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立 文学的“中国性”
2024年3月，《地火行天：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2011-2020）》（上下册）出版，该书分不同主题，精选了中国科幻迅速崛起十年间中国科幻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科幻研究进展进行系统观照和把握，体现了中国科幻研究的前沿发展水平。本报特邀科幻学者吴岩、姜振宇与本书主编李广益围绕相关内容展开对谈。
——编 者
看不见的世界是怎样被看见的
吴 岩：科幻本身有自己的发展过程。现在仿佛大家都认为2010年复旦大学“新世纪十年文学：现状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中国科幻研究爆发的原点，但事实上，这次会议只不过是让人们“看见”了曾经不太“被看见”的科幻人与科幻创作。在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学者加入科幻研究队伍，这些研究构成了《地火行天》这部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部书的目录把2010年之后中国科幻研究涉及的各个领域和参与其中的各个领域的专家都呈现出来了，这种厚重感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科幻研究的真实状态。
李广益：从史实和史料来看，王德威在20世纪90年代写《被压抑的现代性》时就有一章论及科幻了；陈平原早前也讨论过“飞车”；陈思和也在20世纪90年代就关注到台湾科幻和银河奖。可能对科幻的大规模关注确实在2010年之后，这也是《地火行天》要展现的情况；但在此之前，科幻界内部一直在开展对科幻的讨论与研究，2010年复旦大学的会议当然有影响，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三体》“出圈”。如果说《地火行天》是对十年来中国科幻研究的“检阅”，那从这套书中可以看到怎样的风貌？
姜振宇：谈到科幻研究，我首先想到的是吴岩老师早先主编的《科幻理论的未来版图》。这本书在更大的社会语境内来定位科幻研究与科幻。而《地火行天》则是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学术框架内对十年来科幻研究的纵览，与前者形成了呼应。《地火行天》的选文和排布，基本上回应了一个科幻研究者想要进入科幻学术领域时必然会面对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其中的“中国立场”，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科幻学者的思路。这里涉及吴岩老师反复提及的学术现状：长期以来，我们的研究力量在很多时候都是被“浪费”了的。很多科幻迷、包括青年学者，由于没有充分掌握文献，在进入科幻研究领域时总会讨论一些其实已经被前人无数次讨论的问题。我觉得《地火行天》这套书在编排时，在提供研究指南和文献支撑方面，是有野心在的。
典范研究的典范价值
吴 岩：如果从《地火行天》里再精选几篇研究文章，你们会选哪些？国内的科幻研究我挑选了三篇，其一是《科幻“软硬之分”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局限》，其二是《中国电王：科学、技术与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另外还有夏笳的《铁笼、破壁与希望的维度——试论刘慈欣科幻创作中的“惊奇感美学”》。国外的科幻研究我挑选了两篇：其一是上原香的《论顾均正对美国科幻的吸收融合——以〈在北极底下〉为例》，这种实证的路数非常好；其二是裴尼柯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试论一个文类的翻译》，这是讨论翻译问题非常深入的一篇。
姜振宇：看目录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让我来选，我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我关心什么？第一，我关心“人”。所以我会选择王洪喆的《冷战的孩子——刘慈欣的战略文学密码》。他在这篇当中思考刘慈欣是如何“产生”的，刘慈欣为何会想到这些问题，这些关涉一个作家的生命经验与时代环境的共振。其次，在科幻概念研究方面，我会选择自己的《科幻“软硬之分”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局限》，这篇文章尝试梳理科幻的“软硬之分”产生的历史脉络。最后是在科幻美学原理方面，我会选择夏笳的《铁笼、破壁与希望的维度》。国外的科幻研究，我会选择裴尼柯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和贺可嘉的《“狂人”与“铁屋”：鲁迅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
