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没有读者看的小说，绝对不是好小说 没有读者看的小说，

　　符二：作为一名年轻的文学研习者，在作品的见地与判断、领悟与感受方面，我势必有所欠缺。如果我的提问因为浅陋或无知给您带来冒犯，请多原谅。

　　王跃文：不客气，不客气。

　　符二：您写官场小说，人们说您是官场第一人，官场作家。我知道您还有很多其他题材的小说，但它们可能因为官场小说名气太大，从而被遮蔽和掩盖了。

　　王跃文：我的非官场中短篇小说写过很多，被以各种各样的名目编过很多次，选本也很多。现在的情况是，一般作家的中短篇集子很难出，而我的任何一部书，只要有“王跃文”三个字，它都可以编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畅销符号。看过我非官场小说的读者，很多在网上给我留言，评价很高。

　　你刚才说到符号化这个东西，首先我不太赞同以题材去划分文学的类型。如果要说有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官场题材，如果非要这么划分的话，那我开玩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渔业题材小说，这不是很荒唐的说法吗?

　　符二：您的《苍黄》或《国画》，难道不是类型写作吗?

　　王跃文：我不认为它是什么类型写作。如果要说为什么写了这类的生活，比方说写现实的官场，就是类型小说，而且在有一些人的眼里，可能还得不到一个公正的对待，自然就会把它看得很低。假如我们为了表达的方便，姑且承认一种以题材去划分的话，为什么写农业的、写工业的大家又可以接受呢?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对待这一类题材的小说，存在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偏见。那么这种偏见，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官方对于这种东西的敏感。因为官场本身，如果我们翻开《现代汉语词典》，你会发现，“官场”其实是一个贬义词，词典对“官场”的解释是：官场，旧时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就是这么去解释的。如果我们现在就把那个小说叫做“官场小说”，可能官方不愿意那么去说。另一方面，鲁迅那一代民初作家和学人，对清末民初的官场小说，也就是当时所谓的“谴责小说”评价不高。鲁迅先生说过这类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这就是对其艺术性评价不高，对吧?说它的意义虽然在于匡扶世道，但是写得太直露，不委婉，不艺术。

　　鲁迅先生他们那一代学人，对那一类的小说，作这样一种评价，也就可能影响了后来的学术界对这一类小说的评价。学术界通常把清末民初的那一批谴责小说，同现在的官场小说看做是一种源流关系。所以在学术评价上，就有一种歧视，把它的文学价值贬低。

　　我个人其实也很同意鲁迅先生他们的一点。清末民初那一类小说，在我看来，比较好的，就是一部半。

　　符二：何为一部半?

　　王跃文：一部是《儒林外史》，我认为还不错;还有半部就是《老残游记》，因为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长篇小说。其他的像《官场现形记》，特别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我认为确实艺术成就不高。这些小说只具备文学史意义，而其文学本身的价值不高。

　　我们目前的官场小说，创作量、出版量都非常大，写作队伍也都很庞大。我不敢说现在就已经出现了经典，但总体成就比清末民初谴责小说要高。当然也出现了很多对这类小说的批评，比如说艺术成就不高，没什么文学贡献，等等。我想这些都不是问题。文学成就和经典与否，应该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段上去检验。也许百年之后，我们再回望这一段文学史，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番风景。

　　符二：但这里边可能存在一个问题：我们传统的古典美学里就有对作品的品评，比如钟嵘、司空图等人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评分等级次第的方式。他们提出的也可能只是一家之见解，但流传下来，很少有人对这个定性去加以质疑甚至推翻。现在的文学评论家们也在下各种各样的结论，您不担心他们给您的作品判刑吗?

　　王跃文：当然我不是做这方面研究的，要做一个判断的话，应该建立在对材料的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但是我有一种直觉，刚才也提到过：目前的这一类官场文学，它的总体成就要比过去的官场文学高一些。

　　小说是否传下去，是否成为经典，并不是评论家们说了算了。读者是最终的判官。一代一代的中国人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是因为大家听了评论家的介绍，而是这些作品本身的力量在起作用。作品征服读者，读者让它永恒。

　　符二：刚才说到，您的小说，贴上“王跃文”三个字儿就能畅销。您认为畅销的因素是什么?

　　王跃文：我自己也没法想清楚这个问题。如果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的话，肯定要跟别的作品进行比较。但是说句实在话，同类的小说，我看得相当少，我只是从别人对我的评价中，看出一点。

　　有一些人，包括记者，也包括一些读者，他们会说，你的小说和别人的小说比较起来，首先的一点就是真实性。感觉你的小说，从大的布局谋篇也好，从小的每一个细节、场景、氛围也好，都是非常真实的。一看就是个中人或者过来人，对这方面的生活非常了解，看得很深，也看得很透，不觉得是一个外行人写的。但是有些人写的这方面的小说，按照读者的话来说，就是不懂套路。这是一个;再一个，我觉得我的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揭露或者谴责，其实里面至少还有对理想和希望的一种折射。不能否认，我的小说的流行有很重要的非文学原因，或许可以把它叫做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就是人们想通过我的小说了解社会，了解现实，有的人甚至觉得读我的小说解气。

　　我在官场里面前前后后摸爬滚打一共十九年。这一十九年，我在官场生活，观察，思考。我承认，有很多是因为我看透了，看穿了，有一种基于知识分子的正义和良知，有一种愤懑或者说郁愤，而这种东西是更能引起人的共鸣的。我相信很多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或者正在里面的人，他看了以后会产生共鸣。用一般读者的话来评价，他们会说：你这个心理描写太到位了，很细腻，很真实。其实这种评价，就是说，我写出了这一类人的心理，写出了他们想要表达但是却又无从表达的东西。

　　符二：我明白您的意思，小说的本质是虚构，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应当是真实的，常识应该是正确的。那么我想问的是，这个“真实”跟您的现实生活有多少交叉点?

　　王跃文：应该这么去表达：我所有的情节、包括细节，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虚构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的老家——我们老家跟云南很多地方的山区一样，没有大江大河——到年终的时候，我们机关里会分鱼，就是从水库里面捞鱼上来。有一年，我们又逢上分鱼的时候了。有一条最大的鲤鱼，差不多有一二十斤。但是不论分给谁，还是按照价格，称出来是多少就算多少钱。那是一条母鱼，肚子里面有很多的鱼籽，鼓鼓的。有些干部就患得患失，说哎呀这个鱼籽太多了，买了划不来。我说既然大家都不要，那我就把它买下来。当时正好有个情况，我父亲遭遇了车祸。我想象中这个鱼籽可能会很有营养，既然大家都不要，我就买了。我想用鱼籽炖汤给老父亲喝。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就听见别人在背后说——那时候我参加工作还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小王真不懂事!那么大的一条鱼，他居然买下来了。这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机关里面，凡事等级森严。这么一大条鱼，应该是县长的。县长才有权利买下这条鱼，你一个小干部，怎么能这样呢?

