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冯骥才《三寸金莲》
三十年前对《三寸金莲》的最激烈的否定性批判是指责小说对“金莲文化”的描写“恶心、肮脏、丑恶”，甚至说作者有“莲癖”，这让冯先生深感没有知音的痛苦;但当时有一位年轻评论家吴亮批评小说的立意本是“反传统”的，但作者在触及传统时又被传统所迷恋。这观点让冯先生有所触动：“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终走不出来的一种历史局限吧……可能为此，我对传统文化负面批判不够坚决;也可能为此，二十年后我对传统文化保护时反而显得异常坚决。这是我对传统文化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上的情结与症结。”(引自冯骥才《在激流中》)
这里涉及到《三寸金莲》文本复杂性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反传统时”又“被传统所迷恋”这个问题，冯先生坦诚这确实是自己在面对传统文化时所存在的“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上的情结与症结”。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情结与症结”导致作者在创作时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了一种极其复杂的迷恋倾向，而正是这种倾向性导致了当年巨大争议。
其实，从今天大力提倡必须尊重和保护传统文化的角度而言，冯先生的这种立场是无可厚非的。“金莲文化”，作为一种已被今人彻底扬弃了的丑陋的文化习俗，确确乎堪称为是腐朽落后、低级趣味的样板;但从文化历史、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却又是必须值得尊重，并值得研究的。一种传承上千年的文化习俗无论它如何被今人唾弃，但它的历史渊源上的合理性及必然性今人却不可不察，它与历史的进步抑或后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今人也不可不察。这才是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态度。
透过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戈香莲，就不难发现作者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复杂的立场。戈香莲，作为一个穷家小户闺女，在那个时代想出人头地是难于上青天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嫁一户好人家。她精明过人、通晓世事的奶奶瞅准了香莲一对天下独一无二的好脚，打七岁开始下狠心打造这双小脚，寄希望于凭这双小脚能给小孙女带来富贵。小香莲的缠足经历了痛苦、逃跑、被迫忍受、主动忍受等一系列的过程，其中“主动忍受”阶段体现了那个时代女子对缠足这种习俗的追捧心态，正是这种心态造成了流传千年的一种时尚。凭着这双小脚，香莲堂而皇之地嫁入了天津卫的大户佟家，并在这个大家族里获得了受人尊敬的崇高地位 。这就形象的昭示了女人小脚在封建时代的实用价值：首先它是美貌的象征，其次作为一种受追捧的时尚，它还可以为女人带来好的名誉和财富;其三、千百年来，由此形成的“金莲文化”在文人和士大夫之间酝酿发酵，发扬光大，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蔚为壮观堪称精深博大的世界文化奇葩，其意义不可小觑。正如小说里的“莲癖”乔六桥所言：“没学问，玩小脚，纯粹傻玩。”而用作品中精于打造经营小脚的潘妈的说法就是，“小脚学问大，一辈子学不尽”。
然而，小说中饶有深意的一个情节就是，尽管香莲凭自己的一双绝世小脚在佟家获得了至高地位，但她却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重蹈自己的命运。当佟老爷子在临终前坚持家里的晚辈女孩都必须缠脚时，香莲作为一家之主，在责令其他女眷坚决实行时，却把自己的女儿给调包了，以致让女儿瞒天过海，逍遥“法”外，造就了自己后来的对立面天足会会长牛俊英。而十几年后香莲作为“保莲”派代表与代表天足会的自己女儿牛俊英对决时，之前一直信心满满的香莲在发现牛俊英竟是自己失踪十几年的女儿时，精神意志突然全面崩溃，败下阵来，之后痛不欲生，惟求一死，最后悲凉离世。这个结局意味深长：香莲虽然享尽了小脚给女人带来的好处，但她却依然忘不了小脚给女人带来的巨大痛苦，所以，她决定让女儿走另一条道路;当传统金莲遭遇天足新浪潮冲击的时候，香莲出于传统习俗的惯性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放手一搏，可一旦明白自己的对手竟然就是自己的女儿时，她立马斗志全无，万念俱灰，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香莲作为传统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她在潜意识深处是深知小脚给女人带来的巨大伤害的，对此始终存有怀疑和抗拒心理的;但是，在时代潮流的裹夹下，她虽然随波逐流、心不由己、身心交瘁地似乎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成为了封建“金莲”文化的代表和卫道者，可在面对自己女儿的那一刻，她才突然明白：作为对立面的女儿，其实是她一手造成的，这其实就是自己一直想要的结果。自己所坚持的卫道立场，其实已经时过境迁，迂腐不堪，毫无意义了。这就是她万念俱消、斗志全无、惟求一死的根本原因。
明知“金莲文化”之丑，但另一面却又留恋并捍卫其“美”，戈香莲的这种矛盾性，也正是作家冯骥才面对传统“金莲文化”时“非常复杂的一种心理上的情结与症结”的体现。冯先生在《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一文中对这种复杂性有一个很深刻的分析：“传统文化有种更厉害的东西，是魅力。它能把畸形的变态的病态的，全变为一种美，一种有魅力的美”， “中国文化高就高在它能把清规戒律变成金科玉律，把人为的强制的硬扭的酿成化成炼成一种公认的神圣的美的法则。当人们浸入这美中，还会自觉不自觉丰富和完善它，也就成为自觉自愿发自内心而不再是外来强加的东西了。由外加的限定变为自我限定，由意念进入潜意识，文化的力量才到极限”。
这两段话把“金莲文化”的美丑是非及其神奇神秘复杂的特点可谓揭示得淋漓尽致;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作家在把这种复杂性转化为文学形象的过程中，却很难做到客观公允准确。事实是在文本的形象化再现过程中，作家因为过于追求传奇化的文学效果，在情节的逻辑性链条连接上，不免有失偏颇，笔力重心更多的倾斜在“金莲文化”之美上，而对其“丑陋”的一面却不免有些顾此失彼。如在对佟家前后两次的“赛脚”会的描写，就极尽渲染铺张夸饰之能事，借用了《红楼梦》大观园诸多雅聚的笔法，将金莲文化之魅力展现得精细深邃完美迷人;即便在描述“莲癖”们明显具有病态倾向的玩“金鞋”“投壶”以及“采莲船”游戏时，其自鸣得意、优雅自如的情调依然带有某种文士“兰亭雅聚”的高雅情趣，其欣赏沉醉的美感远胜过讽刺批判的意味。这应该就是《三寸金莲》遭遇众多批评者“诟议”的原因所在。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