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深情润家山——评王跃文《家山》
摘要：《家山》这部小说凝聚了作家“全部的乡土记忆”。对这些记忆进行细致解读可以发现，《家山》既是王跃文对家庭、亲人以及故乡、乡村的回望、致敬之作，更是对人心、人性、人情问题的深刻思考之作。更重要的是，作家还将上述诸多情感、思考凝为一体，通过塑造佑德公、陈劭夫、陈齐峰、陈扬卿、史瑞萍等光明的人格，表达了自己的文明诉求。
关键词：王跃文 《家山》 故乡 人格 文明
阅读王跃文的长篇小说新作《家山》，经常会令人想到他的中篇小说《漫水》，想到小说中多才多艺、有情有义的主人公余公公。想到他施展手艺，一个人为自家建造一座人人称羡、个个叫好的木房子的情景；想到他不声不响、慢工细活，为自己和慧娘娘割老屋的情景；想到他拖着病体、忍着悲痛、怀着善念，贯通神气，雕刻龙头杠，好让慧娘娘入土为安的情景。这样想着，有时竟然走神，恍兮惚兮中，觉得王跃文就是忠厚手巧的余公公。不过，他凝聚全部心血“雕造”的，不是木房子，不是老屋，不是龙头杠，而是长篇小说《家山》，是《家山》中的一人一物、一言一语、一山一水、一花一世界。
在当代文坛，王跃文是辨识度极高的作家，由于《国画》《朝夕之间》等以官员、官场为书写对象的小说畅销风行，读者往往把他的小说与官场联系起来，以官场小说命名之。这样的解读和命名当然有其道理，但客观看，既遮蔽了王跃文写作这些作品的良苦用心和作品的丰富内涵，也忽略了王跃文是有多套笔法、多种主题的作家。其实，除了上述书写官场、表达现实关切的作品外，他还有《大清相国》这样寻根追古、省思历史的小说，有《我的堂兄》《乡村典故》等回望故园、抒发乡情的小说，有《爱历元年》这样关注婚姻家庭、烛照幽微人性的情感小说。所有这些小说，都寄寓着作者的人性关怀、文化思考，而且越来越深切。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王跃文后期的写作中，尤其是在《漫水》中，体现出一种众流入海、万法归一的趋向，即以原乡为依托，汇聚种种感受、感想、感情，打通历史、现实、未来，书写一部关于家人、故乡、乡村，进而乡土中国的大书。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漫水》只是这一念想的阶段性成果，即通过余公公、慧娘娘的故事展示传统道德之于乡土社会的维系作用，表达对传统道德式微的哀婉之情。小说结尾余公公幻觉中的七彩祥云、驾着慧娘娘升天的火红飞龙，既是这传统道德的美学绽放，亦是其回光返照。细细品读，令人百感交集、唏嘘不已。长期思考、酝酿、研究，使这一主题变得日益深刻、宏大、蓬勃，最终激活了王跃文“全部的乡土记忆”，包括他的“乡村历史记忆、家族血缘记忆、自然人文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而后，经过漫长、艰难的美学萃取，王跃文终于释放出自己的全部想象，奉献出自己的所有“记忆”。水到渠成，《家山》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见，这些“记忆”是打开《家山》历史与美学世界的一把钥匙。
一、“家庭”与“家山”
诚如王跃文所坦言，同自己以往的小说不同，在《家山》中，不仅虚构的村庄“沙湾”的“地理环境、村落形势、四季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乡风民俗和历史文化气脉”大多依着他的出生地漫水的样子描摹，而且小说里“主要故事和人物大多是有原型的”，“桃香坐着轿子进城替村里打赢官司”，写的就是他“奶奶的故事”。
阅读王跃文的访谈、随笔，就会发现奶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不仅因为奶奶朴素的正义感、明确的是非观、刚硬的骨气十分尊敬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而且将她视为自己的文学启蒙人，奶奶虽然目不识丁，“却总是出口成章，能背诵很多诗词，开口就是四六八句”，自己从小跟着她耳濡目染。以至于多年后，王跃文还能清晰地回忆起童年听到奶奶去世消息时的惶然：“我吓得喉咙立马干了，在田埂上飞跑。”现在，对奶奶的无边深情、无尽怀念都贯注到《家山》中，贯注到小说人物桃香身上了。我们在小说开篇就看到桃香给儿女“出闷子”，看到她是多么的灵透，也依稀从明坨身上看到作家童年生活的影子，看到奶奶对他的疼爱和期望。我们还看到桃香在县衙门里“座上金黄虎皮，嘴里口灿莲花。一字不识的小妇人，坐在法庭上笃定胜过大丈夫”，何等的舒展、大气！在这样的刻画中，作家对奶奶的爱与敬溢于言表。