　　好，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几年以后，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很有意思，情节很简单，那个小说叫《天气不好》。我写一个县政府材料办写材料的小干部，很有才气，叫小刘。但他很不懂事，像我一样买下一条不该买的大鱼。他没有吃这条鱼，送给了县政府办主任;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发现这条鱼挂在了县长家的阳台上。后来领导准备提拔他了，但他碰到县委书记，刚想打招呼时，却想打喷嚏了。他的喷嚏没有打出来，苦着脸望着天空，得罪了县委书记，所以他就没有被提拔。

　　这些细节，说起来都是虚构的，但又相当真实，包括打喷嚏。打喷嚏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让他失去了提拔的机会。但是它揭示的一个道理又是必然的，就是在官场里面，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人身依附关系，小人物在上司面前那种仰人鼻息的关系，这个是必然的。通过偶然的事件，反映的是官场必然的游戏规则或者说规律。

　　符二：这个您是非常熟知的?

　　王跃文：对。通过偶然的事件，其实反映的是官场必然的东西。

　　符二：过去的官场小说之所以被称之为“谴责小说”，是因为其揭露或者说批判的力度。您的小说也有批判，那么您的力度在哪里，又深入到了什么地步?我们知道官场有很多游戏规则，您的笔触又能延伸和抵达何处?

　　王跃文：这个——，就是说，要扩充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有这么思考过。

　　符二：那您在追求什么?

　　王跃文：小说的好处在于，可以用形象表现，不必像政论一样说得太明了，太清楚。有些话，不拿出来讨论反而是明智的，比方你说的笔触能延伸和抵达何处。就是说，我不可能去触及现实条件不允许的东西。

　　符二：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太圆滑?您没有去触及到根本性的东西，是为了自我保全?

　　王跃文：这个不是说圆滑不圆滑的问题，这是现实的严酷。

　　但是如果你要是去读，把我的一些东西读懂了，那官场的现状，官场的荒诞，官场的无奈，都在里面。

　　比如我在《国画》里面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国画》五十多万字，只有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有一次，有一个地方发生了洪灾，过后皮市长到那个地方视察，当地的老百姓在那里修复被洪水冲垮的河堤。他在那里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七十多岁的老太太，马上过去问：老人家，您这么大的年纪了，还来搞劳动，您怎么想的?老太太就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个时候，皮市长就把老人家的那担土接过来挑走了。好，整个镜头就跟着他走。这位皮市长，被这位老太太感动了，走到哪里都说，同志们，多好的人民，多好的群众呐，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当问她为什么还要来修河堤，她只有两句话：感谢党，感谢政府!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呢?这个老太太是个疯子。有这样的一类疯子，就是喜欢凑热闹，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去，谁家死人啦，谁家嫁女娶亲啦，哪里开大会啦什么的，她都去。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头几句话是清楚的，但只要说上三四句话，就乱七八糟。当皮市长走向这位老太太的时候，当地的官员吓坏了，生怕惹祸。结果等皮市长把担子挑走，镜头往那边去了以后，当地的干部们马上就把这老太太架走了。

　　这里其实是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的病态。中国人不管有多少牢骚，有多少意见，但当一个话筒对准他的时候，他说的都不是自己的话。我们不是疯子都会说疯话，何况真实的疯子呢?其实这个东西说到底，揭示的就是我们体制本身的荒诞，或者说现实本身的荒诞。

　　符二：换言之，您表达得更加曲折委婉，更加含而不露?

　　王跃文：我更加曲折和委婉一些，而且是通过文学的形象。

　　这也是文学所必须的，也只能如此。如果在这里边你能像政论文一样去写作的话，那就不是文学啦。

　　符二：给“官场”下一个定义，可能作家中没有谁比您更有发言权。您怎么阐释“官场”?

　　王跃文：如果要我说，官场，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场，这个场是由某种东西构成的，里面有人物，有种种游戏规则。吴思先生说“潜规则”之前，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好像是在答记者问里面提到过，我说有人说我的小说写的是官场文化，这个我不同意。如果要说文化，也是官场亚文化。有次我同吴恩先生交流，他说你的表述很准确。

　　什么是官场亚文化?中国人讲所谓的官场，主流文化过去是一种儒家文化，那么到现在为止，底色还是那个东西。我们加入了一些马列的东西，传统的底色还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那一套。但自古以来，真正地左右官场，或者说被官场人奉为“葵花宝典”的，是没有被人研究过，也没有被人堂而皇之拿来讨论过的一种东西，就是官场逻辑和现实的游戏规则，我把这个叫做“官场亚文化”。因为这个东西，无法堂而皇之。

　　符二：有人说，您要是写一部类似于“官场指南”的小说，肯定畅销。您怎么看?

　　王跃文：这其实也是对我的小说误读的一种说法。说我的小说是官场教科书，官场秘笈，我认为这是对我小说的一种误读。

　　我认为，小说首先是文学，它不是消极的，或者说不是教别人诲淫诲盗的那种东西。我的小说，底色是温暖的，态度是批判的。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没有读者看的小说，绝对不是好小说

　　符二：您的作品拥有那么多读者，我们将畅销其归结为一个市场的因素，那么从文学的价值上来说，您认为您的作品是经典吗?

　　王跃文：我不敢认为自己的作品现在就是经典，但是我可以说这么一句话：畅销的小说未必是好小说，但是没有读者看的小说绝对不是好小说。

　　中国的文学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任何一部经典小说，都是畅销书。不管金瓶红楼，还是三国水浒西游记，哪一部不是畅销书?从它们诞生之日起，从雕版印刷起，不但畅销而且常销。像这样一类小说，要畅销、常销到没有人类的时候。至少我们中国文学史是这样。

　　符二：文学之高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之一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但这个理想主义也没有具体衡量的尺度或标杆。文学作品或追求结构章法的无懈可击，或追求故事情节的天衣无缝，或追求语言辞采的精美绝伦，而您在追求什么?