李广益：我的标准，其一是学理，其二是行文是否酣畅淋漓、浑然一体。在此标准下，我的选择也是夏笳的《铁笼、破壁与希望的维度》。还有江晓原、穆蕴秋的《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科幻当然可以是一种类型文学，除此之外科幻还可以是一种思维方式，它可能会渗透各种艺术形式乃至思维过程。这篇算是中国科幻研究对世界科幻研究的贡献，它提供了科幻研究的新面向，把一些根本想不到要从科幻的角度去讨论的话题引入科幻研究范畴里。国外的科幻研究，我选贺可嘉和裴尼柯的两篇，后者论题宏大，论述比较客观中正，符合欧洲学界做中国科幻研究的范式，即将科幻放置在整个中国的文化战略中加以考量。
姜振宇：关于科幻史论，我们更多时候是在科学逻辑和科幻文化逻辑内来谈科幻的。从文学研究的视野来看，我认为刘为民的《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是很重要的，虽然并不在这部书中。作为一种历史存在，是否有一个文类内外共同的研究视野来分析科幻，而不仅仅是将其视作一种文学活动。比如，鲁迅为什么放弃科幻？为什么鸳鸯蝴蝶派就是没有生发出历史的新可能？有些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这也是值得讨论思考的方向。
科幻“冷热点”之辨
吴 岩：《地火行天》展现了十年来中国科幻研究的若干热点。某些热点的出现是水到渠成的，但并非所有热点都是如此。
李广益：比如“晚清的世界想象”“‘过去’与‘未来’”，这些都是在中国科幻研究发展不同阶段涌现出的一些有价值的命题。晚清科幻研究前期基础比较好，有一些知名学者写了质量上乘且有影响力的文章，吸引了后来者。另外，叶永烈、武田雅哉、林健群等学者持续推进的资料积累工作，也为后续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史料基础。因此晚清科幻研究的平均质量就会相对高一些。
吴 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应当肯定晚清研究是近十年里有很大进展的领域，包括《中国科幻文学大系·晚清卷》，这些成果都是非常可喜的。
李广益：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科幻研究。回到1980年代讨论未来学的历史现场很重要。因为讨论1980年代大量的泛科幻文化，比如《飞碟探索》《奥秘》和特异功能、未来学、“三论”，这些是很难放在单纯的科幻文学语境里去谈的。科幻可以是一个引子、一个出发点，它向我们揭示问题之所在，我们完全可以从科幻出发去处理更大的问题。我认为，科幻研究恰恰是要通过科幻文学，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有效处理大家都关注的关键问题。还有“后人类”研究。为什么选王峰《后人类状况与文学理论新变》这一篇？因为他这一篇将后人类理论的脉络讲得比较透彻，并且没有完全被西方的问题意识牵着走，其中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批评姿态。吴岩老师也谈到，在使用西方理论时，我们不能陷入其中；相反，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在地的经验去修正、挑战乃至推翻这个理论，来完成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理论建构。
李广益：这两年对科幻诗的关注也是逐渐上升。在文学视野内部，科幻不止小说这一种形态，科幻诗，包括科幻戏剧《云身》，都提示我们科幻是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形态。还有科幻翻译的话题，裴尼柯的研究和潘少瑜《世纪末的忧郁：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的翻译旅程》的研究方式就很不一样。潘少瑜走的是实证路线，但可能太过“实证”，没有充分展现科幻文类在译介过程中散发出的文化能量。不过，潘少瑜的研究路数其实难度很高，所以还是很有价值的。总之，“现实与真实”未来应该会是持续的理论热点。
吴 岩：郁旭映《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疾病与医疗书写》选择的切入点挺好的。因为“十七年”科幻大家总觉得做不出什么东西，但她以这个视角切入就挺有启发性的。
姜振宇：这些话题都是有很大挖掘空间，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等等，都应该被纳入思考的视野。今天看来，“中国性”可讲的东西太多，但是边界又太模糊。
未完的旅程和未来的道路
吴 岩：最近几年值得关注的研究新动向，比如徐新建的科幻人类学出了不少成果，还有黄鸣奋的科幻影像研究。另外，三丰做了一些科幻考古，也非常有价值。三丰早前在《科幻导论》里写了有关科幻如何激发科技创新的一章，这种关于科幻应用方面的研究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方向。