在笔者看来，桃香不仅是王跃文奶奶的文学显化，其言行举止中还有王跃文母亲的神色姿采。就像作家告诉我们的，他最崇拜的人是母亲，而“母亲最崇拜的人是我奶奶”。更进一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小说中桃香与童养媳来芳的关系就是作家对奶奶与自己母亲关系的文学演绎。小说中，来芳是桃香娘家的侄女，未进家门做童养媳时，桃香对她很是宽容、疼爱，可一进家门，做了童养媳，态度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桃香对她百般调教，格外严格，甚至是挑剔。比如来芳吃饭慢了，桃香就会嫌她：“颗颗饭扒顺起啊，只要一颗饭横着就会卡死人！”来芳听了她的话，大口大口地咽饭，她又会骂道：“莫卡死！有强盗赶你？”桃香对来芳做家务、做女红，要求更苛刻，稍有不慎，就是一顿批评。比如，来芳烧火做饭时，翻灶眼的柴勤了挨骂，不敢翻了，又挨骂，可谓动辄得咎，而且还是作家经常提到的金句：“为人莫做亏心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现代人或许无法理解这种婆媳关系，但在当时的语境中，这却是“严师高徒”，桃香之所以对来芳这么严厉，不讲情理，是为了她能学到自己的手艺，学到自己的本领，支撑门户。果然，来芳很快就学得真传，不仅各种活计做得一流，而且“口技”也十分了得。小说第26章有一段写来芳“舌战群女”，为了反击银翠暗示她是童养媳，她张嘴说了一段四六句：“世上再硬硬不过水，做人再强强不过命。我是人到沙湾树生根，你又风吹桃花落哪家？树生根了发杈杈，花落地上变泥巴。”牙尖嘴利，在情在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王跃文母亲“常常引用的语录是我奶奶怎么说”，长期模仿，形神合一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桃香身上有作家母亲的身影应不为过。在现实生活中，作家的母亲比小说中的桃香还要勇敢、智慧。作家的父亲原本在家乡县里任区长，与相熟的官员夫人开玩笑，在她的蒲扇上题了一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调侃她是个麻脸。玩笑固然过头，没想到却因言获罪，“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命运发生逆转，黑色却不幽默。时穷节乃现！就是在逆境中，作家的母亲挺身而出，保护丈夫、儿女。这一作为与形象，就是在文学作品中也十分罕见。也就是说，正是母亲、奶奶这些凡人不凡的骨气、智慧、德行深深地打动了作家，澡雪其精神，厚朴其情感，净化其心灵，明亮其眼目，所以，他才能在《家山》中创造出像桃香这样流光溢彩的人物来。
除了对奶奶、母亲这两位家庭的杰出女性进行美学显现、致敬，依笔者之见，王跃文在小说中也对自己的大哥进行了文学表现，只是更隐秘细微，不易察觉。《家山》中，陈有喜（喜子）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却又无比光明的人物。由于自小失怙、孤苦无依，佑德公收留了他，让他在自家做长工。小说处处写有喜做事眼明心亮、克勤克俭，为人有情有义、遵礼守节，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屡次协助佑德公救助村人，可谓其得力助手。有喜成年后，在佑德公和老伴福太婆帮助下，入赘福太婆竹园娘家，很快扭转了这个孤儿寡母之家为人所歧视、欺压的局面，人丁兴旺，家业发达，而且热心公共事业，特别是协助陈扬卿修建红花溪水库，改变一方风水，他也成了扬名四方的乡贤。小说中，有个情节格外感人。由于仪器设备局限，陈扬卿拿不准水库建成后库底会不会漏水，导致功亏一篑、劳民伤财，因而忧心忡忡。一个夜晚，他在回家的路上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有喜。有喜见陈扬卿太担心了，就对他说：“陈老师，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份担心，只放在你我身上。我明日起，天天烧香求菩萨。万一修几年修了个筛子，我任他们碎尸万段，屋里田产全部充公。瓜儿领着娘和两个儿子回沙湾去，那里还有几间土砖屋，几亩车水田。乡亲们无非白辛苦几年，又回到原先的日子。祖祖辈辈这么苦过来的，赌一把吧。”这一番话，听得陈扬卿几乎落泪，我们读到这里，也是热泪盈眶。就这么几笔，一位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民间脊梁形象，跃然纸上。
