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

　　在我看来，当下许多小说创作不再依靠生命信念的内在支撑，而是很大程度上受到“知识考古”的外部操控。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创作方法便不可能指望在作品内部发生真正的变革。由生命信念到“知识考古”的转换，其实是对当下小说之茫然的挣扎和表达。曾经，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向内转”的中国当代作家，经过90年代的多次转向，至新世纪，几乎全线认同于对生命信念的颠覆。即便李锐这位思想者型的小说家，也不可抑制地陷落在诸多的精神困境中。种种症候，皆体现在他新近发表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中。

　　李锐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思想者，本质上是一个悲剧家。在汉语言屡屡遭受劫难后，他却试图“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傅小平、李锐《当耶稣和菩萨来到人间》);在各种潮流的涌动中，他却“在而不属于”任何潮流;在人性、历史的深度被规避、被消解的当下，他却依旧沉潜在人性、历史的幽深处。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无论哪个时段，李锐都始终以痛彻心扉的忧患情怀，带给读者一种毫无防备的灵魂战栗而因此被读者念念不忘。《张马丁的第八天》延展了他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和《人间》的历史神话叙事，由此审视人性的复杂构成。而且，作者为了这部小说所需要的知识谱系投放了太多心力，更寄予了超出以往的期待：探寻具有普世价值却“无可寄托的人间性”。然而，作者的预期与作品的效果存在不小的距离：“人间性”的无可寄托与内在虚妄是两回事。至少在我看来，就《张马丁的第八天》而言，不仅远未抵达李锐所探寻的“人间性”这一茫然的目标，而且还失去了他以往小说特有的深厚的叙述功力，以及撼动读者心灵的感染力。这是为什么?

　　我们先从小说文本入手。这部长篇不再满足于李锐熟稔的叙述经验和本土经验，而是冒险地进入到他相当陌生的西方天主教领域和具有挑战性的义和团题材。但这种冒险的意义和代价可谓等同。小说主要安排了东西方同时登场的两条主线，又配置了沟壑纵横、线索繁多的支线。一条主线围绕西方传教士的灵魂救赎展开：原本叫乔万尼的意大利孤儿追随主教莱高维诺来到中国，再生为天母河平原上天石镇天主教堂的执事张马丁。后因偶然卷入到一场教案冲突中死后复活，而开始了“第八天”的灵魂救赎之路，直至再度从容赴死，且真正复活。另一条主线围绕东方义和团对西方天主教文化的抵抗运行：天石村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因“杀害”张马丁执事之罪而被官府斩决。之后，张天赐之妻张王氏在癫狂中将张马丁作为其夫的“转世灵童”，并接到“转世神童”的种，最终被迫将婴儿送还教会，坐着木盆，在河水中漂流而下。应该说，让东西方人物平等登场的结构设计，确实突破了李锐小说、乃至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限于本土经验的叙事结构，但比较两条主线，明显看出：前一主线重复了西方小说中常见的救赎故事模式，后一主线则延展了作者一向倾心的历史神话叙事。作者重心所在固然是西方天主教的进入，但又竭力确保东方义和团的足够分量，由此保障两条主线的平衡关系。只是，如何让两条主线由隔膜到冲突、到交融?这是小说的叙事难题。为此，作者一面勉为其难地设计了通向张马丁灵魂救赎之路的一个个磨难——佯死、复活、背叛、被逐、受冻、挨饿、病痛，直至张马丁因张王氏接种复活;一面又尽全力安排了义和团拳民的悲惨处境——死亡、丧夫、挣扎、离家、癫狂，直至张王氏莫名消失。总之，小说一路讲来，时而“东”倒，时而“西”歪。倒是两条主线之外的其他支线反而错落、自然，不受人力的牵引——张天赐之弟、骑兵棚长张天保返乡途中逆转复仇、知县孙浮宸练达审案、葫芦与莲儿相遇相爱等等线索，看似枝蔓斜生，实则与整体互为肌理。事实上，这些民间叙述的背后，一直伫立着《厚土》《无风之树》《银城故事》中民间血脉的丰富魂灵——苦根儿、暖玉、旺财，乃至“牛”、“农具”。只是，这些支线的根系再深厚，也无法改变主线的致命虚空。