　　王跃文：对，你说的这是一点。我再补充一个，刚才说到这个什么是畅销，什么是经典，经典跟畅销之间的是什么关系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反面的例子。

　　我曾经在图书市场上看到一套书，叫做《中国禁毁小说大全》。当时我随便翻了一下，也来不及细看，我就是好奇，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结果我买回来以后，一翻，没有一部是真正值得留下来的。它们确实应该禁掉，被毁掉。不是说书诲淫诲盗或者怎么样，而是说其文学价值非常低，或者说没有留下来的价值，所以才会在当时没有被反复地印。只是因为出版的一种偶然，那些版本被留下来了，为书商提供了一个商机，得以面世。

　　这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经典。经典就是被一代一代人不停去阅读，不停地检验以后，它就是经典了。

　　符二：也是，其实读者往往更有自己的甄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回到刚才的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您在小说中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您想批判，表明自己的立场，还是如您所说，寄予某种理想和希望?

　　王跃文：我承认，我是一个说社会责任感也好，社会关怀情节也好，都比较重的作家。

　　这或许跟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有关。因为我在过去的工作和生活中，看到太多的不如意和不好。我觉得，那些都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就想，通过文学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个当然就有揭露和批判的东西在里面。

　　但要说到艺术手法，我承认，我没有这方面的创造性，或者说，没有有意识地去追求这种外在的形式。我只是凭自己的文学经验，因为我过去的文学阅读，在我心目中，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小说应该怎么写，什么样的小说是我愿意看，是我接受的。就是按照这么一种标杆或尺度，去讲我的故事，去写我的小说。仅此而已。

　　我不愿意搞一种形式上的标新立异，比如玩结构啊什么的。我甚至对这个东西，还觉得可笑，有一种蔑视。所以有的人，谈论小说说结构应该怎么样，我说我读你的小说，是读你的形式还是内容?

　　符二：但不可否认，形式是文学非常重要的部分。

　　王跃文：是的。所以还有一种说法，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问题是，也许有的作品，其形式和内容是完全天衣无缝的;而有的可能就会很拙劣。

　　今天下午我参加会议，还说到这么一个事情。比方说，我们所谓的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流入中国以后，我们的很多作家加以模仿，我就觉得非常可笑。我看到有媒体对马尔克斯的采访，马尔克斯就说，我自己的这种艺术手法，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是别人放在我头上的。我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它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因为它就是我们家乡的生活，我们家乡的传统，我们家乡人相信生活就是可以这样的。

　　符二：而且马尔克斯自己还明确说过，他在书中写的那些事物，后来都真实地发生过：天上确实下起了黄花鱼，确实出现了长猪尾巴的孩子。他像是一个天才的预言家，小说所写的这些在现实中都得以印证。

　　王跃文：对对。马尔克斯说的艺术手法，其实就是生活的真实。

　　我就想到，我们湖南有的地方就应该诞生伟大的作品。比如说我们湘西，诞生过伟大的沈从文，但是对得起这片土地的更伟大的作品还没有诞生。

　　说艺术手法的话，我们湘西那地方的巫文化就很深厚。我们说巫楚大地，相信鬼神。像我小时候，当时给我的感觉，人和鬼，生者和死者，都是连在一起，同在的。比如说天黑以后，我们不准吹口哨，因为吹口哨鬼就会下山来。比如说晚上，外面没有任何动静，忽然听见狗汪汪大叫，老人们会说，可能是我们的某个祖先回来，我们看不见，但是狗看见了。这些都是生活，我们老一辈的人就真的相信。

　　符二：您所说的这一切，我感同身受，因为云南就是巫蛊和灵异非常发达的地方。比如天黑以后，外面如果有人叫你的名字，你就千万不能答应，你一旦答应，就会有人带走你的灵魂。

　　王跃文：对。还有就是，我们的院子里，房前屋后的蛇，看到了是不能打的。我们把它叫做家蛇。而这个家蛇，就是自己的祖先。可能是我们的祖先化身而来的。他们参与到我们的生活中。死是生的一部分，生和死不是泾渭分明的，二者混沌一片。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过去住的木房子，晚上“喳——”的响一声，其实就可能是晚上天干物燥。我记得我奶奶马上就会坐起来，说可能是哪一个祖先又回来了，她马上就会说一些保佑的话。

　　我想，如果我们的作家把这些生活吃透，然后把它很艺术地写出来，那这不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符二：确实如此，巫文化实际上极致浪漫，想象力非常神奇、深邃而渺远。

　　王跃文：对。像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才叫做形式和内容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他也创造了自己

　　符二：您写小说有什么秘密吗?

　　王跃文：要说秘密——，我其实不知道有什么秘密。

　　但写作的时候，我相信两个字，写作的时候要潜心。

　　符二：苦心经营吗?

　　王跃文：我没有苦心经营。但心一定要沉下去。潜心写作。作家写作的本能是要入境，要进入到那种情境。我写作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忘我的状态。

　　比如说我写老头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老人的心态，我完全可以琢磨得很透。写一个小孩的时候，那种心态我也可以把握得很透。

　　比方说，我经常被人称道的一个小说，《秋风庭院》那个中篇。1995年中国作协的《小说选刊》组织过一次全国小说评奖，把我这个小说评了一个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我去领奖，有评委一看，哎呀小王，你怎么这么年轻啊?我说我不可以年轻吗?他说哎呀不是，我看你写老干部的那种心态，把退休干部的心态捉摸得那么透，以为你至少是一个五十岁以上的作者。其实我当时也就三十一二岁。

　　符二：对于写作，除了人生经验的丰富与积淀，文学才能的不断提升和累积，此外您还拥有什么?

　　王跃文：我可能还是依靠一个作家的职业习惯。有了这个职业习惯以后，你看到东西就会琢磨。

　　你看《秋风庭院》这个中篇小说，我的灵感就来自于一个地委书记，我跟他的一次目光的碰撞，一次眼神的感应。

　　当时我们老家有一位退下去的地委书记，这位地委书记政声极好，口碑极好，在当地很有威信。他毕竟是一个地委书记，当时在位的时候，从机关大院里走过，背着手，头微微地昂着，目光一片空濛，眼睛不会注视任何一个人。但是所有的人见了他，赶紧书记好、书记怎么地，没有人说他目中无人或者别的什么。这个人的政声很不错，能力也很强，是属于这么一种。好，退下来以后，在省里边安排了一个闲职，也没到省里来上班，仍然住在那个机关大院里。但他再从机关大院里走过的时候，就是一个探寻的目光，希望有人跟他打一个招呼。其实我当时是刚刚调进那个机关里头去，跟他并不熟。有一次在食堂门口，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望了他一下。因为他是老领导，我就面带微笑，他就马上双手伸过来，你好啊。我赶紧说书记您好。当然他也没问我是谁。当时我就想，这个老人退下来，他的心境是怎么回事儿呢?就是这么一次目光的交汇，我写了这么一部中篇。