有喜身上，就有王跃文哥哥的影子。有喜跟佑德公学抱鸭，后来又替佑德公出去卖鸭仔，不仅生意做得顺，还会替佑德公做人情——到了舒家坪，把剩下的六只鸭仔送给桂公公，说这是佑德公安排的。更难得的是，有喜不仅会做事，而且诚实，外出卖鸭仔总是如实交账，一是便于佑德公晓得行市，二是便于佑德公卖鸭仔时雇到可靠的人。这个细节，应该来源于作家的大哥王跃和，只是作家进行了艺术处理。据王跃文回忆，他大哥英俊聪明，好学上进，但由于家庭背景，他考上初中却被赶回家，“不过十三四岁就披蓑戴笠做农民了”，他十五六岁时第一次做生意，“替大队贩小鸭仔”，“大队选中贩鸭仔的人，身体要好，人要老实”，“鸭仔卖了多少钱，全凭良心上交”。没想到，他回大队交钱时却得罪了人——“别人钱交得少，他却如数交了”。是金子总会闪光的，尽管早早扎根乡土，为谋生劳累，但他学什么会什么，干一行精一行。他养过蜜蜂、干过泥匠、修过手表、做过生意。令人称奇的是，他修手表没有拜师，只是到城里修表师傅摊子前看了几天，就无师自通，回家置办了工具就进城摆摊子去了。就是凭着这份悟性、坚韧，他后来成了有名的书法家。可以说，有喜身上的灵性、韧劲、诚实、刚毅，大都来自作家的大哥。王跃文也借有喜这个来自民间的脊梁形象，向自己的大哥致敬。
笔者考据细节，论证《家山》中的人物与作家亲人的关系，当然不是表达这只是一本写亲人、写给亲人的书——这是作家的初衷之一，而是说，亲人、家庭之于王跃文的重要性，之于乡土人家的重要性，甚至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国家能够历经磨难而依然安稳，能够克服困难而不懈前行，可以说家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家庭是保证社会稳定、和谐、有机的最小共同体和最基础的单元。王跃文从自身经验出发，格外敏锐地体认到这一点，将其化作一种意识、一种眼光、一种视角，甚至成为他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其早期作品中，这个主题只是冰山一角，处于隐伏状态，而自《漫水》起，这个主题就如大河奔流，一泻千里，直至在《家山》中蔚为大观。
在《家山》中，除了四跛子、桃香家，作家还为我们创造了多少可见可感、可亲可敬的家人、家庭故事呀。佑德公家长幼有序、长慈幼孝，家里一片和睦、长进之气。长子陈劭夫在外戎马倥偬、保家卫国，可回乡后仍守礼敬人、谦和低调，而且尽可能地帮助乡梓。他回家后，给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给母亲一个铜烘笼，是因为她冬月间怕冷；给父亲一双半高筒的雨靴，这样他冬天出门就不用穿钉鞋了；给妻子买的是衣料，让她做旗袍；给妹妹买了徽州开文墨，让她好好写字……一桩桩、一件件，物小情深，处处显示着家的美好、温情。陈远逸（逸公）家亦然。史瑞萍原本没有家，四处流离，只是跟陈扬卿恋爱、结婚后，才找到了家的感觉，在沙湾扎下根来，开枝散叶。还有修根家，他原本是个极节俭也极胆小的人，他对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儿子齐峰极不满意，可当儿子死里逃生潜回来后，他和家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把齐峰藏在家中一年多，其中的深情与大义，难以言表。
没有对家、亲人深刻细腻的体认，相信作家写不出这么和美的家。放宽历史视野，我们会发现王跃文的家庭书写有更深刻的文学意义。在中国进入现代阶段后，家庭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在新文学阶段，由于要走出封建的藩篱，进入现代的“人”的世界，家庭，特别是家族制度成为被猛烈抨击的对象，李大钊甚至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鲁迅将封建家族视为吃人之渊薮。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也将封建家庭视为扼杀人性、毁灭青春的黑暗之地。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五四”先驱批判的是封建关系，而非家庭，但由于锋芒毕露，难免影响到对家庭的理解、书写。代表旧社会关系的封建家庭、家族，乃至小生产者封闭的小家庭更是经常成为反思、批判、改造的对象。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固然是写互助合作事业的，但换个角度看，未尝不可以被解读为家庭改造小说——小说中追求上进的年轻人，为了互助合作的事业，都先后走出乃至“反出”了封闭的小生产者之家。新时期后，家庭，尤其是小生产者家庭的作用与价值在文学中有所复归，但随着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先锋文学解构一切，家庭自然也难以幸免。在这样的文学脉络中看，王跃文中国伦理本位的家庭书写别有深意。如果考虑到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家庭问题，比如农村中的空巢现象、都市中的“宅”现象，则这一书写就更加意味深长、值得琢磨。
