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古炉》

　　不能说贾平凹心里没有读者，但小说里却有一个过于强大的隐性叙述人。他有时寄身于显性叙述人狗尿苔身上，又经常超越他凌驾于整个小说之上。这个隐性叙述人就是作者自己，而且是正在步入老年的作者——指出这点或许残酷，但作品就是有年龄的，作者写作时的年龄，至少是心理年龄决定了作品的精气神。这个隐性叙述人的存在，使那个原本该由少年狗尿苔打开的世界蒙上了岁月的尘埃，也使“文革”题材内在包含的壮怀激烈趋于平缓，这种迟缓的节奏和气息，也是使小说沉闷的原因之一。这个隐性叙述人的对话者是作者自己，他在相当程度上是自说自话的。因此，小说没有能获得作家所期盼的《红楼梦》式的写实成功，“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是相信真有那么个村子……”(见《后记》)古炉村未能独立于作者而获得“自然”存在，要进入它需要读者有相似的生活经验引发共鸣，要相信这里发生的一切，需要读者对作家有信仰。

　　强大的叙述人是现代小说的产物，背景是上帝已死，作家自立为王。叙述人从“上帝视角”走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特权，也深怀着更本质的谦卑。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中，“宏大叙述”解体以后，叙述人在“个人化叙述”中强大起来。而当作家们又转向史诗性题材的创作时，这个叙述人却忘记谦卑，继续膨胀，于是我们看到一部部“一个人的史诗”。如果说，在《秦腔》里我们看到了叙述人的谦卑(从“叙述者”退为“记录者”，不“叙述”只“描写”)，在《古炉》里看到的则其是膨胀。作者在《后记》中承认自己在“文革”中始终是一个“提着浆糊跟着高年级同学屁股后边跑的小初中生”，一个旁观者，却自信“观察到了‘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我的观察，来自我自以为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吧。”一个人的记忆，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的记忆，确实取决于这个人的“深度”：他参与核心事件的深度、当时观察感受深度和事后的反思深度。可惜，在这几个方面贾平凹都没有达到他自以为的深度。旁观者的身份固然使小说超越了“伤痕文学”因“怨愤”导致的狭隘，却也限制了感受的强度，未能挖掘更深的经验，也未能提供更全面深刻的反思。读者的感觉始终是随着狗尿苔在各派重要人物之间跑腿，看着重大事件像龙卷风一样从自己身边卷过。甚至少年人的脚步还会把人带向“歧途”，比如小说写村子里分牛肉的场面远比武斗引人。不是这种歧途上的风景没有价值，而是那属于个人化写作。在未经过充分历史反思的个人记忆的引导下，《古炉》更应该算作一部老作家暮年回首的追忆之作，而不是一部“直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最大历史运动”的“民族史诗”。

　　最后想说说“写作惯性”。《古炉》虽是处处逆着读者的阅读惯性来的，写作却一直顺着自己的惯性走。它在形式上冒险，写作本身却不是一次历险，而像是一场漫长的散步。作者在创作谈(同上)中自陈的朝九晚五的工作方式、以“愉悦”为主、没有“被掏空了”的整体感觉，都让人更理解了小说的匀质化叙述节奏。这样的“惯性写作”目前在仍持续写作的著名作家里普遍存在着，这或许是一种特权?然而，写作真是一项特殊的职业，读者如同债鬼，作者不痛，读者不快，真正经典的炼成常要作家以命相抵。在今天这个职业化的时代，或许也真是苛责吧?或许该苛责的只是职业批评家，应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不惯性跟进，不妄言经典，不把特权论证为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