　　其实这个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我是听说的：就是过去常年他习惯了每天清晨起来，吃过早点以后，就夹着一个包，从家里抄近路，往办公室去。结果退下来之后，很长时间不适应，不习惯，还夹着一个包去办公室。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我已经退休了，算了，不去了，又折回来。就是退下来之后，老干部的那种失落，不适应。他那种从小离开了故乡，家乡已经没有人了，现在不可能回到家乡去，而中国又是一个故园情节很重的国家，这个地方也不是自己的故乡。工作了一辈子，没有归属感，最后不光是肉体无所归依，而且精神灵魂更是无所归依，最后就是一种飘零的感觉。当时写了这个东西，好多人看了就说，哎呀写得太好了。

　　符二：除了这个，您从阅读中能够汲取多少东西?因为作家大致分为这么两类：经验型写作和书斋型写作。后者写作的灵感、思考甚至素材，可能更多要依靠从阅读中获取。

　　王跃文：到目前为之，我觉得没有从任何阅读当中，对我的写作素材方面有任何帮助。

　　我自己觉得，如果要我反省一下我的阅读，我的阅读也不是那么前卫，除了当时大学里面老师开书目读过的那些书，其他新的介绍过来，我可能就是翻一翻，如果不对自己的胃口，也就不怎么看。

　　所以我的感觉是，读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学经典，我读到的是本能和技巧;而读外国文学，读到的可能是一种人文精神或者说人文立场。比如我最喜欢的外国文学，还是现实主义的那一套，几乎巴尔扎克的所有小说，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当时英国或法国作家的作品，18、19世纪的，几乎可以说是读得很多，有的作家我是通读过的，非常喜欢。比如读托尔斯泰，读到底，我从他那里感觉到的，就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东西。我觉得伟大的作家就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就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如果你说所谓的技巧，我从那里就感觉不到。因为他也是非常老实或者说非常笨的一种写法，就是从从容容老老实实写来。我们读的是翻译小说，翻译小说的原文我不懂，原文应该体会到的更多的艺术的东西，我肯定体会不到。但是我读自己本民族经典的时候，我可以读到文学本身可以借鉴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仍然是《红楼梦》，现在我的手机里面下载的书，仍然是这样一些东西。有时候开会无聊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你看它就是不慌不忙地讲故事，非常精微地去处理一些细节，还有人物之间关系的那种照应。如果要这么去说的话，就是《红楼梦》里面引用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写小说的人，就是要做到，一是世事洞明，二是人情练达。

　　符二：其实古人写作就非常讲究这个世事洞明，老庄的说法是“道”，在苏轼那里是“悟”，严羽更明确地指出要“穷理”。

　　王跃文：对。所以我说写小说，尤其需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那种很温情很温暖的关系你怎么处理，处理很圆滑的关系又怎么处理，作为一个作家，我会看得清清楚楚。

　　符二：这种能力，是对人性的洞烛幽微。

　　王跃文：是的，是对人性的一种洞察力，你必须要有。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能力越强，他的写作会越好。

　　但我还认为，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他也创造了自己。因为文学在我看来，就是思考生活、思考人生的一种方式。那么我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会有是非，会有判断。一个人的天性或者说作家的禀赋，一般来说，他是向善的。当然也有这样的作家，他要写坏书，写恶书，写诲淫诲盗的书，但是我想这样的作家，在整个文学史当中，不会是主流。因为他同人类的正面价值是相违背的。人类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就在于人类的正面价值，人类对正面价值的选择永远是站上峰的。作家也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作家在写出好的作品的同时，慢慢的其实他也在砥砺或者说改造自己的人性。

　　就像沈从文曾经说到这样一个意思：一切优秀作品的制造，都离不开手和心。更重要的是，也许它还是培养手和心的境。其实我理解先生的意思，他所说的手，是指文学创作的手法和技巧;心，讲的是作家的人格、品格和道德。也就是说，我们的创作离不开我们的文学能力和我们的人格力量。但是，在创作的过程中，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创作能力和我们的人格，应该是这样。

　　符二：我明白您的意思。刚才说，您在写作的过程中，只是把故事呈现出来，不给结论，也不像评论家一样点评。但有时候，我想，写作又意味着一种倾诉，一种服从于内心深处表达的需要。

　　王跃文：我们可以对文学有一千种定义，但是我的定义是：文学是人类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一种方法。

　　符二：那文学在您生活中意味着什么?

　　王跃文：应该说，我是一个职业作家，文学就等同于我的生命。我的作品跟我的生命是连为一体的。也就是说，我必须写作，我才会快乐。

　　因为我这个职业，决定了我必须要通过文学来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这是我生命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不写作，我什么都不是。

　　符二：写作给您带来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王跃文：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在现在的现实中，获得了比较大的自由。身心的自由。这个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收获，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状态。

　　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心无旁骛，无所顾忌。我不用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我不会因为什么东西患得患失。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理想的一种人生状态了。

　　文学有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

　　符二：您现在还在体制内吗?目前的身份是什么，专业作家，还是作协官员?

　　王跃文：我是2003年从省政府机关调到作协来的。当时的情况是，过去我们省作协机关有专业作家的编制，后来就没有这个体制了。老人老体制，新人新体制。我是以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调过来的，那么就会要承担一些机关事务。所谓的机关事务，就是为作家、为文学做一些服务性的工作。

　　从今年开始，我被选为我们作协的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参与作协机关日常工作的管理，暂时分管机关运转，办公室这一块的部分业务工作。本来作协机构就是一个群众团体，也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官场。但跟其他的人民团体又不同的是，作协机构本身的自由度比较大，而且在作协当主席也好，副主席也好，这些人从来不会把自己当官看，作家们也从来不会把你当成什么官员，所以无所谓官员不官员的问题。就目前体制来说，不过也就是一种工作的需要，无非就是为大家做一些服务性工作、文学组织工作而已。

　　符二：此次恰逢作代会、文代会在京召开，据我所知，您是作为代表之一去北京开会的。胡主席在文代会上说：“在党和国家举办一系列大事喜事、应对一系列难事急事的过程中，总有文艺工作者辛勤奔忙的身影，总有文艺工作者创新前进的足迹，总有文艺工作者倾心奏响的时代乐章。”您怎么理解这番话?