二、“故乡”与“家山”
家庭是《家山》的叙事圆心，围绕着这个圆心，多重主题、意蕴层层展开，形成多个同心圆，而离圆心最近的同心圆就是故乡，即作家浓墨重彩地书写家庭，既是核心叙事目标，又为书写故乡开辟道路。
故乡是王跃文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只是在其前期小说中，这个主题比较隐蔽，是一种背景性的存在，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具体表现是，每当小说主人公在城市艰难打拼，特别是事业不顺时，往往会想起故乡，想回故乡疗伤。当然，他们是不会真正回故乡隐居的，但故乡却成了他们的精神药物。其首部长篇小说《国画》中，朱怀镜就偶有这样的想法。在作家自己十分钟爱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中，关隐达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以至于成为一种本能，在地委机关书法比赛中，他反复思量，选择了张孝祥的词《念奴娇·洞庭青草》，却没意识到，这首词看似豪放孤高——“尽挹西江，细酌北斗，万象为宾客”，实质上却隐含着贬官情绪，是仕途不顺、寄情山水的放逸之作，让陶凡叹惋不已。
但在表达故乡这个主题上，关隐达只是个配角，真正的主角是陶凡自己。客观地看，在诸多同类题材的作品中，陶凡是作家秉笔直写、塑造得最正面的官员，也是作家投入很多情感与敬意的艺术形象。主政西州期间，他清明大气、稳健有为，推动这个落后地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达透辟，不会为了个人升迁，想尽一切办法制造政绩，甚至不择手段，比如他的继任者张兆林，还有张兆林的秘书、西州政坛的后起之秀孟维周。他也不像一般的官员那样恋栈，到年龄后就服从组织安排退休了，而且想方设法不干涉继任者工作，为此甚至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他才情极高，书画一流，堪称个中高手，以至于一位老画家看过他的画作后连讲了两个可惜：“凭陶凡的品格和才干，完全可以更当大任，可惜了；凭他的才情和画风，本可以在画坛独树一帜，可惜了。”
这样一位端正通达且多才多艺的官员，退休后应该不会孤寂落寞、彷徨无依，甚至还能开启另一段精彩人生吧？情况恰恰相反。小说中有个细节，把陶凡退休后的百般不适、万般尴尬写得纤毫毕现。退休第二天早晨，由于惯性作用，他竟忘了自己已退休，依然正常去上班，结果接连发生尴尬之事，以致他顿生悲秋之情，由此大病一场。
陶凡的这场病，实际上是一个隐喻——退休离开官场之后，他就是一个“病人”了，过的也是“病态”生活，就像王跃文所说的，这部小说写的是“官场人生”，写的是官场特殊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处境对人的影响，“陶凡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官声不错。他想在官场独善其身，可他一旦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独善其身的能力和条件”。作家的观察是敏锐的，刻画是入微的。对此，王跃文还有更深刻的思考，他认为即使让陶凡、关隐达等在事业不如意时往往想念故乡、家园的官员游子回乡，他们“也不可能有那种归隐后的宁静和满足”。他还由此想到了中国古代官员致仕之后能够安然归隐田园，重拾被官员生涯中断的田园生活的现象，进而反思道：“乡愁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并不仅仅是故乡这一意义，更是人性内在的一种田园回归，自然回归。”而现在，“人们已经无家可归，也找不到归家之路了”。这才是这部小说里“最悲凉的东西”，也是“最可悲悯的东西”。这种悲凉、悲悯是王跃文小说中，特别是官场题材小说中最核心的东西。遗憾的是，在评论者和媒体单向度的命名中，这种人文精神内涵被忽略了。结合王跃文这一思考，我们会发现其《家山》中的故乡书写别有匠心。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是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为现代中国人寻找一条归家之路，寻找一条涵养人性的归乡之路。
