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在“现代性”和“中国性”之间
任何一个当代作家，都要回应时代的命题，这不是当代作家的宿命，而是历代作家的抱负和价值观。但是，如何有效地、用文学的方式回应时代的命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我认为沈念的《龙舟》也可以看作是当下的“主题写作” —— 一个建设美丽新乡村的故事。但是，沈念的不同，就在于他不急于直奔主题 —— 小说的大部分文字，像幽灵一样游荡在小说的主旨内容之外，当然，这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即便这是主题写作，我仍然认为《龙舟》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并且继承了湘籍作家的传统和谱系；如果再深入地阐发，我认为《龙舟》关乎到“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因此，在我看来，《龙舟》起码有这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讨论。
一、作家如何回应时代的主题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一位从家乡亮灯村走出的大学毕业生，一个建筑工程师。爷爷突然去世，他奔丧赶回家乡。
回到老屋或回到家乡，是爷爷的“生命有灵”，是爷爷的死讯招回了“我”。这时的他虽然顶着一个建筑师的头衔，实际是一个失业者。他读完土木工程的研究生，想找对口的工作，没有项目经历，几家公司看不上他这个新手，他又不想去受人管束、待遇少的单位，于是跟本科的室友老金合伙办了一所培训学校。老金家是山西开矿的，他拿资金，“我”做运营管理，没想到很快就顺风顺水地做起来了。他们信心爆棚，打算把分校开到武汉、长沙。过了几年扬眉日子，政策突然变化，学科类的培训被明令裁减，强制关闭，几个合伙人手忙脚乱，拆东墙补西墙，退学费补工资，经营上没有好的应对之计，唯有把学校关停了；老金不甘心，又鼓动不甘心的合伙人，投了一家网剧视频制作公司，当时他们研判短剧短视频到了风口，随便来阵风就能吹上天。但没想到主事人是条贪食蛇，心急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同时投了几部网剧，结果最有可能赚钱的那部剧在审查时没通过，因为网上炒作二号演员的生活污点，审查证不能发了。短剧公司人走楼空，当事人仿佛人与世界都在下沉。这段经历是建筑师——亮灯村丁家孙子的失败史。而亮灯村的“掌门人”陈保水正在琢磨村里的老房子，那些要加固维修的危房和主人多年在外不管理的空心房，像根鸡肋，天天碍眼，拆了可惜，又没财力悉数改造。他发过一长段言辞恳切的信息，有求助建筑师之意，有回乡之请，但“我”并没有应承，猜他不过是四处撒网罢了。这是小说的铺垫。或者说“我”既不是“大学生村官”，也不是上面派下来的“第一书记”，此刻只是一个在村里四处游荡的失业者，一个失去了爷爷的奔丧人。但他毕竟是亮灯村丁家的子孙，正如给爷爷做假肢的盛田生所说，“你爷爷走了，老屋还在，没事也多回来”。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一周后，临时改变计划，决定暂时不回北京，要到老屋住些日子。这是小说主角后来与亮灯村重新建立关系的开始。或者说，“我”的重返故里，与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些建设美丽新乡村的“外来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要在亮灯村留下来，只是一个突发奇想而已。但是，这里作者不经意地做了极为合理的铺垫：首先是亮灯村和他有关，这里是他的家乡，他的爷爷刚刚去世，留下来合情合理；其次，这是一个学建筑的专业人士，村里要对那些老房子进行治理，而这正是建筑师的专业；更重要的是，当事人目光所及，一切都是他熟悉的事物，一切都在他的童年记忆中。他对亮灯村的情感关系就这样被呼唤出来，留在亮灯村也就水到渠成。这里一个重要的缘由是我们在其他同类题材小说中不曾见过的，就是建筑师留在家乡亮灯村，是情感所致，而不是别的原因。还有什么能够比情感更发自内心、更有说服力吗？
二、《龙舟》的审美经验和它的谱系
《龙舟》是与主题创作有关的小说，但《龙舟》首先是一部小说。我的意思是，《龙舟》首先是一部有趣、好看的小说。沈念在回应时代命题时，他首先考虑的是小说的文学性。《龙舟》的文学性与湘籍作家的文学传统有关。可以说，自沈从文的《边城》起，湘西或湖南的小说，便有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传统。到了1980年代，这个传统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古华、莫应丰、谭谈、韩少功、何立伟一直到王跃文、田耳、马笑泉、谢宗玉、于怀岸和沈念。他们对湖湘山川地貌、风情风物、饮食男女以及人际交往等的描摹和状写，使湖南籍作家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烟火，无论是河流湖泊还是深山老林，青山绿水间，随处都是鲜活的生活景象。湘人小说对生活细节的兴致盎然，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态度，是对生活的感情。他们对细节的重视，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因此湘人小说的辨识度极高。
沈从文在“边城”中曾写到：“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因此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用的檀木活车、竹缆与罐锅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竹筒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这里几乎都是具体的细节，浓重的生活气息弥漫在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小城的祥和和亲近感便一览无余。