　　王跃文：胡主席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文艺家们同国家、同人民的关系，每当国家有难事急事的时候，都会看到文艺家们忙碌的身影。

　　符二：那您认为文学可以有一种思想、原则或者方针去指引它吗?

　　王跃文：如果要我说，我觉得，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判断。它不能够去图解政治，更不等同于政治。

　　其实，当国家或政府以一种政治话语表现出国家理想的时候，作为作家可以去理解，我们应该赞同。因为通过一种政治话语表现出一种国家理想或者说民族理想，我们作家也不要以为怎么样，或者就去嘲笑它。但是，当我们通过文学去表达这种国家理想或者说民族理想的时候，就不应该像有些政治话语那么直露，那就很讨厌了，艺术性肯定会受到伤害。

　　符二：那您觉得文学跟政治是什么关系?是隶属于政治，被政治驾驭;还是超越政治，高高在上;还是和政治两不相干，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王跃文：怎么讲呢，你要说文学跟政治完全无关，其实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政治?如果要说得宽泛一点，生活当中处处是政治，经济很多时候也是政治。比如说跟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低层面的它是经济问题，但往深里说它又是政治问题。如果你在作品当中，去表现民生，那你说里面有没有政治?往深一点说，也是有的。

　　但我个人觉得，你不能在文学作品里边儿，直接地充当一种政治工具。那个是我从来反对的。但是你有时候你也被人指为双重标准，当你说要直接地去歌功颂德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应该直接去问政治;但当你对现实作出批判的时候，其实也是问了政治。为什么那样就不行，而这样就行呢?

　　符二：但我总觉得，依靠政治去引领文学，这不是文学之道。

　　王跃文：这个东西，在国家出现这种大事的时候，比如国家处于战争的状态下，很多平时的一些标准，我们也暂时可以放下。但在常态下，这个是不应该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理论依据在哪里，但是据我的观察，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诗歌除了有的拿去批判之外，很多诗歌是可以去唱赞歌的。诗可以批判，也可以歌唱。就是说，诗可以做乌鸦，也可以做夜莺。但是小说不可以。小说只能做乌鸦，不能做夜莺。可能我的阅读有限，我还没看到任何一部传世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是在热烈地讴歌一个时代，讴歌一个帝王。

　　符二：“文革”年代的《红旗谱》《金光大道》呢?

　　王跃文：这些传得下去吗?现在看来，这些东西，它的历史的局限性和艺术的局限性是非常显然的。

　　符二：言下之意是，这些不是好作品?

　　王跃文：我不认为是好作品。

　　符二：您现在的创作情况怎么样，还每年坚持发表新作吗?

　　王跃文：我争取每年要出一本书，但是这两年没做到。书倒是每年都在出，但就是编来编去。我的文字，不但畅销，而且长销。包括我的小文章的集子，那些千字文，包括博客里面的那些文章，编成书，一次也可以发个四五万册以上。我很感谢读者对我创作的一种认同。但是我更希望，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好好写作。目前因为工作的原因，对我写作确实有影响。我想尽快地通过某种技术处理，摆脱这种僵局，进入创作的状态。

　　符二：截至目前为止，您觉得哪一部作品是最能代表您的文学的最高成就的?

　　王跃文：我不敢说哪一部作品最能代表我的最高水品。就是经常被人提起来的，别人认为最好的，是我的《国画》。但是行内人说，《苍黄》比原来的更好。

　　其实要我自己说，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洲月》。它是六个中篇小说，前前后后写了七年完成的。每一部我都处理得很细致，最后集结作为一部书写在一起，又从头到尾打磨了一遍。这是我自己很用心的一部作品。

　　符二：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您写官场小说，既要追求好看的故事，还要追求富有文采的语言，您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王跃文：我是很讲究所谓文采的。我眼里的文采，不是简单的华丽词藻，不是简单地炫技。我觉得所谓文采，应该是总体的叙事技巧。我会很注意一个东西，就是非常从容地叙事，慢慢儿来，不紧不慢地交待人物之间的关系，前后照应会自然出现。我从不刻意去搞什么东西，但我写了之后，前后都有呼应。自然地带动出来，而且有时候是存乎于心。

　　我写任何东西都是不写提纲的，有一个大致的脉络在心里边儿。让故事自然生成。包括我手里边正在写的这个中篇小说，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是源自于我对小时候乡村风情的记忆，不管以后的故事怎么来。我先写，但写着写着，哎呀，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了，故事自然就生长出来了。我不太讲究刻意去布局谋篇，搞得非常跌宕起伏、曲折离奇，为小说而小说。那些都不是我追求的，我追求的是别的东西。我注重对生活日常状态的描述。越是日常的生活，越贴近生活的真实，贴近生活的本质。

　　符二：这个别的东西是什么?

　　王跃文：我跟你讲，最初我是在《当代》发了若干中篇小说。我的《国画》的编辑，看了我的中篇小说就特别喜欢，然后就去找《当代》的编辑，说我约王跃文写一个长篇怎么样?但是他们是有一个担心，我的所有的中短篇小说，如果讲故事性、情节性，都不是太强，也不曲折，吸引人的是大量的细节和味道，以及里面的氛围和气场。这个东西，按照我的编辑的话说，就是王跃文小说的好，就在于他的那种味道很足。

　　但味道支撑一个中篇短篇没有问题，支撑一个长篇不知道他行不行?然后我就写了。完了一看，他们就拍手叫绝。这个东西，依然是中短篇小说里面所固有的一些特性。但就是这个特性，能把一部长篇小说支撑得非常好，从头到尾，大家可以去追着读。

　　符二：任何一部官场小说，我想写来写去，不外乎就是那点事儿。所以作品的出彩之处，应该是讲述故事的手段和所诉诸于传达的语言。

　　王跃文：所以鲁迅先生鄙薄这种小说，就说“官场伎俩，本小异而大同。”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过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说来说去就那么点事儿。

　　那么就是说，如果你写来写去，写的就是这些事儿，确实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官场，这么大一个场，有这么多的人在里面，拼搏也好，追求也好，无可奈何也好，有一个值得我们文学认真去对待的官场生态。这种官场生态那么地无可奈何，那么地叫人关注，里面有体制的原因，有我们本身文化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有我们本身的民族劣根性的原因，对吧?