或许是因为童年时的乡村生活经验，加之从事写作后对故乡的认识日益加深，在王跃文写作中，故乡始终挥之难去。除了在官场题材小说中将其当作一种人生背景、精神因素予以点染外，他还有一些直接以故乡人事为对象的中短篇小说。比如，《我的堂兄》就写极端年代中，“我”多才多艺又正道直行的堂兄，因为坚持正见、追求爱情，得罪了村、镇、县里的干部，不但失去了被保送上大学的机会，而且阴差阳错，在群众赛诗会上成名后迷上了诗歌写作，虽赢得虚名，赢得爱情，但却变得不切实际起来，陷入生活的困顿之中不能自拔，日子过得每况愈下，以至于妻离子散，人也自暴自弃，竟靠扒窃为生。再如，《乡村典故》写的是满叔家的牛在一个深夜被偷，去派出所报警时，因为爱说笑话、讲大道理，被警察套住了，无意中把村里赌博的人家一一供出来。当晚警察抓赌，一窝端，满叔的侄儿祥坨也被抓了，光从他身上就搜出一千多块钱。满叔由此推测是祥坨偷了自己的牛，但因为是自己的侄儿，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满叔怕警察把自己泄露赌博的消息散布出去，无颜面对乡亲，由满不在乎变得处处掣肘，落了个鸡飞蛋打：不仅牛丢了，侄儿也被判了刑，而且自己还要交报案费、案值评估费，花了一千一百块钱，来来回回，等于丢了两头牛。时间一长，大家都知道了，产生了一个乡村“典故”：满叔赢官司——双输。细读这些小说，会发现作家批判与期望并重，或者说，作家对故乡的一些病象进行批判，是期待故乡变得越来越文明、宜居。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作家会在《漫水》中正面写故乡，通过余公公和慧娘娘真实、自适、仁爱、庄严的生活，把故乡的温厚、质朴、和谐、美好淋漓尽致地再现出来。在《家山》中，作家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维度、更细的笔法，深描细刻、重写厚画，把故乡的山水田园、高天厚土细腻再现，把故乡的风物风情、人道人情倾情道出，不仅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意义上的故乡，而且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滋养人心、厚朴人生的精神意义上的原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家山”就是故乡，就是原乡。
三、“家山”与“人格”
有人认为王跃文的《漫水》与其官场小说风格迥异，是其转型之作，他不太认同，并解释说：“其实我的创作，无论是官场题材还是乡土题材，或者是别的题材，我关注的对象都是人，是人在特定历史和现实环境中表现出来的人性。这种人性或是优美健康的，或是扭曲缺失的，我只是贴着人物来写而已。不同的人性特征会表现出不同的审美风格，但我的创作一直是紧贴现实的，一直是从容绵密的。”
从都是写人、表现人性这个角度看，王跃文的写作当然是一贯的，并未转型，但从写法上看，即从如何写人、如何表现人性上看，却的确存在着原则性的不同，因而说自《漫水》起其小说有转型也能成立。具体说，在《漫水》之前，其官场题材小说和乡土题材小说中，虽然也不乏正面人物，以寄托作家的理想和关怀，比如《国画》中的曾俚、李明溪，一位妙手文章、铁肩道义，一位潜心艺术、超凡脱俗，但就写人、表现人性而言，却多是写人的异化、表现人性的缺失，通俗地说，就是做减法。《国画》就主要写主人公朱怀镜在官场中如何一步步迷失本心、人性如何一点点减少的。初始时，仕途不如意，他虽然郁闷，但还能守住本心，随着成为皮市长的亲信，仕途通达后，他对人对事尽管有自己的判断，但每每行动起来，这些判断却自动退后乃至失效。比如，为了迎接皮市长，乌县把县境内的乞丐、疯子、算命先生集中起来，送往梅次市境，没想到，汽车在中途翻下悬崖，车上四十六名流浪者和副局长、司机全部遇难，回乡办事的曾俚知道这个消息后，义愤填膺，想要曝光。但朱怀镜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在乌县县委书记张天奇请托下，对曾俚威逼利诱，还故作潇洒，甚至有些玩世不恭地劝说曾俚：“但面对现实你应该明白，有些事情嘴上说说可以，写写文章可以，却是认真不得的。”面对四十八条生命，他如此轻描淡写，何其可悲！难怪曾俚批评他麻木不仁。