到了更年轻的一代，王跃文的《漫水》也在这个传统的序列里。《漫水》是一个村庄，它没有时间或历史的印记，更像是一部村志：“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前有栋精致的木房子，六封五间的平房，两头拖着偏厦，壁板刷过桐油，远看黑黑的，走近黑里透红。桐油隔几年刷一次，结着薄薄的壳，炸开细纹，有些像琥珀。”然后作家写“漫水的规矩”、写“漫水”作为地名肯定有来历等。这些笔致很是散漫，在看似无心中构建了小说的另一种风韵——这是沈从文小说的遗风流韵。《漫水》写了慧娘娘、余公公等人物，这些人物与风土人情一起构成了湖湘大地的风俗画。作家耐心的讲述，让我们看到了前现代乡土中国的另一种状态——在意识形态和现代商品经济没有进入这个领地之前，它世外桃源的诗意，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感人。
沈念的小说创作有鲜明的湘籍作家传统的印痕。这方面不仅体现在他获鲁奖的散文《大湖消息》以及数量巨大的散文、小说中，同样也体现在他的《龙舟》中。比如沈念对日常生活琐屑事物的兴趣，使小说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我转进巷子，这条巷子的住户人家，门脸多数改成了售卖鱼制品的小店铺，门口用竹箩盘盛着各种晒干的鱼。毛花鱼、银鱼、细鱼细虾、咸鱼、熏鱼、风干鱼等等，空气中浮着一股黏稠的鱼腥味，细细呼吸时有挂丝的甜味。在北京的时候，父亲一年总要寄两三回咸鱼刀子。咸鱼刀子是个笼统的称呼，有好几种，翘白、青鱼、草鱼，油烧旺，鱼下锅，两面煎成金黄，香气扑鼻，特别下饭。那时爷爷在世，喜欢的一种吃法是把青椒切成小圈口，毛花鱼或小鱼小虾炒一起，猛火一过，鱼虾身体会微卷，焦黄中发光，夹一筷子到嘴里，回香脆口，下酒拌饭，好吃得很。”小说如果不与烟火气建立关系，非常容易和概念化有染。对烟火气的兴致并非可有可无，它的功能既调适了小说的节奏，让小说在情节推动下得到缓释，让阅读得到调整，同时，也将地域的风土人情、生活样貌具象化，让读者对异乡的“一方水土”怎样养育了一方人，有了形象的理解。同时与中国传统小说、特别是明清白话小说建立了关系。我们经常说的“本土性”“中国性”等，在小说的细节中就是这样表现的。好的小说家或者对小说创作确有体会的作家，没有不对这样的细节高度注意和重视的。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沈念对多样人物的塑造。这里不仅有陈保水这样的年轻的带头人，而且有建筑师这样的“新乡贤”，他在乡村中作用虽然和《漫水》里余公公那样的乡绅不同，但他在乡村生活秩序中的作用有相似性；而且，小说也塑造了老金这样的人物。他虽然不是我们过去的“中间人物”，他更类似彼得堡作家们塑造的“多余的人”。他幽魂一样游荡在各国，但终将一事无成。
三、关于“现代性”和“中国性”
“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是一百多年来不断被提起和讨论的。自从我们遭遇了现代性之后，这个命题就一直是我们挥之难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按照李泽厚的说法，“西学”东渐，我们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个时期，由学习西方科学到接受西方进步观念，都是“中体西用”的发展，至“五四”提出“全盘西化”口号，进行新文化启蒙。然而，“中体西用”的演化，并不能改变“中学”的核心。从“洋务运动”到“五四”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没有中断，它不断被提起说明的恰恰是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龙舟》是一篇小说，但它是用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小说从爷爷去世写起。红白喜事是体现乡风乡情最典型的场景，从来往的各种人物到殡葬仪式，不仅表达了地域的风情风貌，而且各种人物关系也得以集中体现。丁家虽然不是亮灯村的大户，但也有几代传人。“爷爷年轻时喜欢往外闯，曾祖父生前交代，无论在外是发达还是破落，把家安好了，天塌下来根还在，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是传统家风的力量，也是传统农民对生活的理解。把“家”理解为根，与西方的个人本位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老屋”这个意象在《龙舟》中就是根的意味。因此，建筑师“我”眼中的老屋由衷地充满感情：“我站在院子里，打量着眼前变得陌生的房子。青砖黑瓦白石灰墙，挑出走廊几十公分的屋檐，前堂很宽，左右两侧是主次卧，穿过前堂到餐厅和厨房，结构简单，前后与回廊开门相通，各自进出，互不干扰。前廊的梁架上，有一家燕子筑了个瓦罐状的巢。前坪阔绰的东墙角有几块从湖里打捞上来的石头，高高矮矮，现在东倒西歪，无人打理，倒是草木长得葳蕤，像没人看管的一群野孩子，天性就爱争斗抢打。”他也打心眼里叹服：“不得不承认，曾祖父盖老屋时花了心思，它看似普通，但与村里其它建筑有着显明之别。我后来才知道，他是模仿湖滨教会学校的牧师楼，做了中式风格处理。”这不经意的“中西合璧”，显然也意味深长。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从“曾祖父”那代开始，中与西就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各有所长的。
老房子、老巷子，既是具体的事物，也是都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它是祖祖辈辈生活的根，也是乡村传统的物化。对新事物、新观念的接受和对新生活的向往，并不意味着将过去全部抛弃或推倒重来。这些意象是带着讲述者的观念一起来到我们阅读感受中的。小说最后那条“游弋的龙舟”，既是中国性的象征，也是一种对未来的祈祷。
当然，《龙舟》毕竟不是一篇讨论“传统与现代”的论文，我们也不必从小说的表达中论争沈念究竟意属传统还是现代。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沈念的《龙舟》在同类题材中，究竟有怎样新的审美经验，这才是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