产生了大的作品呢?您自己的哪些作品是不朽的呢?

　　王晋康：中国的科幻文学就阶段来说，大致与美国黄金时代类似。在短篇中有一些已经达到美国黄金时代一流作品的水平，长篇还弱一些，尤其是社会批判性的小说更弱。我自己的作品，如果能有一篇，至多两篇被定为“中国90年代科幻代表作之一”，我就非常高兴了。很可能是《生命之歌》吧，并不是说这篇作品就很完美或我很满意，但历史因素也必须考虑。就像“伤痕”那样文学性极差的作品也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一样，“生命之歌”在95年发表时，算得上那个时代的优秀之作。

　　吴岩：我还要向您祝贺。最近，关于DNA音乐的科研工作正在逐渐展开，取得了一些成果。您目前有哪些创作计划?哪些作品将于最近出版?

　　王晋康：今年可能是我的丰收年。台湾一个出版社以丛书的形式出我的150万字旧作品，每月一册。另一家台湾出版社出一本“豹人”，河南人民出版社要出“新人类三部曲”，海天社要出“寻找中国龙”，合计10本以上吧。但我不知道是否会有意外。

　　但短篇有可能停写了。我的风格和成绩已经成了继续写下去的桎梏。有一位科幻爱好者非常直率地建议我歇笔，因为她不能容忍我作品的水平低于过去。其实，关于歇笔的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她的这封信帮我下了决心。

　　吴岩：谢谢王先生。优秀的科幻作品是属于读者、属于人民的。威尔斯的小说《时间机器》、奥维尔的小说《 1984》至今仍引导着我们思考未来。记得前些年一次在大学讲演时，我提到当代作家时，一个外交学院的女大学生为我在讲座中分配给您和您的作品的时间太少而非常生气，她愤然地站起来说，“你知道吗，是王晋康教会我生活!他作品中给我哲理和勇气。”我还见过许多读者在读过您的作品后写的热情洋溢的信件，认为您作品中的正义和对未来的描述让他们产生了无限的向往。据说，最近网络上有很多人在下载您的小说《生死平衡》，市场上也开始寻找这本书，期望您的更多作品得到科幻读者的喜爱。(2003年5月21日星期三)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