更可悲也更令人寒心的是，曾俚、李明溪和梅玉琴，前两位是他的挚友，后者是他的红颜知己，朱怀镜与他们一起去且坐亭郊游后，他们都被噩梦给魇住了，生起病来，变得衰弱、病态，可听卜老解说了缘由后，听说如果谁没有被噩梦魇住，说明他头上有团火，“要成大人物”。就为了这个莫须有的吉兆，他竟“忘了玉琴和两位朋友的不祥，沉醉在美好的向往里了”。由此可见，他的人性扭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朝夕之间》中的关隐达要比朱怀镜诗意得多，通达得多，人性也圆融得多，可在激烈的竞争中，有时也难以自持。比如，就是他智取了同僚、县委书记向在远举报市委书记宋秋山违纪违法的信并密送宋秋山，阶段性地逆转了自己的仕途，却把向在远推向死地。想想其中的曲折与微妙，难免心惊胆战，难怪妻子看他都像看陌生人。作家乡土题材的小说，比如我们上文谈过的《我的堂兄》《乡村典故》以及《也算爱情》等，也大都是这种写法，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分析。
从《漫水》开始，可能是随着岁月流逝，人的情感变得更加饱满也更加柔和了，对人事、人生、历史的认识也变得更包容更全面了，王跃文在写作中越来越少做减法，而加法则越做越多。根据作者自述我们知道，《漫水》是乡情、亲情的文学表达，但因为做加法，写成了对乡土人情、人性的礼赞，写成了关于乡土人情、人性的一曲挽歌。在《家山》中，作家更进一步，左右开弓，既做减法，也做加法，对人物的刻画更丰满立体，对人性的刻画更饱满细腻，因而更丰茂葳蕤。
在《家山》中，王跃文对减法和加法的使用有所不同，他对减法的使用既是战略性的，也是结构性的；既是思想的，也是美学的；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实际上却既决定了小说的主题、叙事线索，也决定了小说的情感、伦理走向。比如将故事起止时间限定在“1927年到1949年”，之后的时光只在“尾声”略作交代。笔者以为，这更多是因为结构和美学需求而做的决定，即作家创作《家山》的核心目的是“回望”，回望乡土，回望亲人。
在战略性地做了减法，为正面表现人性腾出空间后，作家就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地做加法，塑造人物——正面人物。作家用心用情，塑造了两代人物：佑德公、陈远逸一代是传统的守护者和代表者；陈劭夫、陈齐峰、陈扬卿、史瑞萍、陈贞一则是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佑德公堪称乡贤中的乡贤，村里一切善事皆有他的身影，所有恶迹全与他无涉。小说开篇，沙湾与舒家坪发生械斗闹出人命后，为避免事态升级，他悄悄联系舒家坪的乡贤桂公公，各自做工作，化解了风险。为了建设乡村小学，他出钱出粮。灾害之年，庄稼歉收，他减租粮，担税负。最感人的是，国民党追杀红军家属时，他虽然明白陈齐峰的身份，不大赞同其作为，但陈齐峰一求援，他立刻行动起来，把十一家人连夜送到自己凉水界的田产去，以一己之力保护了这些人家，堪称沙湾的活菩萨。陈远逸是另一种风格，他是隐逸的县太爷，看似无所作为，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加之儿女皆出息有为，因而与佑德公一起，是沙湾的稳定之源。
老者贤达，少者英伟；老者守根，少者辟路。陈劭夫离家求学，投笔从戎，在民族危亡之时，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甚至身负重伤。他虽长期在外，国事忧劳，却始终不忘父老，竭力建设家乡。他怀抱共产主义的信仰，与陈齐峰一起，在老家保留了革命的火种，继而壮大了革命力量。陈齐峰的作为更是可歌可泣，“马日事变”后，他强忍悲痛，回乡潜伏，发展革命力量。为了解决革命队伍的给养问题，他竟设计让同志化妆去自己家把吝啬的父亲积攒的银元劫走。身份暴露、死里逃生之后，他不仅没有放弃，而是偷潜回家，继续在暗中关注、指挥革命。还有史瑞萍，她的作为与陈齐峰如出一辙，默默地为革命努力工作，默默地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教育、感化学生，引领他们走上人间正道。还有贞一，作为一位乡村女性，为了追求真理、接受现代教育，不惜绝食，最后，在哥哥陈劭夫帮助下，终于走出家门，走向远方。他们是沙湾的普罗米修斯，是他们把共产主义的火种悄悄引入这里。他们是现代中国的开路先锋，没有他们筚路蓝缕，沙湾将抱残守缺。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佑德公请刘师傅雕观音菩萨像和祖公老儿敬远公的光神，有人看刘师傅雕的光神越来越像佑德公，问他缘由，引出刘师傅一番道理来：“如今沙湾人哪个见过敬远公？