李广益：还有未来定义权。“未来定义权”直接启发了我自己对未来主义的一些思考。另外，作家研究里能立得住的还不多，未来会不会有新的作家研究出现？比如科幻法学方向的研究者，对王晋康的作品就颇有兴趣。因为王晋康的写作很多都会从生物、伦理的角度展开，很多讨论后人类的文章都会以王晋康“后人类四部曲”为对象。前几年，我和研究生在课上重读王晋康1990年代写的《生死平衡》，很有感触。王晋康这类就是需要被“重新发现”的作家。王晋康的有些文本是十足的症候性文本。
姜振宇：像王晋康这样纯理工科背景的科幻作家来讨论伦理问题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姿态：即切入问题思路往往“简单粗暴”，但其中又有一些新的东西会出现。他提供了一个不具备理工科背景的人无法写出的感觉。此外，我觉得对刘慈欣的作家作品论研究不够，尤其是《三体》和《流浪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本。其实刘慈欣有很多自己的习惯性写法，从文学角度也是可以再讨论。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作者，比如宝树、顾适、刘洋、程婧波等等。
李广益：还有网络科幻。目前网络科幻作为一个整体值得深入讨论。但作为个体的网络科幻作家，就要看作者能否保持长期的探索了。其实刘慈欣和科幻界的关系也是很有趣的：一方面是刘慈欣备受瞩目，另一方面却是刘慈欣之后，鲜有后来者。以前我们认为，刘洋和七月可能会是大刘之后值得期待的科幻作家。七月和刘慈欣的差异在于，刘慈欣有生产一线的经验，七月则更像是有小镇生活经验的大都会科幻作家，这注定了二者的差异。另外严曦比较特别，《造神年代》确实是中国科幻的一个重要收获。
姜振宇：近年来还有一个问题正在浮现，就是“实践”的研究。科幻产业研究、包括科幻教育，这些不仅仅是文类，更是一种文化存在实体。产业研究或年度产值统计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研究，真正要做好是需要手把手地调研的。这类研究在最近三五年里迅速成为某种集体风潮。这是在上一个十年尚未进入视野中心的新动向。
吴 岩：还有针对《科幻世界》的学术研究。
姜振宇：当我们研究《科幻世界》，就要研究杂志背后更深层次的存在方式。如果仅仅把它归结为理想主义或者科幻迷的热情，就会陷入自我感动。理想主义的情怀要不要有？当然要有，口述史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但更要注重文化研究的文化逻辑。中国科幻如何发展到今天？过去从文学文类或文化内部的视角分析，受制于研究传统，难以分析其中的商业逻辑和文化产业的背景。
李广益：这里可能需要类似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说到底，就是要讲清楚刊物-作者-读者/科幻迷之间复杂的耦合关系，以及这个共同体是如何演变的。这对理解1990年代到“三体”爆火这一段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三体”爆火之后，更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科幻圈，单一圈层的研究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科幻的复杂性了。
李广益：需要回到历史语境里进一步考察。口述史就像前辈留下的藏宝图，但是这个藏宝图里面很多地方有暗道、有机关，你要小心。口述史只是材料，很重要，但如何才能用好，研究者必须自己先做独立的资料准备，将各类材料汇集到一处，并保持必要的批判、审视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历史的现场感和有分寸的同情心。另外，我还想谈到的是，以《中国轨道号》为代表的一些作品提示我们，可能过去无法很好处理的历史经验，可以放在科幻进行处理。很多我们今天看来没有现实感的事物，是否可能将其放入想象的维度里重新考察。
姜振宇：未来数字人文是一个可能的方向，但数字人文毕竟还是以文本为核心，而不是以“人”为核心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还是欠缺调查的支撑。
李广益：我们还要多鼓励非西方的海外科幻研究者参与中国科幻研究，这将造成重要的变化。借“三体”的东风，我们和很多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科幻圈人士发生了关联。以后可以进一步推进这种交流。我们一定要建立一种直接的交流渠道，破除西方式的滤镜。
姜振宇：这是一个逐步确立我们的中国性、在地性和世界视野的过程。
吴 岩：将来还得把新世纪前十年的科幻研究再做一做。
李广益：对，涉及科幻亚文化、科幻迷群体成长以后向社会各界的转化，特别是其中一批人成为科技创新的弄潮儿。从科幻迷到科技从业者的身份转换问题，以后也可以着手研究。
（吴岩系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李广益系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振宇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