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当代评论的中国性

　　韦勒克在题为《大学里的批评》的文章中指出，在美国文学界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理论是接受了，而与文本的接触却越来越少了。”他甚至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极度虚无主义”，“意味着文学研究的毁灭”。而他本人是相信这样的文学观的：“文学告诉我们什么是人、自然、社会和生命的意义。它具有认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功能。”这显然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文学观。但当我们发现当下的不少文学评论已经成为了西方哲学理论的附庸时，就感到这样的文学观是切中了当代文学评论的要害的。那些食洋不化的文学评论不仅离生动活跃的文学现象越来越远了，而且也与大家关心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越来越隔膜了。而当文学评论已经深陷理论的泥潭，与文学现象和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越来越远时，它的生命力就很值得怀疑了。

　　在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文学现象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的隔膜。因为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家研究西方文学和哲学的成果。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则有其不能被西方理论所包容的文化特性，这种特性不仅体现在与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文学传统上，更体现在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常常不约而同强调的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国性上。在这方面，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很值得我们重温。文中，鲁迅根本就没有借用什么时髦理论，而是从生动、丰富的史料出发，将文学与政治(例如关于曹操在政治上的统治风格“尚刑名”、“尚通脱”对文学风气“清峻”、“随便”的影响的论述)、文学与酒(酒是阮籍远祸的法宝)、文人与世道人心(所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等等问题谈得十分透彻。在鲁迅那里，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和自己对于人生的深刻认识，是水乳交融、浑然天成的。读来可以得到相当丰富的文学与人生的启迪。这里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中国传统的评论观念：知人论世。

　　再看钱钟书的《管锥编》，也全然没有时髦理论腔。从丰富的史料入手，谈文学，谈历史，谈人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并以传统文论的“笔记体”写下，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其中谈释道二家的历史恩怨，既别具慧眼又妙语连珠：“始则互相借重，几泯町畦，浸假而固圉御侮，设蕝分茅，由势利之竞，发邪正之辩。教宗攻讦，大抵皆然，如争浴而各夸无垢，交讥裸裎。”“及夫释与道簦喔饕逦碳淝槭麓罄辔骸⑹瘛⑽馊侵稹C髂┮潭矗喔丛宥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