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水》：女性书写的情感结构与情动叙事
在当代乡土文学中，马金莲的小说以西北乡村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绘而著称。她的文字深入西北乡村的核心家庭，围绕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井然有序地展现20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西北乡村生活的发展变化。但熟悉马金莲小说的读者也会发现，她的小说有着别样的女性情感生活，这并不是指一般作家常涉及的男女婚恋及家庭题材，也不是女作家围绕女性欲望表达的个人化写作，而是女性在家庭内外所建立的与其他女性之间、人与食物动植物之间的情感结构与情动叙事。
从女性情感书写角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庐隐、萧红、丁玲、张爱玲、冰心、张洁、王安忆、林白、迟子建等女性作家，在女性情感叙事上有着多种主题如姐妹情谊、阶级斗争、抗日救国、传统文化、个人欲望等，但主要围绕爱情婚姻和家国意识展开，与时代变故和社会问题结合紧密。马金莲的女性情感写作聚焦乡村日常生活中的饮食作息，在家庭劳作中呈现乡村女性之间的浓厚亲情友情——她们的情感生活丰富细腻且波澜起伏，在乡村劳动与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和作用。用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来概括的话，马金莲小说的情感结构饱含着西北乡村女性的劳动生活和情感经验，颇具当代情感实践的阶层与性别意识，其语言表述也因此生气活泼，有着乡村劳动女性的语调情态。人文科学在20世纪后期发生了所谓“情感转向”，由肇始于语言学转向的20世纪前期的话语形式分析，转向到20世纪后期话语的实践性研究，文化唯物主义、拉康精神分析、福柯话语理论与德勒兹情动理论等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情感实践的话语结构与运行机制。这种情感实践既包括意识层面的情感，也涵盖非意识层面的情动。从情感理论的角度来看，马金莲所书写的女性情感互动不仅凸显了情感劳动在乡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还是当代女性写作的一种情动政治实践。马金莲的短篇小说新作《一碗水》，就呈现出其女性情感书写的情感结构及情动叙事特点。
《一碗水》写的是乡村最常见的走亲戚。由于祖黛外祖母有两次婚姻，祖黛家的亲戚们规模庞大，亲戚们的平日走动对祖黛家形成不小的经济压力，从孩子的视角更是礼节繁琐、应对枯燥。然而一碗水的亲戚不一样，来自一碗水的碎姨娘和碎姨父总是受到祖黛们的期待和欢迎，原因在于碎姨娘的风衣口袋里，总能掏出孩子们喜爱的零食，这是碎姨娘宠爱孩子们的方式。但其实祖黛妈对碎姨娘更好，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从吃食到衣物，每次都大包小包地让他们带回去，有意帮衬妹妹；对妹妹的婚事，她也总是唏嘘不已，觉得妹妹嫁到一碗水的穷人家，放弃了更好的端公家饭碗的人。随着祖黛妈对一碗水亲戚的唠叨怨念，碎姨妈的家庭秘密也成了祖黛和姐姐讨论的话题，祖黛甚至梦见碎姨妈的两个孩子从自己眼前跑过。祖黛上初一那年，碎姨娘和碎姨父再一次走亲戚时，碎姨父艰难地给自行车打气的窘态，似乎印证了祖黛妈之前对妹妹婚姻的抱怨。秋收时，祖黛妈听说了碎姨妈一家搬到新疆的消息。之后的岁月，她对妹妹的抱怨终于转为思念。多年后，她们姐妹才再次联系上。
小说从故事角度来说比较平淡，真正动人的也并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一碗水》中的姐妹感情，且凭着小孩子祖黛的眼光，显得分外珍贵。马金莲对女性情感的书写已然形成特色，从《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母亲和她的第一个连手》到《亲爱的人们》，小说都立足于家庭日常的劳动场景，从做酸菜到打荷包蛋、蒸馍馍，女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家务劳动中。这种劳动生活中的情感结构有其特殊的女性经验和心理。传统乡村社会的走亲戚主要是亲属家庭间的走动，亲戚上门往往是家里的女性最忙碌的时刻，但农业社会中男性是一家之主，故少有作品从正面描述家务劳动中的女性。尹学芸的《李海叔叔》也是从孩子视角来讲述走亲戚的故事，却是以男性为主的家庭之间的走亲戚，两个相距甚远的非血缘乡村家庭由于男人们的结拜而成为亲人，他们在艰难生活中互相扶持，或者说更多地是“我”家对李海叔叔家多年的慷慨付出。当这种社会关系最终显露出其算计欺瞒虚伪的底色，互为镜像的两个家庭的情感联系终归破碎，凸显出匮乏时代人们的精神与物质需求。不得不承认，《李海叔叔》小说延续的是明代四大奇书以来的男人们围绕“义”的社会性情感关联，呈现的是男权社会的男性情感结构，以及男人们情感关系的建立与崩塌。当代女作家也通常以男性情感结构作为首要的熟悉对象，当代文学中一些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有着明显的男性情感结构，其原因也许与莎剧时代女角只能由男性扮演相似。甚至，当一位女作家摆脱女性题材时，当代评论家们通常纷纷叫好，赞美她终于从单调狭隘的女性题材走向了宏阔丰富的社会题材，所谓从个人走向了社会，殊不知也可能是女作家对女性问题的认知不足，不得不以传统男性视角到社会问题中寻找新题材。即使是文青题材——这应该是男女作家最为相似的起步阶段，男女文青也有着明显的取材差异。女文青往往历数青年时期的爱情挫折苦痛且难以自拔，如林白早期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而男文青的当代标杆是路内的《雾行者》，是作为江湖儿女的男文青纵横四方的底层社会历险故事。这也说明，女性确有着独特的情感结构需要辨析和思考，女作家在这方面还远未穷尽，不管是范围、机制还是深度。