　　再从小说的主题来看。李锐一向是“拒绝合唱”的独行者。这种创作立场使得他在新时期以来的“启蒙理想主义”、“寻根”、“先锋”、“新历史”、“新古典主义”、“民间”等诸多合唱中，并不认同于评论界借助任何既定的概念来评价他的小说。在这种独立的创作立场的支配下，《张马丁的第八天》貌似选取了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当下热门小说主题，却暗中抽离并与其对抗。更确切地说、小说所著力讲述的并非是拳民与教士之间的文化冲突，而是据此透视了“历史”这头被“现实”虚构的“魔兽”，体察人性和历史骇人的一面。正因如此，小说中的生与死、善和恶、爱和恨、沉沦和拯救、忠诚和背叛、高贵和卑贱等繁复主题，不仅超越了时代、地域、民族、国别和文化，而且具有普世价值。不过，李锐对小说主题普适性的探索，始终放置在新世纪这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即，在我看来，李锐之所以作出如此冒险，固然接续了他以往小说中所一直心仪的从“本土性”到“人类性”的主题升级，但更是寄予了他再一次超越自身的雄伟抱负：试图以小说的形式建立“人间性”的文学新理想，既修正以往带有民族主义偏狭之嫌的“民间性”立场，又回应新世纪背景下日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潮流的“全球性”概念。但问题也随之而至：有没有一个超越一切要素之上的“人间性”写作?如何在异域的天主教题材中灌注作家的生命信念和内在体验?尤其，“人间性”是否意味着一个躲闪不及的陷阱：以暗合西方的方式对抗西方的全球性。还有，对于李锐所意欲探索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人间性”，是否原本就是一个虚妄?我们不妨参照哈罗德·布鲁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述的一段话语为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相信的一种尚未到来的基督教理想：那时所有人都将无私地爱，因此也将牺牲我们自己成全别人，如同索尼雅在《罪与罚》中所做的。那样的基督教阶段，已超出我们所知道的文明，在那样的世界里还有可能写小说吗?我们大概已不需要小说了。”虽然李锐所探索的“人间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并不相同——“人间性”的“救赎”和“坚韧”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宽恕”更为渺远，但并不影响我们套用布鲁姆的话语进行追问：如果那个救赎的“天主”和苦海中坚韧生存的“女娲娘娘”合体而诞生的“人间性”倘若到来，那这个人间还需要小说吗?

　　或许，李锐已经意识到这诸多危险。在小说的叙事策略上，李锐除了继续采用他惯用的散点透视外，还从以往对小说中矛盾冲突的侧面描写，调整为“正面进攻”。特别是，为了回返到一百年前小说人物生存的“历史现场”，李锐不惜破例汇入当下中国作家“知识考古”的创作方法的潮流中，如他的自述：“从通读《圣经》起步，天主教、佛教、晚清军事、农场管理、流行病学专着、农业机械、地方年画、剪纸、人物传记、义和团的种种历史文献，等等，等等。感觉最为棘手的难题就是传教士的描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即便李锐在“知识考古”的创作方法上花费了如此多的心力，这部长篇还是失去了他以往小说荡气回肠的魅力。甚至，作家和叙述者之间在一开篇就出现了失控的尴尬局面：开篇对于张马丁悲苦心理的描写竟然出现了文艺青年的稚嫩文风，这与主张“建立现代汉语主体性”的作者的内敛文风很是相悖。随著作者和叙述者的磨合，小说渐现佳境。我们又见到了李锐不露声色地对民俗、性、暴力、刑罚的精湛叙写。然而，小说一经受控于“知识考古”的创作方法，便会不禁表现出作者对驾驭人物的力不从心——无论是神父、张马丁，还是嬷嬷都有观念化之感。虽然天主教方面的内容被一位基督教徒认证为没有常识性的错误，可也失去了李锐小说一向特有的灵光。或许，正是由于作者一会儿沉潜，一会儿游离的写作状态，小说的结局很让我生疑。那位吃尽千辛万苦的张王氏，为何竟然一走了之?究竟是水到渠成的开放性结局，还是作者一种省事的源自个人意念的处理?曾经延续着鲁迅咄咄逼人的现实主义批判传统的李锐，经《张马丁的第八天》，虽然悲壮地进入到历史的虚无之海，却由直视历史改变为躲闪历史了。看来，再富有沉思精神的作家，一经将“知识考古”作为创作方法，都会损失自己最珍贵的生命元气。李锐通向“人间性”的路途，真可谓一次艰难而虚妄的探索。

　　当思想者型的小说家李锐也汇入到“知识考古”创作方法的潮流中，新世纪中国作家所遭遇的生命信念的危机已然难以掩饰。“回到内心，回到体验，回到情感”，这是李锐多年前曾经表达的小说创作精神。不知这一创作精神是否已经动摇。文学创作原本就是在虚无之海中挣扎，当生命之灯、精神之塔由明到暗到灭后，任何新的创作方法都不过是一艘无望的救生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