　　我们民族的劣根性，目前在我看来，有两条是最讨厌的：一个是无原则，二是趋利避害。无原则是说，当我们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时候，出于一个超脱的位置去谈道德谈是非，人人可以舌灿莲花;但是只要跟自己或者跟自己的亲人有某种关系的时候，立场马上变了。

　　符二：这是中国人喜欢执行的双重标准。

　　王跃文：就是双重标准。比如说，我们要求一个官员清廉如水，但是如果跟自己的利益有关，比方我们的朋友是一个官员，我们找他办事，他不给办，一本正经两袖清风，如果这么一个人，大家都会说他六亲不认，白眼狼，不是个好东西。

　　当然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官员。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上不去。但是如果同样的这么一个人，他以权谋私，给自己的七姑八姨、三亲六眷、亲朋好友什么事情都办了，那么他们这种腐败和无原则，还会被贴上道德色彩，说他讲义气、够朋友、顾家什么的，标准马上就变了。这就是无原则。

　　再就是我说的趋利避害。这一点，我觉得在我们的国民身上，表现得尤为极致。

　　符二：怎么个机极致?

　　王跃文：就说对利益的追逐，目前已经到了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地步。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我们每一个人，所想到的就是一个“利”字。就是老子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做官的要做大官、做好位置的官，为的是一个利，各行各业老百姓想的也是利。

　　符二：您深谙此道吗?

　　王跃文：如果我深谙此道，我不会选择写作，我会去做高级官员。我对这个看得很透，但我就像古人说的，非不能力而不为也。我并不是标榜自己人格如何高尚，但是这个确实与我的天性相抵触，违背我内心的原则。

　　符二：但这些门道您是知道的。

　　王跃文：我是知道的。《国画》里面有一个细节，经常被人提到，其实完全是我虚构的，但就像我自己经历过一样。朱怀镜到柳秘书长家去送礼，柳秘书长非常客气，问长问短问寒问暖，但朱怀镜出门以后，还在那里高声喧哗表示感谢，结果柳秘书长脸一垮，连忙“砰——”的一下将门关上。他心里想，怎么回事儿?刚才还那么热情，结果一出门就这样儿啦?结果一想，明白了：到领导家去，不管领导是如何客气，但是出门以后，就要一声不响，悄悄走掉。

　　这个东西我从未经历过。但经常被人说起，很多人都说写得太到位了，我们就是这么做的。要到领导家去，首先打个电话，问问领导，我今天要到您家里去，方不方便?领导如果说不方便，那他家里肯定有人，你别去;如果说，啊，我现在还在外面吃饭，八点半的时候来好不好?那你就八点半去，不要早也不要晚。你去了，话说完，礼送到，最多坐十五分钟，你要马上走掉。为什么?因为十五分钟以后，别人可能还会来，你不要影响人家下一桩生意。

　　符二：那您去做官，肯定步步青云，扶摇直上。

　　王跃文：这个我没经历过。但假如要我去送礼，我会瞻前顾后：我去了以后，在楼道里碰到熟人怎么办?如果去了他家，他家里有认识的人怎么办?出来以后，楼道里又碰熟人怎么办?我就会想到这个东西，想来想去，算了，我不去了。

　　其实说到这一点，这也叫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你写小说，各种心理、心境，你必须要有这些东西。

　　符二：在您的写作生涯中，告诉我一条您认为最好的经验或者说原则。

　　王跃文：我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经验或者说原则。我总觉得，文学就像地里的树，它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应该是这么一种东西。

　　符二：写作上，您现在有何打算?

　　王跃文：我还是愿意把小说写得更好一点。尽量地多写几部。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我的生活。文学创作上，我想让自己获得最大的满足。这是我生活最主要的内容。

　　我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你也看到了，我吃饭稀里哗啦，要不是在那儿礼貌地陪你，我肯定就是稀里哗啦，生活非常粗糙，顾不得优雅。物质生活也没有太多别的要求。

　　符二：那么有没有什么野心，比如说要去冲击一个大奖什么的?

　　王跃文：没有，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东西。

　　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圆滑的人

　　符二：谈一下您现在的生活。

　　王跃文：很简单，上班，下班，写作。累了就不写。

　　符二：关于文学的话题，我想您谈论的已经够多了。现在我想问的是，如果给您一个自我辩解的机会，您最想澄清或辩解的是什么?

　　王跃文：我不会去澄清，也不会作任何辩解。

　　符二：包括对您的指责、批评、误会，一概不做回应，全盘接受?

　　王跃文：不是全盘接受，我一笑了之。

　　生活当中我也是这样，为人为文都是这样。比如昨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别人说有个人，平时我看你对他也很好，但是背后他说你什么什么。我说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他说了我什么，因为我以后还会对他好。因为事实证明，他到处说我的不好，于我毫发无伤。

　　符二：这是不是说明您很圆滑?

　　王跃文：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圆滑的人。

　　其实你从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我是一个很坦诚很率直的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的。我曾经教训过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女孩儿，迷恋文学之后，对待婚姻、对待事业，一切都无所谓，都好像可以为文学牺牲一样，但我分明知道她写不出来。我甚至还对一个女孩儿说，这样，你老老实实找一份工作，把写作当作一种爱好，写一点东西，能发就发，不能发就不发，不能把它当作一项事业。趁你现在还年轻，老老实实找个人嫁了。

　　符二：这话像一个忠厚的长者对晚辈的关爱。那么多人拥戴您，是不是就跟这个有关?

　　王跃文：也有可能。曾经有过两个女孩儿，被婚姻骗子骗婚。她们找不到可信之人，就找到我。有一次，一个女孩子很神秘地给我打电话，说王老师，我有个事找你聊一下。我问什么事儿啊?她说电话里不好说，见面再说。见面以后，我们就约在公园里散步，像一对情侣，哈哈哈!然后她就说，哎呀，他原来准备说带我到哪里去的，后来碰上了一个事儿，这一次又准备带我到什么地方，他说机票都买好了的，但是突然又说去不了啦，又要把机票退了。我听她说了三四个这样的巧合，我说其实你心里有数了，你自己不敢承认，我点醒你，你被骗了，这是一个婚姻骗子，你赶快收手，不要跟他往来。因为她被骗了一些钱。我说如果有办法的话，赶紧追回。后来，她通过某种渠道，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就发现这个男的同时跟五六个女的恋爱，骗钱。她们几个人联合起来把那个男的抓起来，判了几年的刑。

　　她们就是觉得，我这个人值得信任。当然我也无原则地帮助过一些人。我知道自己上当，我也愿意。

　　符二：那是为什么?

