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小说理论述评

但是，文学属于天下最神圣、最尊贵的东西。因为文学家追求的是“万世之真理”，给予人类的是千载的满足与慰籍。遗憾的是，“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诣。”16所以世不知贵且加贬的根源：“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17“听命于众”目的为的是哺啜。而在王国维看来当文学听命于哺啜，听命于众人而不是引领众人由苦痛走向解脱的时候，就是文学的堕落。所以，小说家、戏曲家们要做就应该做“专门之文学家”就应该对文学创作有一种虔诚与执着。

　　此外，光有对文学创作的忠实是不够的，小说家还应该对生活有同样的忠实。王国维说：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幸，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18

　　这段话由小说人物形象的评价入手提出：“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王国维认为，张生的“奸非”、宋江的“横暴”都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张生的“薄幸”、宋江的“阴险”为什么就不可饶恕了呢?如果从单纯的道德评判的角度来看，“奸非”、“横暴”也好，“薄幸”、“阴险”也罢，都是可恶可恨的。不过，王国维手持的是一个“忠实”的筛子。“奸非”、“横暴”尽管可恶,然而它们真实展露了自己做为人性恶的丑陋，所以，王国维放过了它们。“薄幸”、“阴险”明明很歹毒，却往往装出温文尔雅、道貌岸然，假语惺惺，所以，王国维揪住不放。他告诫小说家们：“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就是说，小说创作可以本于对生活的忠实而创作出一些难登大雅的“艳词”，却不可态度轻薄，而又故作庄严。

　　《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论述了一种名之为“眩惑”的文艺现象。称它跟优美、壮美两种美的基本形态相反，并举例：“如粔籹蜜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昉、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柬》，《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赝《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所以子云有‘靡靡’之诮，法秀有‘绮语’之诃”。就王国维所举的例子来看，这种“讽一而劝百”的东西显然就是它他后来所贬斥的“儇薄语”，甚至算不上“艳词”。它“使吾人自纯粹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吾人欲以眩惑之快乐，医人世之苦痛，是犹欲航断港而入海，入幽谷而求明，岂徒无益，而又增之。”19应该说，王国维之忠实说既有“人人之所同”之形而下的依据，也有医人世之苦痛的形而上诉求。论述在今天看来有些粗糙，但是观点是相当明确、有力的——欲助人于苦痛中解脱，小说创作的态度就非忠实不可。

　　诚然，对文学的忠实、对生活的忠实是艰难的。像中国古代的小说家，操持一种边缘性的文学体裁，其努力要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更是艰难。如《红楼梦》，作者不敢自署其名，又遭遇冷淡二百余年即是明证。但是，忠实是有价值的。它让小说家深深嵌入生活与文学之中。立苦痛与艰难之绝地，见人所未见，思人所未思，发人之所未发。非如此，就不能够“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20总之，在王国维看来，抱执“苦痛—解脱”的信念，小说创作就必须忠实于文学，忠实于生活。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