佑德公不像他祖公老儿，那他要像哪个？”他还继续引申说：“凡人哪个见过菩萨呢？佛无定相，我们心上哪样看着舒服自在，哪样就是菩萨。看看我雕的观音菩萨，越看心上越安静，菩萨的笑是慢慢起来的，你看得越久菩萨笑得越欢。”这一段既是小说中人物的话，也可看作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哲学理念：佛无定相。刘师傅是在给佑德公雕佛像和祖公老儿的光神，王跃文则把小说中的这些光明俊伟的人物当作佛来“雕”。刘师傅雕佛像要慢工出细活，在一刀一凿中，观音菩萨慢慢形神兼备了。王跃文要在细节中见精神，在细节中刻画人物，一个个细节融在一起，人物就慢慢立了起来，有了神采，有了生命，像刘师傅的佛，会笑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投射了无限的深情，付出了最大的耐心，就像他的夫子自道：“我写作《家山》时有种化幻为真的感觉，笔下的人物不像是虚构的，他们都真实地活着，天天同我在一起。小说里的人死了，我会痛苦得流泪。小说里诞生新的生命，我也会高兴得泪湿双睑。写完《家山》最后一个字，我莫名的失落，大半天坐着不说话。我原本天天同小说中的人物同忧乐、共悲喜。”
正因为这样，这些人物不只是人物，还是永远的“人格”。
四、“家山”与“文明”
人物背后是社会，人格背后是文明。上文已多次提到，《家山》中的不少角色都是有原型的，作家之所以凝神聚情，把这些原型故事化为文学叙事，把一些人物写得饱满圆润、光彩照人，超越了单纯的小说人物，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人格，是因为作家创作这部小说的核心诉求不只是回溯历史，而更是吁请文明。忽略了这一核心诉求，可能会既曲解小说主题，又误解其美学。比如，作家把佑德公和陈远逸塑造成小说中的理想人物。这两个人物是传统士绅，如果简单理解，则其代表的就是保守的旧社会、旧制度，那么能不能说作家在他们身上投射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当然不能！不仅不能这么解读，而且还要看到，作家的认识显然要深刻、广博得多。
关于中国士绅之产生、性质、作用及其在近代以来的演变，社会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费孝通在《中国士绅》中明确指出：“士绅可以是退任的官僚或是官僚的亲友，甚至可以是受过教育的地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没有政治权力，可是有势力，势力就是政治免疫性。统治者越可怕，越像猛虎一样，士绅的保护性的庇护作用就越大。”费孝通不仅分析了士绅对基层单位——乡村社会——的保护作用，而且对士绅的两面性，特别是由于依赖皇权体系而天生的保守性、脆弱性，以及生产上的无所作为、经济上对乡村的剥削作了剖析。他对近代以来士绅体系随着保甲制的推行而逐渐瓦解的趋势也作了揭示。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则对近代以来乡村中国士绅体系的瓦解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随着国民党在乡村推行现代官僚体制，原先那些对乡村具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传统士绅渐渐退出乡村治理体系，而那些原本被隔离在乡村治理体系外的劣绅、恶霸等，则趁机依附国民党官僚体制窃取了乡村治理权。
对中国士绅的来龙去脉有个大致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家山》中的相关书写。阅读中，我们往往情不自已地为佑德公、陈远逸的德行所吸引，而忘记了他们的德行是在什么样的场域中释放魅力的。细读小说就会发现，他们是在乡村治理权力转换的关口变得光彩照人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跃文艺术地再现了费孝通、杜赞奇等的研究。向远丰是国民党现代官僚体制深入农村的化身、代表，他原是中学教师，县长李明达推行税赋改革，增加财政收入，他到沙湾征收税赋，不仅投机取巧、中饱私囊，而且暴力征收、动辄绑人，做了乡长后，更是变本加厉。红军路过沙湾，一些村民加入红军，他带保安队来抓红军家属，不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而且纵火烧家，烧死人命，残暴至极。陈扬高则是“营利型经纪”的代表，他虽不敢像向远丰那样凶残直接，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也无所不用其极。