　　王跃文：我是有限度的。有一次，有一个女的，说买房，按揭，还差多少钱，问我借。我答应了她。这个女的其实跟我并不太熟，但是跟我另外的一个朋友很熟，我是买那个朋友的面子。但我是有限度的。我就说，这样，我暂时手里有点紧，你再到别的地方去想想办法，我借你一万块钱。我就给了她一万块。

　　我知道她不可能还钱。她说要不要跟你打个借条?我说随你。最后还是打了一个借条。我现在想起来好笑，她写的是一个笔名。她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她姓彭，但到底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她借了钱以后就失踪了，再也没有联系。

　　符二：但您的朋友还在那儿。

　　王跃文：但是那个朋友，前两年癌症已经过世了。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这就好比赵丽蓉跟巩汉林演的那个小品，翻看合同一看签名，麻辣鸡丝!真的就麻辣鸡丝了呀!

　　我当时知道她肯定是没有钱的。但是，当她要再去骗别人的时候，我就要去揭穿她。又过了两天，正好凑巧，我有个朋友也是个作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跃文哪，你认识那谁谁谁吗?我说认识啊，怎么啦?他说她要到北京去创业，暂时手里有点紧，问我借钱。她不会想到，我们之间都认识，相互还会打听。我说你不要借，我已经借了她一万块钱，肯定是还不了的。他说那你怎么那么傻呢?我说人有时候傻一点算了，但是你不要借。这个东西，你骗我可以，但你骗我的朋友就不行。

　　还有一个，其实我也不认识，但给我打过无数电话，说是老同事的女儿，出来好多年了。跟男朋友打架，男朋友很坏，把她抛弃了，没有地方可去。约了好几次见面，我想不见对不起我的老同事，就约着一起吃了个饭。我说这样好不好，我暂时手头有点紧，借不了那么多。我就把钱包拿了出来，我说我留一千块钱，其余的都给你，然后就给了她大概三千来块钱吧。我说给你以后，你再去想点什么办法。过了三四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男的打来电话，请问你是作家王跃文吗?我说我是。他说那你认识谁谁谁吗?我说谁呀?我都忘了这个名字。他说是你的老乡呀!我一下子想了起来。他说你跟她是什么关系?我说我跟她没关系，我跟她爸爸妈妈是老熟人，你有什么事儿?他说我是一个志愿兵，我就积攒了十万来块钱，她跟我谈恋爱，谈了一两个月，还到我家里去，然后把我的钱全部骗走就消失了。

　　符二：他给你打电话是什么意思?

　　王跃文：他就想了解这个人，想找到这个人。这个孩子特别可怜，朴实得有点蠢。可能是通过电信或者别关系，把所有跟她有联系的电话打了一遍找到我。他诉完苦之后，还问了我一句我哭笑不得的话：王老师，你说她的作风到底正不正派?我说我怎么知道她作风正不正派?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她作风正派，那我找到她以后，我还是愿意跟她好;如果作风不好的话，那就算了。我说她都把你的钱全部骗走了，人都消失了，你还在关心她正不正派，还要跟你她结婚，你有点傻吧?

　　符二：通过这些言谈，我已大致了解和感受了您是怎样的一位作家。其实在读《雾失故园》的时候，我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小说的内容固然来自于虚构，但是最后的情怀却是作家所真实流露出来的情怀。

　　王跃文：其实我经常会在有意无意之间，不刻意地去——，其实是有时候，从内心里，人与人之间需要那种温暖、宽容。

　　符二：您是这样的一个人宽容的吗?

　　王跃文：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人性的弱点，我可以原谅。

　　符二：还有一个问题，算是题外话。现在很多人想法设法要进入官场，进入体制，每年的国考队伍何等壮观，你觉得平民子弟有希望吗?官场存在公平公正的?

　　王跃文：应该是这样，我注意到现在公务员考试，在总体情况上，比过去透明公正。过去是领导批条子，定一个指标，也即所谓的招干。现在考试比所谓招干进步多了。进步就在于，有的平民子弟真的可以通过考试，来进入官场。

　　符二：这希望有多大，难道不是微乎其微?

　　王跃文：我跟你讲，前天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女儿就在外省考上了公务员，他非常高兴。本来我们是要聚会的，但是他回来不了。因为在那里给女儿租房子，女儿考上了广州税务局的公务员。我知道，他孩子是公平公正竞争进去的。当然，中间玩猫腻的肯定有，但在总体的面上，根据我的了解，公平公正还是主流的。

　　符二：暗箱操作的是少数?

　　王跃文：对。公平公正是主流。只能说根据我的观察和判断，这个你不作调研，可能没有发言权。

　　我也做过考官。比如说，公务员的文化考试，泄题几乎没有可能。面对那么多的人去考，就是泄了题，那么对于很蠢的人，拿到题你也不会做。几万人考试，拿到题的未必就比没有拿到题目的考得好，更何况这种情况其实不多。那么进入面试的情况，我单位进人的时候搞过一次。我事先不知道他们的文化成绩，谁第一谁第二，但面试一看，面试和笔试是吻合的。当然肯定也有笔试特别不错，但是面试很差，或者发挥不好，但是总体来说不多。

　　但是国考这么热，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符二：是好还是不好?

　　王跃文：我觉得不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走到这一步，应该有一个附带的效果，就是人们追求价值的多元化，就业选择也应该多元化。应该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可能才是理想的效果。

　　但是现在大学生依然把考公务员当作首选，或者说一个非常好的出路。实际上这就说明，官场仍然是社会资源最大的控制者，甚至是垄断者。它控制大部分的社会资源，这就决定了它是最大的利益所在，所以人们就趋之若鹜。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就业门路不多，机会不多。

　　符二：您有过面试别人的经历，您能不能坦率回答我，如果有人向您打招呼，要求关照，您能够做到置之不理吗?

　　王跃文：应该说，人性都是有弱点的。

　　假如我去做面试考官，假如别人跟我打了招呼，这个人特别差，要我给他(她)打个高分，那我打不了;一般还过得去，我可能稍微把他(她)分数打高一点。

　　符二：那您在作弊。

　　王跃文：但是……比方我们三四个人，不可能每一个都达到同等水平。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本来可以打80分，也打了招呼，但发挥不太好，如果发挥好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面试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有弹性的，那我想我给他个85分吧。这个可能会有。但是如果他只能得80分，要我给他打个98分，那这个我打不了。

　　符二：您这样做仍然是对整体的不公平不公正。

　　王跃文：对对。

　　符二：这话能发表吗?

