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小说鼻祖：王跃文

　　3月31日，被誉为“官场小说第一人”的著名作家王跃文做客东莞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就“官道与人道”的主题进行了一场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他结合自己的小说、人生经验以及个人对社会的观察对“官场文学”做了解读。同时，他也不忘为自己“正名”，表示他多年来背负的“传授官场秘技，宣传潜规则”等“骂名”其实都是大众对其的误读和误解。

自称被误读坚信官场文学会出经典

　　从上世纪90年代发表《国画》备受瞩目，到后来的《西州月》、《朝夕之间》、《梅次故事》等，一系列描写当代官场的作品为大众所热捧，甚至引发了官场小说的流行热潮，王跃文成为中国当代“官场小说”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尽管之后一直被冠以“官场小说鼻祖”、“官场小说第一人”等各种称号，但王跃文坦言自己并不喜欢这些标签，“如果文学能这么简单划分的话，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应该是渔业小说。”

　　当天讲座一开场，王跃文就称这次来“文化讲坛”他也有一个私心，就是要好好说说自己的小说，“正正名”。他称自己是个被严重误读和误解的作家，“有的人说我在传授官场秘技，有的人说我宣传潜规则，还有的说我污染了社会风气。但这些都是对我的误解。所以我在这里就想谈谈自己的小说，并且以小说为例，探讨官场小说的问题。”

　　王跃文认为，小说就是反映生活的，因此他并不认同“分类”，“我在机关工作19年，在所谓的‘官场’混了19年，自然也像很多作家一样，最初写的只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但写了十来年，不经意间小说就被归类了，而且在中国流行起来了。”

　　而“官场文学”虽流行起来了，但多年来他也听了不少的批评。他说，这些批判或指责，除了来自官方，也有来自于学术界的，包括来自于现实的，“有人责备这类文学艺术性不高，但我认为假以时日，或当百年之后再回顾，结果会不一样。我们说文学作品各领风骚三五年，但《国画》经受了12年的考验，现在仍然很畅销，如果50年甚至是100年后仍然有人看，那我在九泉之下就安慰了，当然我没有这样的野心，呵呵。”

“官场”是个贬义词 但文学要给人希望

　　当天的演讲，王跃文直言，“官场其实是一个贬义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官场的解释，就是突出虚伪、欺诈、侵占等特点，这就是对官场的定义。”他以自己的小说和19年机关生活中所遇到的案例对官场特征进行了归纳，他认为，可以概括为：厚黑、荒诞、微妙、尴尬和虚伪。

　　“现实如此让人关注，官场文学才会如此兴旺。”王跃文认为，官场会如此糟糕，简单说就是官道和官场中的人道出现了问题，最后还是要指望法制。同时，他也不认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的说辞，对于所谓“好人做坏官”的说法更是嗤之以鼻，因为“人一进入官场就是走官道，中国本身就是庸俗气氛很浓的社会，如果好人做坏官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原谅的事情，我认为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但作为作家，王跃文认为文学虽然不断在揭示阴暗面，但还是不能让人绝望，而是要给人希望。当然，也不能虚假地制造希望，《国画》就是一种抵抗，“有人认为我的小说中写得太阴暗、太阴冷了，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

　　对于王跃文的写作，应邀作为嘉宾主持的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也表示，他对笔下的人群和社会角落的熟悉程度让人敬佩。“他不完全是写官场，更重要的是写人性，让我们警惕人性中的陷阱，官场的人群只不过是个载体。这样的一种文学起着批判的作用，批判本身也是建设，披露也是爱和同情的表现。”

以思考者身份在写“中国官场”

　　新快报：你的小说都有原型吗?

　　王跃文：我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虚构的，我很不喜欢把生活中的原型照搬到作品中去。有很多作者把他们的小说给我看，跟我说这都是真实的故事。我以前写过一本小说叫《冬日美丽》，是我回老家的时候听我妈妈说的一件事，村里的一个女人嫁出去以后被他老公打死了，我妈妈参与了整个案件查证的过程，我听后很快地把它写下来，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小说写得很不好，小说是一定要虚构的。

　　新快报：从你的小说中我们还是能看出来一些悲观心态，你自己是以怎样一种态度在写?现在的“官场小说”也有被称“官场教科书”、“范本”的，你会否担心对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有教化作用?

　　王跃文：我今天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说到，文学是我们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文学是我思考官场的一种姿态，我既不是旁观者，也不是参与者，而是以思考者的姿态去进行写作，在里面我表现出来明显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相信年轻人不会那么幼稚，我的小说也并没有宣扬官场潜规则，更不是在推崇和赞赏官场潜规则，对于这些东西，我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批判。所谓看了小说后会去学，让进入官场的人变得很坏，影响官场风气，我认为并没有这种效果，人类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还能继续生存发展，就是因为有一种正面的本能，正面价值永远会在上风的。

　　新快报：近两年官场小说大热，使得这类小说越来越泥沙俱下，你怎么看这类小说的发展，个人又有怎样的写作计划?

　　王跃文：我也跟一些出版机构打过交道，有些作者很早就向商业化写作妥协了，或者说他本身的文学修养就不够，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就是有些出版公司的策划，找作者搞出这样一本东西来，我认为这是极其有害的。我个人的创作，除了官场小说外，我其实对自己的一些其他题材的小说也感觉不错的。就像今年的一个中篇《漫水》，是一部乡村小说，基调很温暖。到了40岁以后，不知道为何我对故乡的写作欲望就突然被唤起了，但是过去我一直不明白这类小说会让我着迷。直到去年，我才知道我写的这片土地其实在教我什么是生活。

　　新快报：写作多年，创作的状态有什么变化?

　　王跃文：一个自然而然但又在变化的状态，例如《漫水》，它的语言、情节、基调同过去完全不一样，有人或许会以为出自不同的人之笔，但这是我特意为之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一些小得意。比如说，过去我是在机关里面给领导写材料的，很多人会认为写多了那些东西会把笔写坏，以后再也写不出文学的东西了。但我在这上边的切换比较自然，我可以一边写政府工作报告，写得烦了就推到一边，开始写小说，写一阵子又来写机关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