《一碗水》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为背景，描述一个物质匮乏年代的走亲戚。碎姨妈是马金莲小说中常见的家里最小且最叛逆的女性形象。她不考虑社会生活的世俗标准，为了感情而嫁给了一碗水这个穷村落的有舍子，在小说所描绘的年代，这样的乡村女性并不多见。小说以祖黛的孩子视角来渲染穗穗姨妈走亲戚的风采，碎姨妈和碎姨父每年两次来祖黛家走亲戚，是祖黛妈最为重视的亲戚。身为姐姐的祖黛妈包容妹妹的特立独行，克服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来自奶奶的压力，努力攒下粮食、衣物和钱，接济妹妹一家。从奶奶和祖黛等人的角度来看，这是祖黛妈主动挑起另一份重担；而从祖黛妈的角度，这只是承袭了前辈们的责任，所谓“墓里愁”，是想象中的已躺在地下的长辈们的牵挂，使得她不得不担负起照顾亲人的职责。这种共情能力无疑是女性的情感特点。在马金莲其他小说中，女性的共情能力不仅见于家庭中亲人之间，比如姐妹姐弟、母子母女之间，也发生在女性与“连手”（闺蜜），以及与邻居女人之间。她们通过聊天分享对方生活中的所思所念，甚至马上能猜想到对方的想法，远比亲人之间还要默契。这种女性情感上的默契在马金莲小说里随处可见，在推动叙事进程上起到重要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女性间的共情构成了马金莲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的特色。
确切地说，这种共情并不仅仅发生在女性之间，甚至不是在人与人之间，而波及人与物的网络联系。这就不得不提到情动，在哲学史上，情动来自斯宾诺莎、德勒兹、马苏米对情感的研究，意味着未进入意识和语言的情感的自主流动与主体间互动。马金莲小说中女性与食物、动植物之间的共情所形成的情动叙事，可以说是其小说叙事手法上最为独特之处。《一碗水》来自这种情动的生产和生成。从小说名称“一碗水”说起，这个地名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整篇小说都没描述和解释，它在小说中就是实在界，是碎姨妈和姨父的家庭与秘密所在。小说止步于这个村庄之外，从情动来看，这似乎意味着一种在世俗与真相之间微妙的情感平衡。小说极尽所能描绘世俗生活里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感触互动，很多互动超过了意识和语言所能到达的边界，陷入到人与万物间的情动网络中。小说中的时间总是在乡间劳动与吃食中轮回，比如“春天草儿发芽的时候，祖黛们在地里挖辣辣吃，碎姨娘来了，祖黛们每个人分了一大把水果糖，就再也看不上吃辣辣了。一直到秋天割荞麦挖洋芋的时节，他们才会再次出现”。女人的形态也总和粮食连在一起，如“祖黛碎姨娘是哪种穗子呢？祖黛觉得应该是谷穗，单溜溜的一根儿，一个劲儿往上长，高到不能再高的时候，就弯下来，像个问号一样，低头望着大地”。家里的气氛和食物一样可触可尝，如“祖黛家的气氛香甜得连空气里都浮动着浓郁的蜜，伸舌头舔一口试试，保证让你沉醉”。而食物也毫无疑问衬托着家里的气氛，如“一封花生一封饼干，团结友爱地并排站着，站出亲戚来了该有的喜庆”。女性的闲聊在马金莲小说中极其生动且重要，如《一碗水》里的祖黛与姐姐八卦碎姨娘家的孩子时，“祖黛发现姐像个上了年岁的老婆子，她老迈而沧桑，自然而然地就发表起人生的慨叹来。这慨叹里包含有不容人质疑的真理”。女性间的聊天既揭示秘密，也掩藏秘密，姐姐的形象在其中变幻莫测，好像成了陌生人。闲聊也是德勒兹意义上的情动和逃逸，它的异质性也许能带来女性主义视角下性别主体的解域化。《一碗水》的情动叙事将人与万物的联系置于一切观念之前，人为的界限消弭，人与万物亲密无间，小说的语言因此敏捷、机智而朴素。
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比如萧红、丁玲、张爱玲、林白、王安忆等，也不乏细腻生动的情动叙事，如萧红的《生死场》、王安忆的《长恨歌》等小说在情动叙事上各具特色，但往往将人物的情感结构导向更明确的抗日情怀和家国意识。秦晖在《个人主义的“回旋镖”》中围绕女性权利，曾梳理过现代个人主义话语的衍变及其出人意料的结果。比较而言，张爱玲、林白、张洁、林奕含等作家笔下的情动叙事更为自由，但女性主体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在传统婚恋情感中，她们所摧毁的对象几乎就等同于自身。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17年引爆全球的MeToo运动以来，伴随社交媒体上的女性反骚扰运动的兴起，影视和新媒体上的女性觉醒与自我赋权故事如火如荼。同受到女性主义理论影响的文学影视和视频博主相比较，马金莲的小说并非是女性主义写作，其性别意识相对比较传统，但是她的小说所体现的女性情感结构和情动叙事却充满生机和力量，可以看作是当代底层女性的情动写作，是当代中国底层女性觉醒运动的一部分。