　　王跃文：没关系。如果说是两个人，水平差不多，如果有一个人给我打过招呼，那我可能……

　　符二：这仍旧是不公平，所以您也不是完美的。

　　王跃文：那肯定，我也有不完美。

　　但还是好得多。我跟你讲，就好像我们现在评职称，我是评委。一，我们有通过率;二，实行实名制。

　　符二：像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一样。

　　王跃文：现在都是这样儿的。往上面一摆，就知道了。这个情况有，打过招呼了的，我就告诉他，兄弟，这次我没有打你的勾，为什么?前面是哪几个，你想一想，如果我打了你的勾，那前面几个往哪里放?我们都是实名制。下一次你再来，如果跟他们比较，你比他们更好，那我打你的勾。

　　符二：他比别人好了还用你打吗?还用跟你打招呼吗?

　　王跃文：应该是这样，这个没办法。我还有一个原则：一般不得罪人。但是该得罪的人，坚决得罪。只能这样。假如对方因为这个事儿就得罪了，那本来就不够朋友嘛。

　　符二：对了，文坛上流传着跑奖的事，对此您怎么看?

　　王跃文：我知道也有。首先我不参与，再一个我不会去跑。我也不评价别人。

　　符二：那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跃文：那肯定是不正常。过去的就不说了。但像这一次的茅盾文学奖，应该说，在以往的基础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首先是评委多，你想跑也跑不过来;再一个就是实名制，就等于是对自己的艺术良知负责，是对自己的判断力负责，不要落下笑话。

　　我在湖南作协是负责评奖申报这个工作的，但我没报我的东西。我的《苍黄》是出版社报上去的。报上去了以后，我也不能免俗，我跟我知道的是评委的两个朋友发了短信。短信的内容，我现在可以讲出来，我说：“我知道我的作品是不可能获奖的，但如果能够往前多走几步，我也很高兴了。”这是我短信的原文。

　　符二：那我能理解您是在有所暗示?

　　王跃文：我跟你讲，我知道这样的朋友，我不跟他发短信，他也会投我的票。

　　符二：那您为什么还要发?您这么精明的人。

　　王跃文：不是。我其实真正要表明的态度是：我知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获奖。这是我知道的。所以我的朋友给我回答了两个字：呵呵。就是彼此都知道，也不为难他，你投也罢，不投也罢。所以《苍黄》到了前三十止步了。

　　符二：您觉得这些作品实至名归了吗?像您这样知名的作家，我知道你们都比较世故。我想听一听您怎么说。

　　王跃文：我绝对不是圆滑。我认为我的回答，应该是我的内心。

　　首先，刚刚第一轮和第二轮出来的时候，有人就说，哎呀，刚刚出来的这些作品，都是作协的主席或副主席。我觉得这个声音完全站不住脚。因为作协的主席或者副主席，毕竟都是在创作上要有一定成就的人才选得上，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作协主席或者说副主席选得还不那么离谱。对吧?

　　再一个，文学评奖跟体育比赛毕竟不一样。我们有一句俗话，叫做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你说天下哪个文章是第一?这是评不出来的。比武的时候，你说你是第二，但打趴下了你就什么都不是，我赢了才是第一。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说，你看今年获奖的五部茅盾文学奖，我说不能够绝对的说它们就是申报作品中的前五名，但五部都是不失水准的。获奖的五部作品，都是有资格的，都是可以获奖的。

　　符二：这话不是等于没说吗?

　　王跃文：我认为我这是很中肯的话。就是说，获奖的并意味着就是前五名，因为这个跟体育比赛不一样，跟比武不一样。文学作品的标准，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个其实我们是可以立理解的。

　　就比方说莫言的《蛙》获了奖，莫言过去有那么多的作品，《蛙》并不是他小说中最好的。

　　符二：您是名人，您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吗?

　　王跃文：唉，这个就太多了。

　　有一次，我在一个商场的门口，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三四岁的小孩儿，手拿着一个碗，然后一边往人群里面走，一边儿含着眼泪往后面望。当时我一下子就看出来了。那是一个被逼的、第一次去乞讨的小男孩儿。因为是被逼迫，后面有一个很恶的男人随时准备要去打他。然后我就在人群里面，去寻找这双凶恶的目光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找到了。那个男的也知道有人在注意他，他就躲闪。当时我没有报警，但我有一个冲动，我就想他妈的，我要跟这个男的干一干。我当时头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很强壮的年轻人了，但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可以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我非常愤怒，但我放弃了，走了。

　　后来我就寻求多种理由来安慰自己，心里非常不舒服。我想其实这种事情，警方是可以管的，完全可以有能力管，为什么他们不管?我一想，该管的人都管不了，我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是我非常愤怒。后来那个男人注意到我在注意他，他很怕我，在商场里面转来转去，整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也找不到他，他在人群里不见了。

　　符二：谈了这么多，您给我留下乐观、通透、豁达的印象。现在，请告诉我您的悲伤。

　　王跃文：如果要讲到这一点，说起来可能比较沉重。我感到很温暖的一个记忆，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没多久，我记得是一个大晴天，当时的县城里，离我们老家很近，我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会回去。那是早春的一个晴天，我当时洗头，洗完了之后，我的妈妈就提着一桶水，用瓢一瓢一瓢地给我冲洗，慢慢地揉，那个过程特别享受，觉得很温暖。

　　现在我的妈妈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父亲稍微比我妈小一点点。我现在很依恋一种生活——每一次回到老家去，什么事儿都不干，跟老人家坐在一起聊天儿，听我妈妈说过一百次的，很多很多的故事。老了以后她根本不知道很多事是她已经说过了的，反正就是三番五次跟我说，每一次都当作是一个新鲜的故事，我也听，有时候假装没听过，有时候也开玩笑：妈妈，这个事情您已经是第105次说了。就是逗一下她。然后妈妈就说，好啦，我不说啦。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就突然会想到，他们有一天会离去。这时候，我就黯然神伤。

　　我们老家现在还是土葬的习惯。我们老家把做棺材当作一个喜事去做的，过去做了棺材以后还要到里面去睡一下，说是可以添福添寿。我爸爸那一天打电话过来，乐呵呵地跟我说：跃文呐，我在请人给你妈妈和我做老屋——我们那里叫棺材老屋，或者千年屋——他是乐呵呵地当作喜事来说。但是我听了以后，心里就非常悲凉。但是我知道在乡下，这是喜事。所以我就说，那好啊，爸爸，做一个千年不腐万年不烂的老屋啊，我说我马上——我爸爸是有工作，他有工资的，但我妈妈没有工作，所以我就每个月定期给我妈妈打钱回去，按照我的话就是，妈妈由我来发退休工资——我就马上说，好，我明天给你们另外打钱过来。我问做好以后，加上漆什么的一共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