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冯骥才《三寸金莲》

　　由于《三寸金莲》受到普遍的误判，冯先生为此先后写了两篇文章自辩：分别为《我为什么些〈三寸金莲〉》和《带血的句号》。虽然冯先生自己也觉得“自己站出来说明自己，这样做挺没劲”，但文章毕竟还是写出来了，可见其无奈之态。

　　然而,在这两篇文章中，冯先生提到的一个极为深刻的创作动因却似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

　　在《我为什么些〈三寸金莲〉》一文中，冯先生在阐释传统文化的复杂性时作了这样的表述：

　　“传统文化有种更厉害的东西，是魅力。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为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一种神奇神秘令人神往的美。你用今天的眼光不可理解不可思议，你看它丑陋龌龊恶心绝难接受甚至忍受，但当初确确实实是人们由衷遵从、奉为至高无上的审美标准。就像将来人对“文革”的荒诞愚昧疯狂难以理解，当时千千万万人却感到辉煌崇高伟大壮美激动万分……中国文化高就高在它能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把人为的强制的硬扭的酿成化成炼成一种公认的神圣的美的法则。当人们浸入这美中，还会自觉不自觉丰富和完善它，也就成为自觉自愿发自内心而不再是外来强加的东西了……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这种文化制约并无自省。真正的文化积淀是在我们心中。我称之为：中国文化的自我束缚力。我必需打开文化的这一层。”

　　在《带血的句号》中，冯先生再次强调：“我写这本书纯粹是给中国人看的。可是谁又能担保将来的中国人不把三寸金莲当做‘天方夜谭’?现在的年轻一代不是已经认为‘文革’都是不可思议的吗?为此，我才说：不能叫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

　　“三寸金莲，是封建文化这棵千年大树结下的一种光怪陆离的果实。尽管这果实已经枯萎和凋落，但大树未绝，就一定会顽强地生出新的果实来。历史的幽灵总在更换新装，好重新露面。‘文革’不是这棵大树继而生出的一个更狰狞的果实吗?”

　　这两段话中除了强调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外，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强调了这种文化与文革的传承关系

　　对于前者，细心的读者从戈香莲这个人物形象上或许可以一定程度地感受到。戈香莲由一个被动的金莲文化受害者，到主动接受，甚至热切追捧，以致成为受益者和坚定的卫道者，这过程确实体现了传统金莲文化的奇特魅力。这种“畸形”“变态”兼“病态”的三寸金莲就是这样与世俗的“美”奇特的混合在一起，“人为”“强制”的扭曲就这样“炼成”为一种公认的神圣的美的法则，变为人们“自觉自愿发自内心”的一种文化信念和传统，成为了一种难以挣脱的文化上的“自我束缚力”。这种思想认识应该是非常深刻的;然而，毋庸讳言，这种思想深度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却未必能深刻感受到，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充其量只能浅尝辄止而已。原因即上面说过的，作品笔力重心更多的倾斜在“金莲文化”之美上，而对其“丑陋”的一面却不免有些顾此失彼，展现不够;故而在展现传统文化的这种复杂性上，笔力不免显得有些偏颇、粗疏，读者的阅读感知远没有达到作者所阐释的思想深度;所以，作品面世后招致普遍的误读以致争议，确实事出有因。

　　至于后者，即关于传统“金莲文化”与文革的相似性及传承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说，作者的这份用心确实难得，而且深刻。不错， “金莲文化”和“文革”的相似性与传承性确如作者所言，都具有 那种“丑陋龌龊恶心”及其“畸形”“变态”“病态”性，且这些“丑陋”及“病态”在当时却全变为“一种有魅力的”“神奇神秘令人神往”的美，都“确确实实是人们由衷遵从、奉为至高无上”“金科玉律”似的审美标准的。也就是说，人们对这种愚蠢荒诞疯狂的“文化自我束缚力”几乎毫无自省，明明深受其害，却疯狂追捧到意乱神昏的痴迷状态，毫无自觉，以丑为美，颠三倒四。且从“金莲文化”和“文革”的危害性来看，后者更是为祸巨大。“金莲文化”的危害还不过是肉体上和审美层面上的影响，但“文革”的危害却是一种精神和制度上的戕害，而这种危害，今人依然懵懂。所以冯先生试图以此警示世人，“不能叫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其良苦用心值得敬佩。但是，这份深刻的思想同样因为作家“被传统所迷恋”原因，对“金莲之美”的描述大大胜过对“金莲之丑”的披露，故而读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对作者这份深刻用心难免还是隔膜有加，难以感知的。我想，冯先生寄希望于三十年后的读者能感知到他书中的这份深刻寓意，恐怕还是要不免失望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为冯先生不必为此过分遗憾。虽然“这些三十年前藏在书中的寓意”，今天的读者或许还难以感知，但“书的生命”并未因此“自然完结”。因为对传统“金莲文化”之美的研究与保存永远都不会过时，也永远都不会完结，而冯先生的《三寸金莲》作为对传统“金莲文化”的深刻研究的经典文学样本，其价值将历久弥新，意义深远。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