比如，为了应付征兵，他先是弄虚作假，保护自己家族的人，后来竟派人偷绑邻近村乡的人顶替。对这个人物，作家不仅写了他的自私自利，还特意写他做了保长后假借公务虚张声势，在村内动不动扬鞭纵马，破坏了人过沙湾“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的规矩。这一细节意味深长，暗示人们，在沙湾，佑德公、陈远逸的时代即将过去，他们此时不过是勉力为之，难以为继。由是观之，佑德公、陈远逸的嘉言懿行所释放的乃是传统文明的回光，恰恰因其即将消逝，才显得那么明亮，那么美丽，也那么凄凉。
如果结合王跃文的人生经历及其整体创作看，则这一人格塑造的行为就更有意义。由于父亲调侃官员夫人的一个玩笑，他家由小康堕入困顿，经历了这样的人生剧变，对此他更能感同身受。随着现代化进程深入，物质生产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精神不彰、道德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纠结在一起，使作家在近些年集中思考人心、人情、人性、人格问题。在《漫水》中，他就通过余公公、慧娘娘的故事，礼赞了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原始朴素的是非标准，并坦言“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是自己追求的审美意境。
在《家山》中，他更是将这一思考上升到文明的高度。通过佑德公、陈远逸的作为，通过他们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通过他们的悲伤、愤怒、无奈，最后，通过他们的衰老，通过他们的离去，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明夕晖时刻的美丽，让我们思考其价值。也正因为以此为背景，陈劭夫、陈齐峰、史瑞萍等几位现代新人出现的意义才得以凸显。
陈劭夫、陈齐峰、史瑞萍三人是共产党员。与其他小说塑造共产党员形象时多侧重其意志、品格、勇气、智慧不同，王跃文在兼顾这些因素的同时，格外重视对他们的道德、伦理书写，即注重展现他们的人情美、人性美、伦理美。陈劭夫是地下党员，表面上在国民党军队身居高位。作家除简要写他与陈齐峰秘密联合推动家乡地下革命运动发展及英勇抗日外，更多的写他遵礼从仪、重情爱乡。例如，写他回乡探亲，到了下马田就从马背上下来，牵着马慢慢地走，“他把大盖帽子取下来，招呼正在薅田的乡亭叔侄，都讲班辈规矩。碰着几年不见的，个子长高的伢儿，劭夫就问：‘你是哪个屋里的？’见着班辈高的伢儿，哪怕四五岁的，劭夫也要躬身招呼：‘儿儿叔，我还没见过你哩！’”到了家中，更是长幼有序、执礼如仪。妻子容秀不能生育，怕对不起他，执意要他再娶，他竟也听从了父母和容秀的，又娶了云枝。陈齐峰亦然，作家虽然写他为了救革命队伍之急，设计派人“抢劫”了父亲积攒多年的银元，但却也写他担心父母、妻子身体，不仅给父母留下一些银元，不让他们彻底绝望，而且在“抢劫”前，就巧妙地安排有医护经验的史瑞萍到家中借住，以备不时之需，用心可谓良苦。史瑞萍也是一位老党员，历经腥风血雨，作家却不主要写这方面的内容，而是写她美丽端庄、知书达理、歌声美妙，写她与扬卿惺惺相惜、爱情甜蜜，写她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尽心帮助乡邻的良好品德。
作家这么写自有其深意，他是想以此提醒人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因为他们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光明因素，为人、立人、尊人、爱人，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创造、传播现代文明，以之滋养人心、发展人性、敦厚人情、提高人格。在这样的视野中看，《家山》不仅是回望——回望故园，回望历史，而且是远眺——远眺世界，远眺未来，在回望与远眺中呼唤文明升级，呼唤中国人能够在开放兼容的现代文明中创造更好的物质、精神世界。
笔者以为，这是《家山》最深刻的寄托所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寄托，作家才汇情于家山，家山才山高水长、人物倜傥、文明浩荡。
〔本文注释内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