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干部》不是一部官场小说

在艺术与市场之间我选择市场

　　新京报：《国家干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你认为它是靠什么吸引这么多读者的?

　　张平：好看和真实。我的这部小说是面对普通读者写的，语言和结构都不是很雕琢，没有给阅读设置什么障碍。另外，像这种描写现实的题材，小说的内容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读者很容易产生共鸣。故事发展产生的人物之间的冲突、矛盾的张弛非常有吸引力。我觉得写现实主义题材一方面要承受一些生活中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也占了便宜，把生活中的东西真实地写出来，展开矛盾，就是非常好读的作品。

　　新京报：但是这类作品有很多人认为它比较粗糙，文学性不强，艺术价值不高。

　　张平：我承认我的作品没有把语言结构细细打磨得很精致，但我认为现实题材，要想写细了很难。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粗糙，才让人感到震撼，感到猛烈，感到真实。到底什么是艺术性?我想艺术手法最大的目的就是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在有些时候，看似粗糙的东西，看似原汁原味的东西往往更能打动人，感染人。在感染力和所谓的艺术性之间我愿意选择前者。

　　新京报：在你的谈话中我感觉到你有一种强烈的接近读者、接近市场的愿望。

　　张平：任何一个作家下笔之前，对他的作品写给谁看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定位。就我的作品而言，我首先看重作品的社会性，就是要把它写成一个好读好看的作品。如果更看重语言的优美、体现深刻的哲理，写读者能够慢慢去品味的作品，我不会选择现实主义这种题材和手法。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人们很难静心欣赏一部文学作品。除了文学专业的学生和评论家，现在很专业的读者并不多。阳春白雪的作品，是很难走近大众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都不去关注普通读者，就会让当下一些我们嗤之以鼻的作品充斥市场。我认为很多作家有才华、有水平，文学功底深厚，对社会的剖析非常犀利，应该从象牙塔中走下来，走到普通读者中去，走到被我们放弃掉的这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当中去。

　　新京报：现实题材的小说是不是可以在艺术性和社会性之间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在可读性的基础上，在艺术性上还能够有所作为呢?《国家干部》是不是在这方面做过努力?

　　张平：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矛盾。从文学理念上我们现在经常谈到的纯文学，它的主流现代派、后现代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这类作品，首先是反现实主义的，是颠覆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这一理念本身跟现实主义文学就是抵触的，所以，写能够一口气读下来，带有畅销书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又苛求它在艺术上的精致和细腻是不大可能的。

　　我觉得写现实主义体裁的小说，特别是写政治小说，作家最大的艺术功力体现在对题材的把握和控制上。《国家干部》这部小说就其内部而言，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做得比较充分，有些非常感动读者的细节描写，所以，有人说它是一部非常细致的小说。

真实与虚构巧妙结合

　　新京报：你过去的作品中也讲到反腐败等内容，这部《国家干部》和你过去作品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张平：这部书名本来并不叫《国家干部》，而是叫《代价》。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就变成了《国家干部》。《十面埋伏》写的是一个案件，由一个案件来揭示整个社会。所以《十面埋伏》里面所描写的国家干部，指的只是某一领域里的国家干部。而这部《国家干部》写的不是一个案件，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所以它就涉及到了各个层面的领导干部。

　　新京报：《国家干部》是不是一部官场小说?

　　张平：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干部》并不是一部官场小说，因为它描写的不是官场，而是干群关系。在当今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积累了各种各样、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但最主要的矛盾则还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在一些地方，干部阶层已经形成一个同民众严重对立的既得利益群体。面对这个问题更多的不是来自个人的思考，而是来自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新京报：据说，你在每次写作之前都要做大量的采访，这种创作方式很接近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强调的是客观真实，你的小说和真实事件之间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平：我说过我的作品是采访出来的，我觉得让一个工人、干部把他对生活的积淀对你说出来，这种积累素材的办法看起来很笨，实际上很讨巧，你开掘出来的是一个人一生的矿藏。像我所写的这类现实题材是虚构不出来的，比如一些政治程序、干部与干部之间的关系不可能虚构，所以，要求作家必须贴近现实、了解现实。现代社会每个人的生活资源都很贫乏，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我必须依靠采访这样的途径更多地接近生活。

　　有的作家在创作前会开列详细的提纲，把故事线索、人物关系、情节设置都思考得很清楚。我属于那种有了开头和结尾就开始写的作家，在完成故事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素材会逐渐融合到故事中去。在我的小说里真实事件和虚构是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本报记者 术术)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