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小说理论述评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21。

　　在一部全面总结中国古代词创作与理论成就的精心构作里，王国维标举两位小说家为“客观诗人”的代表，不能不说明:“阅世”与小说创作的关系殊为密切。为什么?因为小说是叙事文学的代表性体裁。而叙事“所需之时长而其所取之材料富，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22此处“有暇日者”不仅是对小说创作锻造作品的时间要求，更重要的是对小说创作深入生活的要求。所谓“博见以为馈贫之粮”，23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实践，创作就不可能丰富而又富于变化，也就不可能对生活有深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样的说法在小说创作中得到最典型的例证。

　　相反，“主观的诗人”主要操持的是抒情这种表达方式，他们的创作常常可以是灵光一现，信笔而就。所以王国维说：“抒情之诗人不待专门之诗人而后能之也。”24对他们强调阅世有些奢侈。这里很值得我们注意：王国维并没有把阅世说强加给所有的作家。这与后世许多理论家笼统强调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很不一样。他把“诗人”(作家)分为“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小说家彰显为客观诗人之代表，小说创作与阅世说的亲密关系自然最为抢眼了。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王国维的阅世观念比前人乃至今人都要宽泛些。他说：“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25王夫之主张：“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26看来，这“门限”在王国维那里被挪开了。可惜后来在机械解读“实践出真知”的时候，我们又自己画地为牢。于是知识分子都要上山下乡才能写出伟大作品了。诚然，“铁门限”自有它朴素的道理。但是阅世者如果拘泥于自己的所历所见，那终其一生也只能是观沧海之一栗，哪里来的“解脱”与“超越”呢?特别是小说创作表现的社会生活面广时长，区区百年、渺渺一身所历所见哪里够用呢?所以，当我们说“阅世”就是作家的社会实践时，这个“实践”应该是个广义的概念，这个“作家”首先就有小说家。

　　当然，我们不会忘记王国维还提出小说家应该是有“天才”的。先是评《红楼梦》时他说：“自非天才，岂易及此”;后在《文学小言》中又说小说创作“非天才而又有暇日者不能此”。无庸置疑，其天才说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有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成分的。不过联系《红楼梦评论》第五章，我们不难体会到：王国维提出天才说很大一部分是不满当时红学考据派、索隐派对《红楼梦》所做的机械解读而发的。他指出：“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所以读《红楼梦》时不能机械比照考证，而应该超越文本把握其精神价值。同时，他又指出：“善于观物者，能就个人之事实，而发现人类全体之性质。”这句话提示了一个评价天才的标准：能将形而下个人之事实抽象到形而上全体之性质。实际上是指示了一条通达创作化境的坚实道路——美的标准或许是先验的，美的实现道路却可能是现实的。它深深扎根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就看你能不能去体验、感悟、升华它了。此其一。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